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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来过上海?


不但来过,而且那句著名的“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就写在今崇明岛附近,写在他由此进入今上海地域开始“上海之旅”时。


《过零丁洋》,是后来在南方被俘后写下的。《正气歌》,是再后来在北方囚室里写下的。而这句与《指南录》同名的“指南”誓言,写在他人身自由时——而且当时,他的皇帝都已率百官正式投降了,他的大军也竟然早被自己的朝廷解散了,他自己刚刚九死一生逃出生天,元人又刚许诺他为元朝丞相……


客观上看,这或许是他一生最有理由放弃、最有可能自保、最考验内心抉择的时候了。


他来到的,又正是宋末、元末时期人们纷纷逃此避难的今上海地域。


然而,就在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大江大海水天壮阔中,文天祥写下“不肯休”的誓言,迈出不回头的一步——


经今上海崇明东滩、横沙岛东面海域、鲜花港与上海天文馆附近、东海大桥、洋山深水港等区域一路乘船南下,文天祥在每天最早迎接太阳的今上海东部,划出一道弧线,走上此生最远的航程,走向心中最好的自己。


这位其实长期不被待见的孤勇者,在“雪明文崩”的至暗时刻,不顾一切奔赴。


上海,见证过文天祥最坚定的样子。


【一】


在上海的日子里,文天祥是喜悦的。


他自己在《指南录自序》回忆:当时得知南方还有益王、广王在抵抗,于是“狼狈憔悴之余,喜不自制”。


这是《指南录网文》《指南后录》乃至整部《文山先生全集》,都少见的四个字——“喜不自制”。在上海的日子里,文天祥内心充满着热切与希望。


紧接着他又说:“意者,天之所以穷饿困乏而拂乱之者,其将有所俟乎?”


这是想起了孟子“行拂乱其所为”那段名言。


他还在这时的《苏州洋》一诗写道:“便如伍子当年苦,只少行头宝剑装。”


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见:苏州洋,即今上海东南海域,在杭州湾东、舟山北。1288年刊行的《至元嘉禾志》距文天祥1275年此行13年,志中有《苏州洋》一诗,标题后明确写道:“南舶欲入华亭者,必放苏州洋。苏州洋,蓋此处旧属苏州。”(据嘉兴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校版校勘)蓋,盖,有“大概”“表示推论原因”之意。


伍子,伍子胥。


在上海的日子里,文天祥用孟子名言与伍子胥事迹激励自己,为自己为家国打气,充满着“有所俟”的期待与信心。


还有苏东坡。


早几天的《出海》一诗里,文天祥写道:“我爱东坡南海句,兹游奇绝冠平生。”


“兹游奇绝冠平生”,是苏东坡终于结束放逐,从天涯海角的海南回来时写下的名句。值得注意的,是原诗里这句的前一句——“九死南荒吾不恨”。


“不恨”,是因为一心为公。近两百年后,另一片大海,文天祥与苏东坡心意相通。


从丁功谊、李仁生所著《文天祥年谱》可知,文天祥的《纪年录》及《指南录》众多诗句记述显示:他在1275年这趟“指南”航行,“二十八日”在今南通启东东南部,经今崇明岛过沪后,“三十日,至台州境”,“四月初八”抵温州。


在上海的两三天,文天祥是高兴的、乐观的、怀着信心与期待的,也是自强不息的。


他不是傻乐。他深知前途艰险。他用来和自己对话的,是一位又一位前贤。


从孟子、伍子胥、苏东坡到文天祥,中华文化一脉,在上海这片海域的波涛涌动里生生不息。


就在他西边不远处,今上海松江一棵古樟树下,他一位老战友赵孟僴后来临终慷慨陈词:“王室之懿,文山之客。持此寸心,千古忠赤。”


同样是一种心意相通。


本文,正源于前一篇“上海两千年人物考(八)”《赵孟僩与赵孟頫》刊发后,因文中讲到赵孟僴与文天祥,引起于漪老师一次来电。


【二】


于漪老师来电专为文章“跳出纯历史纯艺术,写出气节与精神”。她好奇文中说赵孟僴“少游谢南斋、(欧)阳巽斋、刘须溪、朱约山诸公之门”,后三位恰好都与文天祥早年求学生涯息息相关。她关注“是怎样的老师与教育,教出了这样的学生”。


一番勉励点拨,正与记者需要一个存疑相关。


赵孟僴是今浙江台州黄岩人,那三位和文天祥都是今江西吉安人,教学地点也都在今吉安,尤其第三位朱约山“倡捐建”的侯城书院,位于“庐陵县儒行乡”,离文天祥出生地“庐陵县淳化乡”仅百多里——难道赵孟僴幼时也在那?


