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黄浦注册装修公司需要多少钱(上海陆家嘴)

浦江饭店，现为中国证券博物馆所在地。 （受访者供图/图）

位于上海市黄浦路15号的一栋建筑，见证着上海乃至中国金融史的变迁。

这里原名礼查饭店，1927年2月，周恩来在上海领导了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4月12日，蒋介石派兵收缴工人武黄浦装，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悬赏2.5万元缉拿周恩来。4月中旬，周恩来化装成商人，与邓颖超一同入住礼查饭店311室，直至5月离开上海赶赴武汉。

2021年5月，在这间窗口能看到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饭店房间内，仍陈列着周、邓二人使用过的陈设，以及他们之间的亲笔信件。

1959年，礼查饭店改名为浦江饭店。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浦江饭店正式开业，中国股市迎来第一声锣鸣，“这里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初心之地”。浦江饭店，如今成了中国证券博物馆的所在地。

曾经的“远东中心”

从浦江饭店过了外白渡桥向南，就是外注册滩，在这里仍能感受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繁华。

1845年，清政府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签订《上海土地章程》23条，将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东路)以南、东起黄浦江的土地准租给英国人，用于经商和居住。

根据上海市地方志记录，外国商人依靠租界的特权，首先在外滩（今中山东一路）一带开设洋行，从事鸦片、羽呢、杂货与中国土产交换的远洋贩运。

19世纪50年代，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中心。1864年，上海设有洋行67户，绝大多数位于黄浦区，十年不到，就增加到了157户。

民国时期，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建立。宽松的商业环境也催生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棉纱大王穆藕初、化工大王吴蕴初、颜料大王周宗良等。

继浦西成了商业中心，一江之隔的浦东陆家嘴则演装修公司变为新兴工业中心。地方志记录，英商建立的祥生船厂和耶松船厂是当时上海最大的外资船厂，率先将船舶修装修公司造厂搬去了浦东。同在陆家嘴地区建厂的外商还有英美烟厂、纶昌纱厂等。

对外贸易促进了商业发展，出现了《沪江商业市景词》中“南北分开两市忙，南为华界北洋场，有城不若无城富，第一繁华让北方”的景象。

但真正让上海成为“远东中心”的是金融业。中国证券博物馆副馆长金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解放前的外资金融机构、官办银行大多设在外滩地段。

据记载，最早在上海开办银行的是5家英商银行，其后法、德、美、俄、日、荷、比等国相继开办的银行，均设在外滩。国民政府“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的总行设在外滩，“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设在邻近外滩地段。

邻近外滩的江西中路及附近地域，则是私营银行的集中地。据地方志统计，解放前夕，设在这一地段的银行多达31家。临近的北京东路、九江路、河南中路及南京东路也设有66家大中型银行。钱庄和小型银行更数不胜数，仅上海宁波路兴仁里100米不到的弄堂内，就有近20家银行。解放前的这一地区，钱庄、银行多达九十余家。

高度密集的金融机构，强化了上海城市的融资功能，让上海“全国金融中心”和“远东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

“这里（浦江饭店）除了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开业的地方、见证了改革开放中国资本市场的起步，更与周围环境一同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也是将中国证券博物馆设立于此的原因。”金星说。

第一场经济战争

1932年日军攻击闸北区，才建立不久的现代化建筑毁于一旦。1937年淞沪会战，闸北、江湾、杨浦、虹口等地损失巨大，初具雏形的上海现代化建设被扼杀在摇篮里。

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经济尤其是民族工业损失惨重，部分民族工业不得上海不迁往内地，其余工厂受日伪控制，经营惨淡。

即便在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统治期间，经济仍陷入严重困境。为了应付高额的军费开支，国民党政府只能大量印刷法币应对财政赤字，结果引发恶性通货膨胀，政府只能抛弃法币，以金少钱圆券代替，同时不允许兑换黄金、白银等贵金属。

于是，金圆券的票面额越来越高，从五十、一百，一直到解放前的五十万、一百万，形同废纸，上海的商品流通几近崩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修复”成了第一个关键词。此时金圆券的风波尚未平息，加之国少钱民党政权离开上海时运走了大量黄金、白银、美元等金属货币，一系列的金融投机和物价上涨再度重演。

据同济大学教授万立明研究统计，仅1949和1950年，上海就发生了两次恶性通货膨胀。第一次在1949年10月，上海以纱布、华北以粮食价格带头上涨，仅一个月将几个大城市物价哄抬了3—4倍。次年2月，上海、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物价再度上升，上海一个月内的批发物价指数就上升了46.2%。

结果，不仅物价高升，政府推行的法定货币人民币也无法顺利进入市场，相当于失去了货币发行权。

“这是共产党在接手上海工作后面临的第一场经济危机。”金星谈道，除了调集物资、平稳市场外，还通过发行“折实公债”，以金融手段应对。

折实公债不以货币定价，而是根据大米、布匹、煤炭等实物定价，这样能避免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折实公债发行的意义深远，因为它不仅抑制了通货膨胀，保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还解决了早期的财政困难。”金星说。

时任政务院副总理、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对接管上海做了全面安排，在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的《接管上海亲历记》一书中提到，他在当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抽调了近2000名财经干部，取名“青州总队”，接手上海财经系统。

接管上海后第二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金字第一号”布告，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所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并明令将于1949年6月5日前废止金圆券。数亿人民币随同解放军一起进入了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保险柜。

