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棚营业执照照片(私人录音棚)

1957年10月5日，718厂举行盛大的开工典礼。

京城东北，一个名叫“大山子”的地方很是出名。今天的人们知道它，是因为那里有个“798”艺术区。

2007年9月28日，十几位718厂的中德两国建设者照片受邀出席“798艺术区第二届创意节”。他们的出现仿佛使时光倒转，将今天的“798”与昔日的“718”自然而然地勾连起来。

标志性的包豪斯建筑群依然耸立着，它们保留着一个城市的工业记忆；而从718到798的变迁，记录了城市产业调整的轨迹。

重逢

这是一幕奇特的庆典。旧机床嗡嗡嗡嗡地空转，摩擦出的火花替代了焰火。绚烂，而且更富有想象空间。

2007年9月28日的傍晚，酒仙桥路4号大院的空场上，“北京798艺术区第二届艺术节”正在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粗粗细细的工业管道围裹着大院内包豪斯风格的建筑，横亘在半空；艺术工作室五颜六色的喷绘和涂鸦弥漫着自由创作的气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这里就是蜚声海外的“798”艺术区。

来宾当然大多都是艺术界人士。除此之外，还有两位刚刚飞抵中国的德国老人。他们与艺术无关，却与“798”有关。

80岁的多布拉斯一下飞机，第一句话就问接待人员：“我的搭档董贻中还健在吗？”

私人

俩人一见面，多布拉斯就跟董贻中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激动和炽热的情感却不受任何克制，自由地表达出来，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补偿长久的思念。

“你夫人怎么没一起来啊。海穆斯道夫现在什么样了？”

“你家里几个孩子啊，他们都在干什么？”

两个人久别重逢，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半个多世纪前，两人也是如此这般地友爱亲近。那时，先是董贻中被派往东德学习技术，他坐了七天七夜的火车才到达柏林，被送进了海穆斯道夫陶瓷厂。在那里，他结识了“老师”多布拉斯。一年多以后，“老师”也来到北京，负责718三分厂所有原料、配料的化验，成为“学生”的下属。两人自1957年分别后，最近一次见面还是1997年。

如今，当年的小伙子都已垂暮，而他们经常工作的三分厂粉碎原料、配置瓷料的生产楼，也已经变成著名服装设计师马克张的工作室。

半个多世纪前，无论是董贻中还是多布拉斯，谁也不可能想见798今天的模样。

电子“援建”厂

1951年10月底，中苏第二届商务谈判正在莫斯科举行。

中方代表团成员、中央军委通信部器材处副处长郭平欣拿着一份询购单焦灼地徘徊。他带到莫斯科的，是一项苏方无法完成的建设任务。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要建设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需要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援助。这次谈判的目的就是商议苏联援助新中国的重工业建设项目。从苏联引进资金和技术建设重工业的方针，是我国领导人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便确定下来的。

此次被端上谈判桌的议题中，电子工业的建设项目甚为重要。新中国成立时，全中国也只有6个比较像样的有线电和无线电工厂，职工近3000人，旧式机床不到1000台，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几乎为零。于是，在全国第一次电信工业会议上，筹建电子管、无线电元件和交换机生产厂的动议被正式提出来，并很快得到批准，并让郭平欣向莫斯科方面探寻可行性。

结果，援建电子管厂和交换机厂的动议得以顺利通过，电子元件厂却被苏方拒绝，理由说来倒也简单：“援助电子管厂是可以的。至于无线电元件，连我们的工厂都是东德帮着建起来的，你们去请东德帮忙吧。”

苏方代表的话让郭平欣颇为犯难。按理说，东德工业发展水平的确位居世界前列，苏联战后恢复建设也得益于部分东德专家的帮忙。但这样一来，项目就要转而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合作了。这样行吗？郭平欣赶紧向国内请示。

10月29日，中央军委通信部主任兼电信工业局局长王诤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当天，这份报告就被周总理批示给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杨立三，空白处清清楚楚地写着：“同意设立两厂方针，具体设计和布置，待苏联综合设录音棚计组来中国后即与他们计议此事，看是否包括在他们的设计任务之内。……如苏联对无线电零件厂不能承担，亦可至东德一谈。”

周总理的批复立刻转到了莫斯科。有了总理的认可，郭平欣悬着的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