三个月深挖赵孟僴与文天祥毕崇生交集,意外地看见了文天祥与今上海的独特交集。


上海,以东边的海天辽阔庇护文天祥南下,以西边的九峰三泖呵护赵孟僴终老,让兵败失联至死未见的两人,得以在同一片土地的铭记中,拥有了某种意义上的“永不失联”。


得知文天祥被杀,远在上海的赵孟僴写文遥祭,《松江府志》说他“涕泗横流”,《嘉兴府志》说他“恸绝复苏”。


初见赵孟僴,文天祥“奇之”,惊叹“瑚琏器也”。瑚琏,古代宗庙中盛黍稷的礼器,用以比喻人有立朝执政的才能。


相比人生若只如初见,他们更令人感叹的,是此后二十年两人“穷且益坚”、都至死“不坠”的——


心志如初。


【三】


记者对赵孟僴的“初见”,就是《赵孟僩与赵孟頫》里那些信息,无法回答于漪老师。


最好能知道赵孟僴人生详情,最好能有他的传。


偶然查见,他那十六字的“临终口占”,被《全宋诗》收录了。找到专业版本第六十八册第43126页,“赵孟僴”名下有一句话:“明万历《黄岩县志》卷六有传。”


找到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上海“据明万历刻本影印”的万历《黄岩县志》书名下,也有一句话:“七卷,存四卷。”存的是“卷一至四”。


黄岩当地会不会有什么线索?


在报社同仁请台州市有关方面热心帮助下,记者很快联系上台州赵氏文化研究会会长赵家宝。得知来意,16分钟后,他便发上海来请人刚刚拍下的照片,拍的是一页族谱,上面从“孟僴”到他的父亲“與(此字为“禾 全”)”及他的网文祖父“希䢰”,一一赫然在目。


还有子“由顯”—要多—赵孟僴有后代。


提供照片的台州赵氏文化研究会黄岩分会会长赵文喜告诉记者,早年别处族人修新谱时,他收藏了早年残本。


从他发来的《黄岩西桥赵氏宗谱》两篇“原序”可见:宋太祖“六世孙”赵子英,南宋什么初年任“黄岩县丞”,“遂家于西桥”,从此成为西桥赵氏始祖。


查媒体报道可见:2016年黄岩村民无意中挖出一南宋古墓,经考证为“宋太祖七世孙赵伯澐”之墓。墓内丝绸文物被称为“宋服之冠”。


赵子英,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后代。由此可知,赵孟僴与赵孟頫从血缘上不算很亲近。后者是赵匡胤四子秦王赵德芳后代,他们只是共一个宋朝开国皇帝,同为十一世孙(按子为一世孙计,如“六世孙”赵子英、“七世孙赵伯澐”)。


从“原序”还可知,此谱“始修于”明“万历乙巳”即1605年,赵文喜手上是清“光绪壬辰”即1896年之后版本。谱中,关于赵孟僴再无其他信息,倒是为他祖父写了几句,其中一句是“至元十三年丙子避兵沙步死于难”。


至元十三年?


正是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谢太后与宋恭帝率百官投降,文天祥经上海南下的1276年这一年。沙步,不知是否为今台州市黄岩区“沙埠”镇。


祖父“死于难”之年,赵孟僴刚刚与文天祥在平江府(今苏州)兵败分离。


家国俱破。


【四】


追考至此难再往前。


突破口,最终在赵孟僴生年。


记者写《赵孟僩与赵孟頫》时,见明代朱国祯在《涌幢小品》写过六个字:赵孟僴“年十七,及胄举”。


从明代陈继儒的《本一禅院志叙》也找到五个字:赵孟僴“七十余坐化”。


再反复查看整本崇祯《松江府志》,发现“杨维桢记略”一文还有四个字:“延祐昌寂”。


延祐,元仁宗年号,1314年至1320年。寂,圆寂。昌,赵孟僴又名“汝昌”“顺昌”,人称“昌公”。


就此,倒推“七十余”年,赵孟僴应出生在1250年之前(按出生即一岁计)。


赵孟頫比他小,生于1254年,对上了。


文天祥生于1236年,两人谁大?


还得缩小范围。


终于,在网上搜见《台州府志》“卷一百二十一人物传二十二(隐逸一)”有写“景定二年孟僴年十七”。虽然按图索骥查喻长霖等编纂的《台州府志》影印本十卷,第一次没找到,但网文在这句后写着——本一禅院志。


查上海图书馆藏书目录,一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寺观志专辑》里,第一册第九部正是。


这是最后的希望了。


静心等候调阅,九天后拿到手,翻开:明崇祯四年刻本、释大玄辑的这本《本一禅院志》里,“本一禅院开山第一世 月麓禅师”传中,明确写着“景定辛酉时年十七”。


“景定辛酉”,正是“景定二年”,即1261年。


由此倒推,赵孟僴生于1245年,比文天祥小九岁,比赵孟頫大九岁。巧。


志中接下来一句还是惊喜:“应胄举选赴南宫,得游谢南斋、欧阳巽斋、刘须溪、朱约山诸公之门。”不但印证了陈继儒那句“少游谢南斋、(欧)阳巽斋、刘须溪、朱约山诸公之门”,更多了一句破解赵孟僴与文天祥交集之谜的关键信息——


