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曾说过：“财政是制度变迁的核心动力”。改革进入下半场后，发展的基本逻辑跟着改变，共同富裕、碳中和将成为两条主线。（参见《限电限产，是暂时的还是未来常态？》《市场速评】基本国策已变？基本是胡扯！》）税收政策如何改，在下半场将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这不，2022年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取消个人独资、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财政部、税务总局2021年12月31日发布的《关于权益性投资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公告》，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提到，持有股权、股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等权益性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一律适用查账征收方式计征个人所得税。
这个税改政策算不上什么惊涛骇浪，充其量是打补丁。如果提到尚未冷却的“薇娅偷逃税被罚13.41亿”这一热点新闻，就不难理解这个政策了。因为有一些高收入个体户如影视、网络直播经营行业从业人员，往往通过开设独资合伙企业，并利用核定征收的方式偷逃税款。所以这个新政，只是在征管上从严、堵漏洞而已。实际上早在2021年1月，上海就已发文取消个人独资企业核定征收了。
看起来是政策上的一个小补丁，当然会冲击到很多领域。有自媒体说“从今天开查账始，税务筹划这个行业已经不存在了。从今天开始，所有明星、艺人、网红的收入将全额纳税，所有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将全额纳税，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减持将全额纳税，所有炒房客的收入将计算全额纳税……2022年，豪宅市场、豪车市场、奢侈品市场、收藏品市场，将全军覆没。”那是耸人听闻了。
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里，综合所得包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一般叫做劳动性质个人的所得。而劳动性质的所得，目前使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到45%，但是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经营所得，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所得税率，最高为35%。对于包括股权转让所得在内的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这样对比下个人来，劳动所得的税要比资本所得更重，这既不利于提高劳动所得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所以在未来的分配调整中，肯定要让资本少拿一点，让劳动多得拿一点。这也是“占领华尔街”后美国也想干的事。
第一刀之后，当然还会有第二刀、第三刀……下面的手术将割向哪里？不妨在此作个预判。
首先看如何看哪些领域会加税。除了明星、网红所得税这些群体，互联网巨头也将面临加税的压力。重点软件企业享受较低税率的优惠政策将逐步取消，比如阿里巴巴的企业所得税率将由8%左右增加到20%以上。被斥为“精神鸦片”和新型“毒品”的网络游戏行业，过去作为软件服务业享受税收优惠，未来也将向传统行业适度看齐。花旗甚至预测，腾讯实际税率若提高至25%，公司的收益将下滑超过9%。
其次再看看哪些会减税。2012年以来，税制改革倾向于扶持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营改增查账”及税率简化就是这个逻辑下的措施征收。为实体经济减负、为先进制造业减税，仍应是未来一段时期的主基调。
现行的复合税制包括5大税类19个税种，高度依赖间接个人所得税税是我国税收机制的重要特点。2019年，我国包括流转税、资源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在内间接税在总税收中占60%，其中流转税占全国总税收收入的一半左右。现行的增值税税率分13%、9%和6%三档，其中制造业的税率最高（13%），高于大部分以制造业为经营所经济支柱的亚洲国家。例如，日本几番上调后增值税率仍为10%。经济学家林采宜认为，要实现 “中国制造2025”制作强国目标，进一步降低制造业的税率势在必行。此外，原料矿石开采企业税收成本下降和交通运输产业的税收负担减轻，对于降低整个制造业乃至服务业的成本压力都有不同程度的裨益。
第三，也是最重要、最令民众关心的，是税种的方法结构性改革，比如房地产税。从具体税种来看，未征收来中国在二次分配税收领域的政策主要在直接税体系内、沿所得税和财产税两条主线开展。前者主要针对增量财富；后者主要针对存量财富。现阶段开展的主要方式将是房地产税试点，未来还会出台遗产税政策。财政部部长撰文指出，“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房地产税试点，极有可能从上面的热点城市中产生。
这也符合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发达经济体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政府在再分配过程中调节力度较大，其中美国2018年政府收入税占可支配收入比重高达11%，德国为13%。美国有其特殊性，是小政府，政府收入占比较低，但其公共开支可通过美债来解决，截止2021年3月美国国债规模已超过28万亿美元。
海外发达国家除了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外，在财产税、资本利得税等领域均有较强的征收力度；日本、芬兰、计算丹麦等在遗产税领域征收征税，打破巨额财富的隔代传递。这些国家对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对高收入群体征收征税、房产税主要针对拥有多套房的家庭征税。
从海外国家经验来看，北欧五国是控制贫富差距的典范，基尼系数均在0.3以下。发达国家中，日、德也较为健康，基尼系数均方法为0.32。上述国家在使用二次分配的手段之前，芬兰、德国等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远超国际公认0.4的“红线”。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后，基尼系数才回落至0.3以下。二次分配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幅度最多可达0.2以上。当然，北欧国家是小国寡民、人均资源丰富，如果照搬它们的政策，也是不现实的。
最后，再说一下“公务员减薪、将过紧日子要求落到实处”的热门话题。之前市场“六如何省一市养全国”、“仅上海有财政盈余”的说法，忽略了财政体制尤其是转移个人所得税支付因素，仅采用地方本级的经营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盈余指标解读各地财政分配格局有失偏颇。
从整体税收来看，中国税收的相对规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经营。贫富差距控制良好的海外国家，税收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基本接近40%，中国仅16%。所得税占GDP的比重更是仅有4.8%，距离上述国家的差距普遍超过10%。
但财政供养庞大冗员，也是不可忽视的。中国历史上存在“官多民少、十羊九牧”的弊病，官僚系统有自我膨胀的内生机制。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便深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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