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当5万元的贷款到期时，王正亚选择续贷，没有丝毫犹豫。
这是一笔标准的小额扶贫贷款，由灌南县农商银行发出，至今已持续同样的程序5年。不过，与往年不一样的是，曾因超生致贫的贷款申请人王正亚不仅摘去了“贫困户”的帽子，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当地颇具规模的养猪户。
与灌南类似，江苏有12个重点帮扶县。按国家统一部署，在进入“十四五”后已全部摘帽退出贫困县序列，涉及的254万低收入人口实现年收入6000元脱贫目标。
江苏扶贫标准高于全国。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尽管脱贫攻坚任务已顺利完成，但这只意味着扶贫工作仅是完成了阶段性工作目标。当前，在各地扶贫办转制为乡村振兴局后，防止后期返贫和新增贫困产生成为了新时代下扶贫的工作重点。
基于此点考虑，加之金融扶贫是江苏扶贫机制“五方挂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疫情对还款困难户的影响，在进入“十四五”后，省农村信用联社及时指导全省农商行系统，在原有政策到期的基础上，继续执行小额扶贫贷款的发放，继续以体制性优势对已脱贫的人群进行扶持。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吴万善对此表示，脱贫摘帽是新起点，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
由于这一政策在制订时不追求盈利，而是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社会属性，目的在于扶贫。因此一直以来，全省农商行系统在所有金融机构中独家承办了扶贫小额信贷的发放工作。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目前江苏省政府正在对小额扶贫贷款政策走向进行调研，已原则上同意其政策目的从扶贫调整为乡村振兴。
贫困户翻身的启动资金
第一桶金至关重要。
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期在多个省定帮扶县的实地采访看，致贫的原因绝大多数是因病、突发事故造成了家庭主劳动力的丧失，或是在一定时间内承担了较多的社会抚养费以及个体的不上进。
灌南县孟兴庄镇老垛村人刘彩方一家即是典型。2011年，刘采方正在读大学的独子不幸被查出急性白血病，数年的治疗致使这个家庭欠下30多万元的外债。
“本来就没有工作，孩子生了重病一心想着照顾他，更想不到去打工。”刘彩方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孩子病情稍微稳定后，适逢县农商行宣传小额贷款政策，就想到了去办一个卖农具化肥饲料的小店。老垛村位置偏远，交通相对落后，有642户、2629人，其中低收入农户151户，耕地面积2750亩。
刘彩方这一填补一定区域空白的想法得到了县农商行的支持。很快，第一次的2万元小额扶贫贷款获批，刘彩方也获得了第一桶创业启动资金。因善于经营，在贷款持续每年增加额度的情况下，2020年刘彩方就还清了全部外债，成为了当地脱贫致富的“化肥妈妈”。
小额扶贫贷款的用途主要用于本地以短期为主的生产经营，执行“免担保、免抵押”，一年期以内的利息为4.35%，超过1年的为4.75%，其发放对象来自当地扶贫办提供的低收入人群名单。
江苏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刘文俊认为，作为精准扶贫抓手之一的小额信贷，解决了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发展产业的资金难题，激发了低收入农户内生动力。
灌南、滨海等多个省定帮扶县农商行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贫困户对这一贷款非常珍惜，资金主要都在农林牧渔、服务业等，整体不良率低于0.07%。
62岁的灌南百禄镇杨塘村人谈士刚告诉记者，其家属嗜赌且常年不归，因身有残疾无法外出打工，多年来欠下了10多万元债务。“当时想搞养殖但没启动资金，后来用2万元的小额扶贫贷款养了2头牛，到现在有6头，2020年毛收入有5万元，摘了贫困户的帽子。”
扶贫贷款在江苏启动较早，初始从3000元起步，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十三五”中后期执行单户贷款5万较为普遍。
统计显示，“十三五”开局至今，江苏已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17.8亿元，惠及50.2万低收入农户；截至2021年3月末，还有存量35.6亿元。
扶贫信贷“升级”
疫情对江苏农商行系统的小额扶贫贷款的政策走向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疫情爆发后，根据省联社的指导意见，承贷农商行需要全面落实延长受疫情影响还款困难的扶贫小额信贷还款期限的政策要求，对于到期日在2020年1月1日以后、受疫情影响还款困难的低收入农户，根据其需求和申请，通过延长还款期、无还本续贷、展期等方式将还款期限进一步延长，延长还款期间继续执行原合同条款，各项政策保持不变，最大限度减轻贫困户还款压力。
“最大的压力不是审批，而是因为疫情影响，同时贷款的贫困户大多从事养殖等且年纪偏大，得实地到每一家去了解情况。”滨海县农商行一位客户经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个镇一般只有5-7个客户经理，每个人都有上百户要实地跑，而这是农商行系统能够沉入基层、单独承接发小额扶贫贷款的重要原因。
与之同时，各农商行在省联社的指导下，明确了工作标准和免责认定流程，提高了小额扶贫贷款不良的容忍度，打消了一线员工的顾虑。省联社也切实加强工作考核监督，严禁编造任何理由拒绝、延迟贫困户的续贷、展期需求，做到应延尽延、应续尽续、应展尽展。
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期间，大多贫困户表示，扶贫贷款基本上是农商行主动做政策宣讲时才得知的。这也暴露了少部分农商行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工作不细致，导致部分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对扶贫小额信贷政策了解不够完全清楚的问题。
事实上，之所以强调社会责任的“扶贫贷款”，主要是因为小额扶贫贷款从2018年起，实行100%贴息，即贴息资金、核销资金由省财政全额承担。但多个农商行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即使全部贴息，并有当地人行、财政等部门的支持，从经营角度看其动力源上也不如常规企业贷款。以灌南、滨海等地为例，其当前扶贫贷款总量在1亿元左右。
“一是信用风险，有的农商行未能与当地扶贫部门、财政部门及时做好沟通协调，对于其中贷款逾期半年以上且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后仍清收无望的，在执行贷款风险金补偿规定、及时申请启动贷款风险补偿程序等工作上未能及时跟上，导致部分上述贷款尚未完成核销处置，影响了全省扶贫小额信贷的发放质量。二是有的贫困户确实有病残等因素，难以提供经营项目，即使赋予一定的扶贫资金也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三是部分农户将资金用于建房、治病或子女上学等消费用途，难以及时监测发现。”某农商行董事长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从实践中看，已有农商行在积极尝试改变。滨海县农商行负责人就对记者表示，通过对一些重点农业企业集中发放贷款，助力企业发展具备当地特色的农业产业，带动贫困户融入产业发展链，实现产业发展、企业增效、贫困户增收的多赢局面。
多个农商行负责人认为，可按照现行标准并结合“十四五”期间的具体实际继续推行扶贫小额信贷相关政策，确保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稳妥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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