11月初，他拨通了一个叫罗沛霖的人的电话。

罗沛霖

这个罗沛霖当时是电信工业局科技处的处长，经历颇为不凡。

上世纪30年代，罗沛霖就在延安参与创建了边区第一个通讯材料厂。1948年，他在上海交大师兄钱学森的推荐和组织部分资助下，远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进修，获得博士学位。也因为这段交情，罗沛霖在回国时，险些被追查。好在有惊无险。他刚回国，就接到钱三强请他到科学院工作的邀请。不过，罗沛霖还是选择留在了产业界。

在国际长途电话里，郭平欣让罗沛霖赶紧到中国赴东德贸易代表团报到。代表团人数不多，十来位，每人专司一个领域，罗沛霖负责电子仪器方面工作。

2007年，在月坛南街一个安静古朴的小区内，94岁高龄的两院院士罗沛霖静静地坐在书房里。当年的记忆依然鲜活地存留在老人心中。

1951年底，时任东德重工业部部长的齐勒，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远道而来的罗沛霖。“我让无线电远程通信工业局派专人负责这个工作。”齐勒办事干净果断，看过罗沛霖递上的询购单后没两分钟，就布置好了工作。

但接下来的工作远比齐勒的应允要麻烦千百倍。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从模具、动力到生产、检验齐备的大而全工厂。这样的工厂不仅在苏联没有，在东德也没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个厂涉及的产品、技术之多，需要动员全东德无线电工业力量。

第二年的7月，罗沛霖只身一人赴东德谈判、考察，他需要与近50个研究单位和工厂进行接触。陪伴他的人是东德无线电远程通信工业局专家那格勒。

那格勒大罗沛霖几岁。在罗沛霖的回忆里，他为人和善、充满专业精神。第一次见他时，罗沛霖发现，他竟然每天乘坐地铁，从西柏林的家里来东柏林上班。当时东、西柏林尚未隔绝。

考察刚开始，两人带着翻译同行，后来他们直接用英文交谈，连翻译也省了。就这样，在烈日炎炎的7月，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德国人乘着一辆破旧的宝马牌汽车，在东德的十几座城市和近50家工厂、研究所之间往来奔波。

所到之处，罗沛霖都获得了热情、友善的接待。每到一个工厂，厂长和总工都仔细向他解释技术和工艺，分析他的需求。但是，从没有人提过要技术转让费。“技术方面一个钱不要，只收个设备费，也没人讨价还价。一位专家说，‘我们花了10年搞的，你们一天就学会了。’”说这话时，罗老感慨万分。

其实，当时二战刚结束6年，东德也很困难。罗沛霖穿行的城市中，随处可见废墟，到处忙于重建。

德国人尽最大努力，给罗沛霖提供了种类和规格繁多的产品，如果将它们列成清单，数量绝对过万。千挑万选之后，罗沛霖最终确定了引进18家单位的80多项产品，初步核算需要1万4千亿元，后来经过货币改革，按照10000比1的比例折算，需要1亿4千万元。而在当时，10元钱就可以满足一个人一个月的正常开销。

1953年10月，国家计委批准了罗沛霖带回的工厂计划任务书。那个时候，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正式拉开序幕。这个刚刚获批的电子元件厂成为“一五”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大山子

没有名字，这座即将诞生的电子元件厂当时只有一个代码：718。工厂以数字命名，表明这里是军工保密厂。它最终被确定建在北京。按照国家的战略规划，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应该各有一个电子工业中心。苏联已然同意要在成都援建一个小规模的无线电器材联合厂，那么，另一个就要落户北方。恰好，北京按照当时的首都城市发展规划，正欲发展现代工业。多方积极申请下，终于让“718”和苏联援建的“774”（北京电子管厂）、“私人738”（北京有线电总厂）三个国家重点工程一起落户京城。在当时，对于工业基础薄弱、被视为“消费城市”的北京来说，这绝对算得上是“高新技术产业”了。

