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
朱自清
《伦敦杂记》
《商业杂志》1930年 第5卷 第1期伦敦杏花楼餐馆
夏鼐
《一四七画报》 1946 年 第4卷 第6期 《中国菜馆在伦敦》
朱自清偶尔一去上海楼和华英楼，夏鼐则偶尔一去上海楼和中山楼：
1939年9月28日：中午宴请格兰维尔教授在上海楼午餐，约鲍姆加特尔博士及Miss Macharg（麦克哈格小姐）作陪。
1939年10月21日：房东夫妇对待我总算不错，前星期乘房东请假离营的机会，请他们夫妇至中山楼宴聚。（《夏鼐日记》第二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60、264页）
中山楼不经见，上海楼和华英楼都是颇有故事的。比如，特派伦敦的《中央日报》名记徐钟珮就对上海楼情有独钟。她在《伦敦和我：中国菜馆》中写道：“我最喜爱的一家馆子是上海楼，上海楼开在希腊街，由一位中英混血种的小姐主持。这馆子原是一位中国人所开，他娶了一位英国太太，儿女成群，临终时把这一生经营托了大小姐经管，大小姐也不负所托，把它经营得蒸蒸日上。我想我之所以喜爱上海楼，第一因为它环境清幽，但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两色菜是道地中国做法，一只是香肠，一只是豆腐，偶而也能在那里吃到粉丝汤。后来我们和大姐相熟，她常在我们的谢声中，端出一碟腐乳来给我们佐餐。”（徐钟佩《 伦敦和我·中国菜馆》，《中央日报周刊》1948年第5期）
晶清的《说吃》也写到了上海楼，在她看来那不过吃小吃的小饭馆：“阔少们、腰缠颇富的寓公和商人、大使馆的大小外交官……随便小吃的时候，就到上海楼或顺东楼等处，正式宴客或有男女外宾随同时他们会到探花楼去。”
而在1940年代后期的记录里，上海似乎成为顶级的中餐馆了：“中国饭馆在伦敦大小有三十家左右，可是为中国人自己所欣赏的，只有上海楼和大世界两家。上海楼布置得异常雅致，两三间大小雅座和大厅间，满壁名家书画，几幅山水人物的湘绣，东方文化的情调极其浓厚，就凭这一些玩意，也可以招徕西洋顾主，和安慰祖国去英的官商学生。大世界除了书画而外，还有壁上油画的中国的各地风光，也别开生面。至于磁器的杯盘碗盏，象牙筷子，更比国内一般饭馆还要精致。（谭纳西《环游忆语：伦敦报馆街、中国饭馆》，《中央日报周刊》1947年第10期）然未敢必是。
华英楼则在新牛津街附近，是华五（郭子雄）先生留英在伦敦第一次吃饭的地方。它的老板是一个广东人，据说他最初在另外一家中国饭馆当仆役，后来挣了几个钱，便独自开了这家饭馆，他的老婆便是他从前充当仆役时的同事，而且从后文的叙述看，应该是个英国女子。而彰显风范的正是他的洋老婆：
这位老板娘已经有了三十来岁的年纪，戴着一副小眼镜，态度很和霭，同学中有时受了感冒，她便给你配一点药吃，倒很灵验。后来华英楼的老板，将生意让出，带着老婆同两个小孩回到广东去了。老板娘在临走前对人说：“我的丈夫是中国人，我要做中国人，我的儿子得做中国人，读中国书。像你们一样，将来为国家做事。我不能长住在这儿，让儿子生长在这儿，使得她们长大时，英国人不承认他们是英国人，中国人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为了他们，我们回到中国去，中国是我们的国家，是么？”（华五《伦敦素描·中国饭馆》，《宇宙风》1936年第9期）
朱自清先生在游学英国期间给陈竹隐的情书中，写到了“此间饭店大都女子招待”，也写到了“男学生娶中外杂种女子及外国女子者也有一二人，但所娶均女招待之类，再高则不会嫁中国人也”（朱乔森编《朱自清爱情书信手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5页），为什么不亲自写写这些中餐馆的洋女招待洋老板娘，有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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