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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姐提供的合同书，该代孕服务名为“山东佰子生殖指定性别协议”。
朱姐提供的“弃养孩子保证书”模板，孕妇将亲笔抄写。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一些出售孩子的微信和QQ群
上官正义表示，朱姐手机微信中“宝宝找家交流群”这类群，实则就是贩卖孩子的群。
朱姐提供的一位买家办理的“出生医学证明”。
根据朱姐提供的吴晓婷就诊卡信息，打印出来的检验报告单，上面写的产妇现年43岁。
朱姐提供的“婴儿出生纪念卡”照片。
7月29日上午，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8楼，月嫂将男婴抱出拍照。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张贴的“医保病人就医指南”。
朱姐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
朱姐提供聊天记录截图，称潍坊市一家私立妇产医院某主任介绍买家。
朱姐提到，今天的买家是当地某私立妇产科医院的一名主任介绍来的，来自宾州，早在今年5月就购买了一个女婴，但孩子发育不佳被退回了，一直等到现在。据称产妇只有20多岁。
沿途，一位体型较为丰腴的短发女子也上了宝马车，朱姐称其为“助理”，并示意上官正义，“尽量别说话。”从过往的聊天记录截图来看，其疑似专门负责在医院陪同孕妇做各项检查。
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朱姐还语调轻扬地向该女子企业信息说道，“昨晚做了一个好梦，感觉有好事要发生。”
潍坊市妇幼保健院车流较大，下雨天更加拥堵，小小的地下停车库早已被停满。“客人早就到了，”兜了几圈才停好车，朱姐搂着助理，撑着伞，一路快走，直达门诊楼8层。没过一会儿，身穿黑色印花连衣裙的月嫂就抱代码着孩子出来了。当天上午10时许，按照上官正义的要求拍完照，朱姐表示孩子黄疸指数比正常值略高一点，需要留院接受蓝光治疗，让上官正义先行回全国家。
原来，这是她们使的一出“调虎离山”。据朱姐下午提供的微信截图显示，当天上午11时，买家就带着男婴一路驱工商车回到滨州。7月29日傍晚，根据朱姐发来的就诊卡号，记者跟随上官正义再次来到潍坊市妇幼保健院的8层，辗转了解到，登记产妇名为李艳（化名），现年30岁，已经出院。
住院部8楼为产科二区，出入病房空置较多，每间可住3名产妇，分别由一位主治医师和护士负责。朱姐曾提到，她安排的产妇都会入住一个单人房间，“说话比统一较方便。”
7月30日一大早，朱姐驱车前往青岛接待代孕客户，下午2时许匆匆赶回潍坊赴约，试图拿下这笔大单。
她向上官正义表示，自己有大把“优质资源”，均为来自山东省省内的女学生，本科以上学历不少，可以根据要求匹配，“包成功，零风险，保证满意。”一口价95万，包含女学生的代孕“辛苦费”。从取精、移植到检产等工商，均在全国连锁医院进行。她提醒，暑假期间，不少女学生在异地旅游，手上刚好有一个，“我去做做功课，尽量8月底开始（代孕）。”
朱姐提供的合同书，由其所持有的“山东佰子”提供，该代孕服务名为“山东佰子生殖指定性别协议”，双方按个人名义签字并按下手印，合同即可“生效”。
记者注意到，合同中有一项甲方自费项目为“出生证费用”，为1万元。朱姐表示，这是给医生的“红包”。
“签”完合同，证据掌握充分，上官正义随即表明自己“打拐志愿者”身份。
朱姐一怔，片刻之后，她回过神来，手开始微微发抖。
朱姐自称硕士毕业，学习艺术，曾是一名老师。和现任丈夫再婚后，因无法受孕，开始了长达10年的“寻子之路”，偶然走入了代孕中介这一行，逐渐拓展业务。那位在群里为她招揽生意的“中间人”，曾帮她代孕，两人由此逐渐成为合作关系。
劝朱姐自首的过程中，门外正巧停着一辆警车，不远处，一位老人正绘声绘色地给牙牙学语的孩子讲故事。而朱姐的孩子，至今还没开口叫“妈妈”。
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值得关注的是，该事件中，朱姐明着开医疗公司，暗地里疑似从事非法代孕、拐卖儿童，隐蔽性很强。
7月30日傍晚，朱姐表示处理好家里情况就“自首”。随后，澎湃新闻记者跟随上官正义来到“山东佰子”注册公司所属辖区派出所——奎文分局东关派出所报案。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有拐卖儿童？”一位王姓值班民警翻看签署的代孕合同后直接退回，并表示，应向合同签署时所在辖区派出所报案，或向当地卫健委举报。
8月2日上午，上官正义收到了来自潍坊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相关负责人的反馈信息，目前，奎文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已组成工作专班，将对该医疗公司是否涉嫌非法代孕、拐卖儿童一事，依法立案侦查。澎湃新闻将持续跟进此案潍坊。