北京将城市东北边缘的大片空地定位为工业发展区。城市的东北边缘，恰恰就是现在的酒仙桥地区。

当时，北京城的城墙尚未拆除。对于当时的北京人，出了城门，也就离开了城里。于是，三座军工厂紧挨着，都建在了酒仙桥地区。“718”占据的地方，叫“大山子”。

厂址既定，最先来到这里的，是718筹备组派来征地的军队转业干部秦良文。当时，这里的唯一一条“大路”，是通往顺义县城的马车道。放眼望去，两条大车沟半尺来深。

站在马车道上的秦良文不禁纳闷儿：“明明一片庄稼地，为啥叫大山子啊？”后来他才弄明白，这个地方大约有70多座坟。其中一个大户人家的坟按照老理儿，在坟头背后围了一个“U”字形的山包，在这片洼地里，俨然是座“山”，所以才被当地人称为“大山子”。

周围根本没有旅店可住，秦良文只好住在将台乡贺乡长家里。他张嘴闭嘴提到的“工厂”，对将台乡人来说，是个既陌生，又莫名向往的地方。由于人烟稀少，征地过程倒是异常顺利，每亩32元的征地价格凑巧与海拔高度数相同。

等到征地工作结束，秦良文也成功地把乡长的女儿娶回了家。很多年后，有人问这位贺姑娘是看中了秦良文这个人，还是看中了工厂？贺姑娘想了想答：“两者都有。”

实际上，对于工业建设来说，大山子一带的地质情况并不算好。它紧靠东坝河，是一块洼地。当时的北京水资源充沛，这里地下水位很高，不便于基建。但这是后话。

征地既完，迁坟、平整土地进行得也很顺利。

在这片新平整出的土地上，未来将出现3个生产厂区，1个机录音棚械工模具厂区，1个动力厂区和1个中心实验室。按照东德专家的设计，718联合厂将是一座占地64万平方米的四方大院儿。

东德专家

1954年9月，工厂正式奠基。在当时绝大部分企业都是由苏联援建的年代里，由东德援建的“718”绝对算得上是个“异类”。

此后的5年时间里，一共有150余位东德专家陆陆续续来到“718”。每个人各负责一摊儿工作。工厂的建设进行到哪个阶段，哪方面的专家就来，哪项工作完成了，哪项工作的专家就打道回府。

从盖厂房、安装机器，到选原料、再到生产产品、检验产品，东德专家让对“工业生产”完全陌生的北京第一批产业工人，学会了现代化工厂建设、生产、管理的全套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很多已超出电子工厂的范围，日后被应用到其他领域。

第一批东德专家是六七位基建方面的能人，他们在奠基过后来到“718”，指导修建厂房。

天已经很冷了，工地上只有工棚。即使是德方专家，在工地上的办公室也就是一间有地板、生炉子的工棚。“工地上没有西餐食堂，他们每天都是自己带吃的，中午我们给烧一壶咖啡。半年以后才有了专门一间屋子给他们做饭。中午吃饭时，有翻译负责为他们读报纸。”时任专家办公室副主任的任熔老人回忆说。

面对艰苦的工作条件，东德专家从未要求过什么。但面对建设上的分歧，他们却丝毫不肯退让。

中国建设者第一次领教德国人的认真和固执，是在工厂的抗震等级照片问题上。

根据对地质资料的分析，“东德专家认为抗震强度设计应在8级以上，但我们和苏联顾问专家都觉得应该省点钱，认为有6至7级就可以了。”罗沛霖回忆说，双方僵持了很久。

后来德方查阅大量历史资料，说明北京历史上曾发生过接近8级的地震，抗震级数必须定为8级。为了坚持这个标准，东德专家竟然在南湖渠无偿地帮助中国建造了两座砖窑，用以生产中国根本没有的500标号建筑用砖。他们对砖窑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每一窑砖都要经过他们的强度测试，不合格不用。

就因为他们的坚持，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718”所有建筑安然无恙。而北京其它地方建筑的抗震级数都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后才提高到8级。

另一次面对面的“冲突”，发生在人防工程建设上。

在德方设计中，“718”主要建筑地下都有人防工程，但他们的人防工程与中国、苏联普遍使用的大空间防空洞不同，是一条狭长的“胡同”，只有两三米宽，胡同的墙壁很厚，墙体两侧还有备用出口。

