百花之洲打一中国城市名(遍地鲜花打一城市)

维舟 | 文

释“天府”

应用到政治理念中，这便是一种“贡赋经济学”：一个国君如果想要成就帝王霸业，那就必须以赢得战争胜利为目的，借助官僚机构的力量来有效地调配各地的生产活动和人力物力。这接近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谋制”（Machenschaft），也就是迫使自己所统治的地域、人民顺从管理的需要，乖乖地交出我们想要从他们那儿得到的东西。在这类关系中，能量不是经过播种、照料后，最终被收获，而是被解锁和转换后，以某种不同的形式存储起来，等待着被分配出去。海德格尔话语中隐含的军事意象与中国传统理念很契合：“一切都被命令要处于待命状态，要立即就可以使用，事实上，就让它站在那里，好能随时等待进一步的命令。”

鲁西奇认为，冀朝鼎的这一观点深受当时地缘政治学说的影响，如果根据麦金德“地理枢纽”的观点，也可以将冀朝鼎的观点浓缩如下：“谁控制关中，谁就能控制中原；谁控制中原，谁就能控制中华帝国。”由此，他主张中国历史上有“受到王朝特别重视，据之即足以控制全国的特殊地区”，即“核心区”，但他将这一原本经济地理学的概念扩展为如下要素：1）应是兵甲所出之区，2）应是财赋所聚之都，3）应是人才所萃之地，4）应为正统所寄之望。不过，鲁西奇还遗漏了一点，即这一核心区在地势上的险固。葛兆光在引述其观点后认为，这样一个核心区其实就是上古的“中国”——“中国”一词最原初的含义，本来就是指一块能奠定政治基业的核心区。“核心区”与“天下之中”的概念其实都可用英文heartland来表达。

历史上的“天府之国”

明初朱元璋原拟定都关中，终因当地数百年来残破不堪，最终选择建都于南京，靖难之役后，永乐帝又迁都北京。在议论迁都之时，群臣已明其意，纷纷将北京形容为适合控引天下之地：“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此类形容，明清两代出现极多。值得注意的是，其实早在元代就已出现，如杨维桢《重建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诗》：“朔方圣人启中天，天府之国宅幽燕。”并且，即便在明清两代，仍有许多人在抒发怀古之思时，将关中视为天府，如明人薛蕙《长安道》一诗起首第一句便是：“神州应东井，天府擅西秦。”明末清初钱谦益《南征吟小引》则谓：“今长安关河四塞，自古帝王之州。”甚至朝鲜人也深知这一点，14世纪朝鲜词人李齐贤有《木兰花慢·长安怀古》：“望千里金城，一区天府，气势清雄。”

明清虽建都于北京，关中残破，但始终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关中就控驭天下形势而言是最佳建都之地。明末林时对《荷牐丛谈·论京都形势》就认为定都北京虽比洛阳、开封好，但不如西周、西汉之定都关中：“本朝之燕都也，盖与古不同，稍难于周汉而大胜于东汉赵宋矣。夫周汉建都西北，地资建瓴之险、人藉风气之劲，天下莫之竞焉，东汉宅雒已失全势。”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想法，明末大儒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主张，明代危亡，都是因为“建都失算”，他认为金陵是最佳定都之地，理由是形势已变，当时关中人才、经济皆不如金陵，但在他心目中，除去金陵之外也就数关中最适合建都了。但清初的历史地理学者顾祖禹却明确主张关中是最佳建都之地：“人亦有言：‘建都之地，关中为上，洛阳次之，燕都又次之’……‘然则当去燕京而都金陵乎？’曰：‘金陵可为创业之地，而非守成之地也’……‘然则建都者，当何如？’曰：‘法成周而绍汉唐，吾知其必在关中矣。’”（《读史方舆纪要·北直方舆纪要序》）

这个信念直至晚清都一直有人主张。1851年，太平天国起兵后攻占永安，有道州举人胡孝先求见洪秀全，而他提出的建议便是：“关中天府之国，周秦之所以兴，欲争天下，必先取咸阳，然后出山右，定燕蓟，天下可传檄定也。”（罗惇曧《太平天国战记》）其时列强进逼，尤其是在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攻破之后，很多士人意识到北京的脆弱性，于是许多人再度提出关中才是最适合的建都之地。这些人的立论往往带有战国时期策士的影子，多从天下形势着眼，如1890年汤震著《危言》自序的第一句以“吾欲为策士”来献议，开篇第一卷“迁鼎”，起首便说：“未有三面临边，一面制敌，而足以控引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者”，他认为，虽然北京“内外蒙古依我肘腋，资我卵翼，踞三关、包渤海，此非所谓天府欤”，但现在已不适合建都，长安更适合：“长安，山河四塞，崤函重关，晋豫翼其左，疆陇蔽其右，俯瞷宛洛，前控襄邓，旁襟黔蜀。”

这差不多也是西安、关中被视为适合建都的“天府之国”的最后辉煌，在那之后，随着近代形势的急剧变化，很少人再去从历史典籍中去理解“天下形势”，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对传统理念的隔阂也日深一日，甚至连“天府”本身的含义也出现了相当大的变化，其结果是，很少人还记得关中曾是“天府之国”，这个称号似乎变成了四川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