稳定物价、发售公债、打击投机多管齐下，物价在1951年后逐步企稳，人民币也顺利取代旧货币。

为了恢复地方经济，党中央对于上海的财政税务一开始采取“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方式征收，比原国民政府更宽松。

随着上海工商业尤其是民营经济的恢复，上海很快显现出了早年中国经济中心的实力。地方志显示，1949年8月上海市政府的财政情况已收支相抵，到10月上海开始向中央财政上缴税款。到1950年，上海的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的22%，上缴中央财政占全市财政收入比例达85%。

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

1958年“大跃进”后，社会金融活动全面停止，1962年2月，瑞典维要多昌洋行退出上海，最后一家在沪的涉外经济组织宣告退出。1958—1978这二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4%，比“一五”时期下降了3.8个百分点，还出现了六年罕见的负增长。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上海的未来在哪里？

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沈峻坡的《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沈峻坡在文中历数了上海的十个全国“第一”，包括GDP、创汇能力、上缴财政数额、经济效率第一等。他同时提出了上海的五个全国倒数第一，如人均城市密度最小、缺房比重最大、车辆事故最高、癌症发病率最高等。

“他的文章反映了上海为全国作出的贡献和牺牲。一直到1990年上海GDP超过700亿，财政税收100多亿，人均年收入才2000块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陈勇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沈峻坡看来，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畸形发展，给上海落下了城市综合失衡的“病根”，“重生产、轻消费；重挖潜，轻改造；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补偿”。

1990年，党中央将开放浦东提升为国家战略，上海旋即提出“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需要开发开放浦东的政策和措施。

陈勇鸣解释，上海真正重新“振作”起来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当年2月10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时，指着一台正在工作的机器意味深长地说，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表示，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注册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曾经是计划经济重镇的上海，邓小平要求积极开展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

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敦促，“上海开发晚需要了，要努力干啊！”从1992年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上海经济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

上海发展的“无米之炊”

思想解放了，但上海人依旧囊中羞涩。“端着金饭碗讨饭”，这是陈勇鸣对当时上海状况的形容，“金饭碗”是指土地，但上海人却看得见吃不着。

时任上海市土地批租办副主任、陆家嘴开发公司首任总经理王安德公开回忆，为了解决改革开放初期的资金问题，改变原房地产管理局“只管房不管地”及土地多头管理的局面，1985年7月2日，在国家土地局尚未建立时，上海市土地管理局率先成立。全市各区在半年后相继成立了土地管理局，上海市由此建立了市、区两级土地管理机构，开始对全市城乡土地进行集中、统一管理。

1986年8月，上海派出由11人组成的房地产、港口考察团赴香港进行考察。考察团回沪后，结合上海和香港的实际情况，针对租地经营提交了详细的思考和方案。上海代表团拜访的香港老师，正是此后任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梁振英。

两年后，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中国第一个根据国际惯例、面向海内外市场批租的地块——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26号地块的招标公告。最终日籍华人孙忠利以2805万美元获得该地块1.29公顷土地的50年使用权。

消息引起海内外轰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政府文件为保障、通过国际招标成功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案例，改变了此前土地“无偿、无限期、无流动”使用的单轨制行政划拨模式，开启了中国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根本性变革的序幕。

此后，这类模式也被称作“土地批租”，即以租代售。

王安德表示，推行这项改革当时面临的障碍主要有三条，一条在土地使用上，国家法律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出售、出租土地。第二是观念上，特别在上海，很多人一讲到“租”字，就跟租界连在一起。第三是没有市场信号，国内全在计划经济下划拨土地，房屋都是建完以后分配的。

“在当时，没有任何的规章条款能支持这一制度。”陈勇鸣坦言，这样的尝试仍相当冒险，“没有发展资金，除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别的办法”。

中国资本市场的“初心之地”

相比王安德，龚浩成是幸运的，在他筹备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之际，多了几分天时、地利。

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党组书记、行长龚浩成回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召开了著名的“康平路会议”。“1989年12月2日，在上海市康平路市委小礼堂，朱镕基市长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议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要不要引进外资银行，一个是黄浦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

朱镕基听取了刘鸿儒等专家的建议后拍板决定，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引进外资银行和建立证券交易所要同步进行，这是上海金融体制改革两个最迫切的问题。

会议上，成立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组，这三人分别是龚浩成、贺镐成和李祥瑞。

筹备的过程相当繁琐，找房子、搞装修，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就连交易需要的50部电话，还得报告一路从电话局一直打到朱镕基那里得到批示，才能解决。很多管理干部，则陆家嘴来自上海财经大学。

上交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曾回忆，在上交所的筹备过程中，采用哪种交易方式，最初设想是两套方案，一是采用国际通用的口头竞价，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进行人工交易，还有一套方案是用电脑系统进行交易。

其实一直到开业前五天，还是两套交易方式备用，因为当时系统还没有完全调试完。同样是在周恩来夫妇曾经居住过的黄浦路15号，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浦江饭店正式开业，标志着新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

“1990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头一天，我印象中当天成上海交额一共是1016万，但是沪市8只股票的成交额只有49万，今天（2021年5月26日）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80陆家嘴00亿。相隔三十年，当时谁都不会想到有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规模。”金星谈道，“这给整个要多社会经济带来的推动，同样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