苏联顾问专家认为这样的设计太浪费了。于是，厂长李瑞亲自出面和德方总工程师商议修改。“他听后板起面孔，厉声问：‘李瑞先生，这建议是您所提的吗？我不相信！是谁提出的？您清楚，我心里也明白（暗指苏联专家）。你要知道，我们虽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者，但我们的设计是正确的，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任的。”最后，人防工程还是按德方的设计进行了施工。

现在看来，正是因为东德专家的专业和近乎“固执”的严谨，才造就了“718”厂这样的百年工程。

但是很多时候，东德专家的坚持还是被打了折扣。至于原因，说起来很是无奈。

“最大的困难是缺材料。很多德方要求的东西，我们根本没有，也做不出来。”718一分厂总工程师王思齐回忆，德方要求下水道的截面是鸭蛋形，“这样水流速度大，能把管道内的泥沙冲走，很科学，但我们没有，只有圆形的，凑合用。”

还有很多材料，比如耐火砖、通风筒等没有替代品，只好由铁路从东德经西伯利亚运过来。为了配合“718”的建设，东德还在柏林建立了一个由副总理厄斯纳挂帅，44个院所和工厂的专家组成的718联合厂工程后援小组，专门为中国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并负责提供产品、设备、材料等各方面资料。为了不耽误建设，甚至一个量杯、一个电插板都要从东德运过来。与“718”厂一街之隔的“774”厂也面临同样的问题。“774”厂主要生产真空电子管，厂里职工曾开玩笑：“除了空气，所有东西都是外面运过来的，空气最后还从管子里抽出来了。”

包豪斯

“718”厂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是锯齿形屋顶的厂房，称为“包豪斯风格”。

包豪斯是德国魏玛市的“公立包豪斯学校”（后改称“设计学院”）的简称。上世纪20年代，以包豪斯为基地，现代建筑出现了一个重要派别——现代主义建筑。它主张适应现代大工业生产和生活需要，讲求建筑的功能、技术和经济效益。

“718”厂开始设计之初，德方就将建筑设计委托给德国德绍设计院。德绍设计院尊崇德国魏玛包豪斯学派的主张，在德国人为“718”所做的设计图纸上，厂内一切建筑一律采用包豪斯风格。有六七处厂房的设计采用了锯齿形。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锯齿厂房的设计也很独特。建筑的窗子全都朝北，这样就可以保证室内的光线均匀，以免有阳光的地方特别亮，没阳光的地方特别暗。厂房的屋顶是弧形的，叫“薄壳屋顶”，最薄的地方只有6厘米。

苏联专家对德国人的设计不屑一顾。他们不仅认为建造如此强悍的厂房是一种资源浪费，更不赞成德国人的建筑设计。当时，苏联建筑设计界正在对现代主义建筑大加批判，苏联人主张艺术和技术的结合，认为应该在建筑上加民族装饰。这样做很美观，但造价也高。

出于谨慎考虑，德方曾提议在联合厂中央办公楼的设计上参考苏联做法。为此，还特地请罗沛霖搜集中国传统建筑的图片。“怎么合理怎么搞。”因为罗沛霖的坚持，才有了和苏联风格完全不同的设计。

要建设包豪斯风格的建筑并不容易。何况，是对一群根本不知道工厂为何物的建筑工人来说。

“718、774和738三个重点工程的建设都是由北京建筑工程局第二建筑工程公司负责。”时任北京市委工业部军工处处长、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韩伯平说。他当时整天呆在这三个大工地上，帮助协调建设单位之间，以及建设单位与北京市相关部门的关系。韩老的话特实在：“我们的建筑队当时还只会盖和平里地区那种二三层的民房。工厂？不会盖，更别说锯齿形的了！”

教会工人盖锯齿形屋顶厂房的人，是东德专家拉力希。

拉力希指导中国工人。

拉力希是第一批来“718”的东德专家之一。为了让工人们明白怎么建弧形的薄壳屋顶，拉力希不光画出图纸，还在地上用木板搭出一个1∶1比例的屋顶模型。屋顶模型搭了拆，拆了搭，直到工人们对它的结构烂熟于心了，拉力希就跟着他们一起上了房。

施工时正值盛夏，翻译殷公信跟着拉力希爬到屋顶督战。“屋顶很热，他站在很窄的木板之间，指挥浇筑混凝土，我们都提心吊胆，生怕他摔下来。”

