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保障税的特点(归纳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

有什么样的财富观，就有什么样的公共政策主张。西方社会的财富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演变。一些典型的财富观及政策主张，对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公共政策选择或有启发，现作简单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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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与贫困》，亨利·乔治 著，吴良健、王翼龙 译

《增长和发展——演进的观点》，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 著

洪银兴、郑江淮 译，商务印书馆2014版

他们认为，贫困可以用收入来衡量，可以用某些由私人及公共产品共同提供的基本需要满足的缺乏来衡量，或用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话说，可以用某些“能力”实现来衡量。归根到底，真正重要的是个人或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而不是他们的收入或消费状况如何。他们认为，仅仅以收入为基础来定义贫困的方法有一严重缺陷，即没有考虑到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饮用水的获得以及卫生的最低程度的支配权。仅仅依靠收入再分配也许不能确保穷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总之，实现发展，摆脱贫困，需要靠发展，尔后分配还必须超越收入，这反映了他们超越收入看待发展的观点。

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1902-1998，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人力资本投入的不足的视角探究贫困的成因。他分析国际援助机构造成的扭曲，指出日本、德国靠贸易机会获得奇迹般的复苏和增长，但低收入国家农民获得国际援助的效果并不理想。他比较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指出前者的成功在于弥补了西欧经济复苏所需要的资本（战争摧毁大量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损害小得多），后者却对该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几乎未起作用。各对外援助机构分配给受援国（欠发达国家）用于提高其人力资本存量和增强其市场作用的物资和资金太少，促进农业发展的资本缺乏。

总之，高收入国家为帮助低收入国家提高经济生产力所做的许多事情，主要有三大缺陷：

第一，没有优先考虑对人力资本，即对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人民的健康水平进行投资所导致的结果。

第二，各种对外援助附加社会改革条件。

第三，对市场作用的普遍存在偏见。

舒尔茨所讨论的是国际援助的有效性问题，但对一国内部的横向转移支付以及对口援助效率的改善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阿特金森的观点

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 1944-2017）是英国经济学家，生前长期担任牛津大学或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与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1943-，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合著的研究生教材《公共经济学讲义》受到学界的普遍欢迎，是收入分配领域的领军人物。

阿特金森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Inequality – What Can Be Done?）针对不平等，主张恢复更加累进的所得税、遗产和赠与税，征收全球企业最低税；主张人人享有保障，包括社会保障的设计，儿童津贴，基本收入，社会保险的复兴等方面的内容。他提出旨在降低不平等程度的15项建议。他认为，这些建议不可能都得到实施，但也不能只依赖一种建议。这些建议会不会导致蛋糕缩小？他认为，这是可能的，但分配更公平的小蛋糕可能要好于以当前的不平等份额分配的大蛋糕；有些建议可能导致蛋糕缩小，有些建议可能提高效率；公平和效率可以指向同一方向，公平和效率之间可能具有互补性。

对于全球化的影响，他不认为全球化会阻碍行动，福利国家制度正是起源于19世纪全球化早期的欧洲，指出全球化会有相反的反应令人费解，而且面对世界新情况，各国并非完全消极被动。他认为，把当今的高度不平等状况归咎为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是不对的，将之归咎于全球化同样毫无依据。他对国际合作的潜力持温和的乐观态度。他认为，应当把欧洲推出社会福利方案视为实现经济目标的补充，而非相互竞争的关系。

21世纪负担不起福利国家制度？对此，他认为，全球化降低了福利国家制度增加税收收入的可能性。但是，如果缩小或者不扩大福利国家制度，私人供给将增加。如果政府不提供帮助，那么个人将求助于私人部门。他指出，对社会支出的需求会得到市场的满足，如果放弃公共支出，私人支出会取而代之。这种论证很有意思，相关成本将转由雇主或家庭承担。雇主成本提高，降低竞争力，与提高税收的效果是一样的。如果雇员自己承担，那么由于实得工资减少，这很可能带来涨工资的诉求。

所以，国家提供转向私人提供对经济的影响，要看用哪个渠道更有效率。私人社会支出的增加，往往会带来税式支出。社会支出由公共部门向私人部门转移，是无法解决各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财政问题。

21世纪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和全球失衡带来挑战，仍然有应对办法，只要愿意用当今的更多财富来应对，并相信应当更加公平地分享资源。他认为，不平等程度在历史上的降低，就是以政府的成功干预为基础的（虽然不是唯一因素）。政府计划的失败，是因为缺乏事前的周密计划和磋商。

皮凯蒂的观点

皮凯蒂（Thomas Piketty，1971-）在其风靡全球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法文版2013年版，英文版2014年版）中，分析累进所得税的由来以及影响最高税率选择的因素，认为美国所发明的对过高收入的没收性税收（最高边际税率曾达到94%），因所带来的收入不多，目标不是要增加额外收入，而是要终结该类收入；巨额遗产的高税率也是要终结巨额遗产，政府未作出绝对禁止和征用的声明，走得是一条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通过企业公有制和设定高管薪酬的路。

他分析美国社会抱怨经济和金融精英为了自己致富而把国家推向破产，是累进税制形成的社会基础。他分析法国的类似情形，指出法国累进税制选择中也存在政治操纵因素。他比较法国、德国与美国的不同最高边际税率，指出美国税率总体上高于法国、德国。他认为，美国最高所得税税率后来的下降和最高收入的增长似乎都没有刺激生产率，或对生产率刺激不够。

他在《21世纪资本论》中还对全球资本税的课征作了研究。他认为，社会国家和累进所得税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创新，在未来会继续扮演核心角色；21世纪需要创造新工具来应对挑战，即征收全球累进资本税，辅以非常高的国际金融透明度，以避免无休止的不平等的螺旋上升和控制令人担忧的全球资本集中。

在皮凯蒂看来，全球资本税是一个有用的乌托邦，是一种新思路，是明确为21世纪全球化承袭制资本主义所设计的，需要全球财富的税收安排，然后再决定如何分配税收收入；从技术上看，欧洲财富税的征收不是问题；对于私人资本及其回报的永恒问题，资本税是一种较少暴力且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依赖私人产权和竞争力量的同时，对私人财富征收累进税将以大众利益的名义重新控制资本主义。资本税仅仅在一国课征有难度，但是资本税的替代者——其他监管方式不如资本税，有时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还多，比如保护主义和金融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