代孕公司不该成为非法送养的“法外之地”
“圆梦”，是婴儿贩卖团伙营造的巨大潍坊假象。一直以来，朱姐始终认为，“这是‘收养’，不是拐卖。”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暨副秘书长袁彬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在职业贩婴团伙的主导下，新生儿父母假借“送养”名义，出卖自己的亲生孩子，换取高额利益，是目前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中比查询系统较突出的一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的规定，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查询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如果是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根据我国刑法第240、241条的规定，孩子亲生父母涉嫌拐卖儿童犯罪，收买方涉嫌收买被拐卖儿童罪。
买方市场活跃，使贩卖行为有利可图，是拐卖犯罪屡禁不绝的原因之一。
一直以来，主张对拐卖和收买两方信用做同等量刑的呼声很高。2015年8月29日，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并规定，收买妇女儿童，一律入刑，但可视情节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条例适当提高了代码从宽处理的门槛，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的处罚力度，但总体来看，买方受到刑罚的力度仍然较小。
袁彬认为，收买是拐卖的动因，需要严惩买方，加重刑统一罚，才能从根本上打破供需关系，提高犯罪成本，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研究会副主任葛绍山向澎湃新闻指出，无论是“弃养孩子保证书”还是“生殖指定性别协议”，其内容均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人贩向买家所承诺的，无法从法律层面得到保护，其实风险是很大的。”
儿童失踪预警平台（CCSER）创始人、北京安盟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张永将向澎湃新闻指出，事实上，我国早已出台了规范的“收养制度”， 收养子女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但部分人宁信用可铤而走险去买一个健康的孩子，值得深究。
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1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孤儿23.3万人，其中社会散居孤儿16.9万人。2019年，全国办理收养登记13044件，其中内地居民收养登记1.2万件。
非法送养黑市猖獗，合法领养却冷冷清清。张永将认为，一方面，被遗弃在爱心福利院场所的部分孩子，存在一些先天性或者基础性疾病，导致有“养儿防老”等传统思想的失独或者无法生育的家庭不愿意领养，但又达不到正规途径的收养门槛。另一方面，对没有经济来源的意外怀孕女性，相关部门的对口帮扶机制仍然不够完善，导致这些法律意识薄弱的女性容易被人贩团伙哄骗。
“收养制度需要进一步细化查询考核标准，增设相应程序，单靠法律一味封堵，无法解决底层存在的现实需求。”张永将说道。
本起案件背后，“关系网”盘根错节，给贩卖网络撑起了层层“保护伞”。
袁彬表示，监管不该变成形式主义。合法收养关系的建立，全国需要各个环节的监督机查询系统制互相作用和配合，不该仅停留在文件这样走马观花式的检查层面上，“20多岁的年轻女子堂而皇之变成40多岁的中年妇女而无人察觉，正大光明拿到医学出生证明，实际上是假借合法的形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卫生、公安、教育系统都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提高警惕，继续加强有效的监督和制企业信息约机制。”
虽然我国的收养制度还在不断完善，包括针对拐卖婴幼儿的相关法律法规也在不断进步，但立法永远都是滞后的，需要实践、时间以及专家论证。“目前来说，还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张永将说道。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