由于薄壳屋顶最薄的地方只有6厘米，所以对混凝土及其厚度要求非常高。拉力希对混凝土中石子的大小、水泥标号、沙石比例要求非常严格。他教会工人现浇混凝土，还要求搅拌混凝土要先做出样块，达到标准才可以使用，不合格的重做！

建造锯齿厂房的过程麻烦不断，大山子地区地下水位高，建筑施工时，经常是第一天把基础打下去，第二天就找不到了，被流沙带走了。一天深夜，一个锯齿厂房西南角柱基出现流沙，挖一锹，地下水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来，填进很多水泥也制止不住。拉力希大半夜地从他住的北京饭店赶到现场，指导用干混凝土直接往坑里灌，直到地下水上涌的力量和混凝土的压力平衡了，才把流沙止住。这招儿被工人学会了，后来在西直门地铁施工过程中也用上了。

盖锯齿厂房的过程中，工人们还学会了处理很多现在看来很普通，当时却很难对付的难题。

许多年以后，美国建筑界人士来到798艺术区时惊讶地发现，在中国北京，居然存在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包豪斯建筑群，绝对称得上人类工业发展史上的珍贵文物。

“上、青、天”

在全厂第一栋厂房还没盖好的时候，“718”已经着手为日后的生产储备人才了。

当时中国的大学里还没有电子元件专业。除了罗沛霖，当时全厂仅有几十个技术人员，几乎没有人知道如何生产电子元件。如果全靠德方专家从零教起，那将是一个艰巨而漫长的过程。

“718”决心培养出我国第一批电子工业的专家。

1954年底至1955年，工厂先后派出两批几十位大学毕业生和年轻技工，赴东德的工厂学习技术。这其中，包括后来我国磁性材料方面的专家冯怀涵。

“我当时拿了一本《物理学》、一本《无线电基础》就上了国际列车。”冯怀涵说。她和其他3名技术员被分配到图林根州的海穆斯道夫陶瓷厂学习，每人负责学习一项技术。一年学习结束回来时，她的头脑已经被武装起来。她跟着一位快退休的老工程师学习瓷模设计时记的笔记，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这方面生产中唯一的教材。很多年后，冯怀涵看到西德某工厂的模具设计，用的还是她当年学习的那套技术。

有了技术骨干，厂领导们心里多多少少有了点儿底气。

等到负责教中国工人生产产品的东德专家陆续来到“718”时，这些在东德实习过的技术员，成了最好的翻译和助手。在工厂投产后，他们的独立创新精神也为“718”立下很多战功。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从“718”出来，帮助北京建设，让北京的电子业在1958年起步。

要支撑起“718”的生产，光有几十个技术员当然不够。在技术员们全部从东德学习回来后，大规模的招工开始了。

“找工业人才，去上、青、天。”罗沛霖记得，这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说法。“上、青、天”分别指上海、青岛、天津等开埠较早、有工业基础的城市。最终，“718”从天津、南京、武汉、景德镇等地陆续抽调了一批职工前来支援，还在华北、东北以及广东等地招收了几千名中学毕业生和知识青年。北京一所高中，一个班就来了十几个学生，连广州和汕头的两所华侨学校也输送了300人。

广州当时失业人口多，一下子招来1000多名工人，工人们也都因这个就业机会获得了北京户口。不过，如此大规模的南下招工倒是给厂长李瑞带来了不小麻烦。“很多广州人卷了一卷凉席，穿着双拖鞋就来了。北京市纪委还说要处分我，问我怎么招了这么多人来。”

1954年到1957年，北京工业企业里，中央国营企业生产工人数量一下子增加了3万多，其中不少人都来到了718联合厂。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操着千差万别的乡音聚集到大山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北京工作了一辈子，也说不好普通话。

开工之日，分别之时

718厂实在太大了，不能等到它完全建成再生产。1956年5月，工厂开始边建设边试制产品。

1957年10月5日，718联合厂在中央办公楼外大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工厂正式投产了。

“那天风很大，当时还不知道要在扩音话筒上罩防风罩，很多讲话听不清楚。”“我们向参与建厂的东德18个工厂企业献了锦旗。我当时十六七岁，穿着裙子，负责捧着第6面锦旗。”在建厂50周年的纪念会上，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努力想还原出那个人山人海、彩旗飘扬的画面。

当以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弗列德厄斯纳为首的东德代表团和帮助建厂的东德专家进入会场的时候，全场数千职工热情鼓掌，欢迎他们。薄一波副总理为工厂剪彩。两国副总理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在留存的档案文件中，我们找到了两国领导人的讲话稿。薄一波说：“这个厂的建成和投入生产就标志着我们两国友谊和合作的日益加强。……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并且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帮助下，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立起一系列的无线电工厂，以达到根本改变我国无线电工业的落后状态，满足国防、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的需要。”

厄斯纳说：“建设这个工厂，对我们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开始时，有很大困难。……我们现有的工业能生产很多东西，我们制造复杂的机器、轮船、汽车、高级光学仪器和生产宝贵的化学原料，但是我们不能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来供给我国人民，我们必须进口很多粮食和轻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在这方面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给了我们大力的帮助，使我们不依靠资本主义国家。就这样，我们互相取长补短……我也想在这里感谢你们。”

开工典礼时，首任总工程师罗沛霖因为要参与制定我国12年科学发展规划，已经调离718。首任厂长李瑞因患病也未能到场。第一批负责基建的东德专家已经在1956年回国。

在那个年代，告别并不豪华和繁琐，大多数人只是互赠书籍、互留卡片。

就连离别的地点——西苑机场，也丝毫不与“豪华”、“气派”、“规模”等词沾边儿。所谓机场，也就是一大片平整的空地，没有铁丝网围墙、没有航站楼、没有摆渡车、没有自动升降舷梯，就连接送大厅也小得没人愿意多呆。每有飞机降落，迎送的人们就直接走到跑道边的广场上去。

拉力希走时，涌到西苑机场送行的二建工人，比厂里职工还多。临别，工人们送给拉力希一套斧子、刨子等手工工具，来纪念共同战斗的岁月。

大批东德专家是在试生产基本正常后，工厂正式投产前夕踏上归程的。

在大批专家回国前夕，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了盛大的晚宴。他挨桌敬酒，和每位专家都说了话，并颁发给他们友谊纪念章。第三分厂东德专家贝克尔至今保留着那张粉红色的授勋证书。上面写着，“为了感谢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真诚的、热情的帮助，现送给您友谊纪念章一枚——周恩来”。

贝克尔还保留着他所在的检验小组全体成员送的卡片。上面用中文和德文写着，“常青之树披满绿叶，我们愿您永远健康年轻，中德友谊如鲜花盛开，我们永远心连心。”

1959年，特许工程师、60岁的威尔那成为最后一位离开北京的东德专家。因为心脏不好，他选择乘火车。在当时的前门火车站，“718”厂的主要领导都来送行。

全盛时期

1960年前后，工厂进入全盛期。

到最后一名东德专家离开时，718已经是一个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比最初设计缩减了一些），建筑面积14.98万平方米，铺设管线13.22万米，修筑道路6.51万平方米，修建铁路1.32万米，砌围墙3156米，总投资1.46亿元的庞然大物。

它能制造除电子管以外，无线电方面应用的一般元件。它的产品用途之广，可以说上天入地。

《人民日报》称718为“我国第一座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制造无线电元件的综合性工厂。”还说，“它将同已经投入生产的北京电子管厂（774厂）一起，基本上改变我国无线电工业依靠外国零件由国内装配的状况。这个工厂的产量将基本上满足目前国内市场的需要，有些产品还可以出口。”

“718”厂的生产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经历了第一个发展高潮。

国庆十周年时，首都十大工程的电声配套系统都由“718”制造，长安街上所有的音柱都是“718”的产品。

我国第一代地对地导弹“东风一号”所用的控制导弹准确度的加速度积分仪也是718提供。此后“东风二号”加速度积分仪也来自718。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许多关键元件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许多重要零部件均产于此。

“文革”期间，《智取威虎山》拍成电影，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一段唱腔：“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也是在录音棚里通过718提供的一个1m2m大混响器，才有了那般空旷的声音效果。

到1960年，工厂已累计生产无线电元件26580.5万件，产品品种发展到203项，生产远远超出了设计能力。两年多实现利润20511.3万元，大大超过建厂投资。职工人数也由初期的6510人，增加到11811人。718进入了全盛期。

到1964年，718生产的“友谊”牌元件产量，已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军品的二分之一。718联合厂成了北京的一张名片，是外宾甚至是外国元首的参观地。

718还成了电子元件行业的“黄埔军校”，为陕西、山西、贵州等其他省市建立电子元件三线厂输送人才，并像东德援助中国一样，去援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开工不久，《北京日报》记者郑千就发现了“718”厂里人性化的一面。在他的报道中，工厂所有装备都体现着对生产者健康的高度关怀。“在纸介电容器车间，数十个工人同时进行焊接工作，但车间里空气却异常清新，完全嗅不到焊接时发出的刺鼻臭气。原来工作台上装有一部抽风器，随时把不洁气体抽走了。”

不仅如此，718厂运转设计考虑全面，很多做法甚至可以找到今天人们时常提起的“循环经济”的影子。

718厂的供热依靠燃烧煤，由于煤燃烧后60％的热量用于供热，还有30％的热量可以用来发电。而工厂每小时使用20吨蒸汽，这么大的数量级下，东德专家就建议联合厂一定要自己发电，否则就是巨大的浪费。此外，718生产干馏煤气过程中产生的焦炭，恰好是一街之隔的774厂需要的原料，于是，718的废料正好给774厂回炉再利用，成为最早工厂之间的循环经济。

从718到798

时光流转，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半导体时代到来，电子管时代产品逐渐开始走下坡路。718联合厂的境况大不如前了，到了90年代，已开始出租闲置空间。

1995年，中央美院雕塑系雕塑家隋建国接到了纪念抗战群雕《卢沟桥抗日群雕》的任务。“那时美院搬到酒仙桥地区，我们需要一个大的工作空间，就在原718联合厂三分厂798里，找到了一个3000平方米的闲置仓库。”此举开创了在这一地区进行艺术创作的先河。群雕任务完成后，美院老师们继续在这里租房子搞创作。

到了2000年，洪晃为了实践心中SOHO式工业住宅的梦想，把自己的住家迁入了工厂。就在这一年的12月，原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和700厂等6家营业执照单位整合重组为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964年，为了便于管理，第四机械工业部撤消联合厂建制，将各个分厂独立为部直属的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及751厂）。

由于对718联合厂大院有了新的规划，原6厂资产经重新整合，大部分产业根据发展需要搬出大院儿。原718、798、797等分厂的生产线迁往新址。

有了更多闲置空间的大院儿，迎来了第一个外国房客——美国人罗伯特。他是现代书店的老板，由于他与前卫艺术家联络密切，加上他本人的积极推荐，798地区空间大、租金便宜的消息慢慢传开了。越来越多艺术家被吸引过来，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2002年，艺术区的雏形形成，艺术家工作室猛增到30个，艺术及商业机构接近40个。

曾经辉煌过的718，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新生。这一次，来这里从事生产和创造的人入驻时没有一纸调令、没有户口、没有人事档案关系，取而代之的，是手中的作品、工商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大院儿里的第一外语也从德语营业执照变为了英语。

同样的位置和空间，正在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

音乐人李宗盛的工作室是原来798厂食堂的冰棍房。

洪晃的工作室是原706厂内一个车间的办公室及休息室。

耐克706新品发布空间位置是原来706厂的组装车间装配厅。

徐勇的时态空间画廊则占据了798厂的瓷料成型、加工车间。

颇有名气的天下盐餐厅所在位置，则是798厂的除尘楼……

车间墙壁上，过去时代的标语口号被刻意保留着。原厂房遗留的设施和仪器被细心保存成为展览品。

2005年，北京市政府根据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提出的保护建议，将这里718、797、798、706等几个分厂的锯齿厂房列为“优秀近现代建筑”进行保留。

2006年3月，艺术区领导小组及下设的建设管理办公室成立。目前园区内已经有文化创意产业方面5大类32小类354家机构入驻。产业门类涉及画廊、摄影、影视传媒、环境设计、精品家居设计、时装、餐饮等，就业人数近万人……

包豪斯建筑群依然耸立着，它们保留着一个城市的工业记忆；而从718到798的变迁，记录了城市产业调整的轨迹。

半个多世纪，这座城市已改变了太多；恒久不变的，是城市血脉中永远奔涌着的创造的激情。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07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