“应胄举选赴南宫”。


【五】


“胄”,指帝王或贵族的后裔。


查《宋史》卷一百五十材料六“选举二”,有“胄举”二字,且在“淳祐元年”即1241年——距赵孟僴1261年“应胄举”不算久远。


查《佩文韵府》卷三十六,对这处“胄举”及同时出现的另一词“漕举”,有专门的解释:“漕举”为“诸路漕司所举者”,胄举“谓国子监所举者”。


再查《宋代官制辞典》可见:国子监,南宋后“专掌天下之学校”,别名之一为“胄监”,因“‘国子’原指公卿大夫子弟,即‘贵胄’”。


还有,《宋史》卷一百五十六“选举二”写道:“景定二年,胄子牒试员……”


景定二年,正是赵孟僴“年十七”应举这年。


南宫,有“尚书省的别称”等多个解释。不过查《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职官五”可见:“南宫者,太祖、太宗诸王之子孙处之,所谓睦亲宅也。”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北宫”,又称北宅。南宋学者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写道:“北宫,即广亲宅,魏悼王赵廷美子孙居住。”魏悼王,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太宗赵光义的弟弟。


由此看,赵孟僴似是参加国子监“胄举”后,被选入专供太祖太宗后裔所处的“南宫”,就读有别于“太学”的“宗学”。


细究南宋宗学史——从《宋史》与《宋会要辑稿》多处记载可见:北宋“命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后因“靖康之乱,宗学遂废”,到南宋嘉定九年即1216年“始复置宗学,改教授为博士”,“旋有旨复存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一员”。大学、小学,针对不同年龄段宗子。


另一记载是:南宋绍兴十四年置诸王宫教授,“在学者”,“皆南宫、北宅子孙”。


文天祥与欧阳守道(号巽斋),恰好都做过“景献府教授”。


景献府,应即“景献太子府”。景献太子,应即宋太祖十世孙赵询。有意思的是:他正好与赵孟僴同属“燕王赵德昭”后代。


这让分派“景献府教授”给燕王后裔们如赵孟僴需要讲授,显得似乎顺理成章。


不过,记者查到赵询1220年就已去世,且未生子。人去府存?


关键处,宋史专家、上海师范上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指点迷津:查《宋史》卷四十一《理宗本纪》可见,宝庆三年即1227年,“孟杓改赐名乃裕,授和州防御使,继景献太子后”。景献太子后继有人。


虞先生还指点道:“南宋科举,从地方一级考试升入中央一级礼部会试,一是通过地方上的‘解试’,二是靠中央特例,如国子监推荐的人。从‘应胄举选赴南宫’这句的连贯表述,及赵孟僴本是宗室后裔,去睦亲宅似不应用‘选赴’二字,加上‘南宫’也常指尚书省主管考试的礼部来看,这句更宜理解为赵孟僴十七岁时,由国子监选拔举荐,参加礼部主持的全国会试。”


文天祥,就是1255年八月先参加吉州乡试,被乡荐去临安参加次年礼部的会试,正月开考,二月开榜,获五月殿试资格,再参加殿试高中状元。


这是1256年——礼部会试三年一次,下一次在1259年,再下一次在1262年,正是景定三年。


这就是说:赵孟僴景定二年应举,参加景定三年正月开考的礼部会试。


不过,记者又发现明正德年间《松江府志》“赵孟僴”传中,有后来崇祯年间《松江府志》《本一禅院志》都删去的三个字—办理—“父训迟”:“……景定辛酉年十七及胄举,父训迟赴南宫,遂得游谢南斋、欧阳巽斋、刘须溪、朱约山诸公之门。”


一种解读是:从上下文意思看,是父亲教诲他迟点参加南宫(礼部)的进士科考,便追随诸公之门了。


从后来《本一禅院志》看,他“景定辛酉时年十七应胄举选赴南宫”,应还是参加了礼部考试。


就在景定三年四月,文天祥在临安正少钱式出任秘书省正字,不久兼任景献府教授。五月,文天祥还充任殿试复校考官,阅卷中选庐陵人邓光荐、刘辰翁等为进士。


早在景定元年,欧阳守道就已在临安为官,景定五年任景献府教授。


一种可能渐出水面。


【六】


那么赵孟僴“得游”的四人中,排在欧阳守道之后的刘须溪呢?


刘须溪即刘辰翁,号须溪,南宋末年著名的遗民词人。查吴企明先生所著《刘辰翁词校注》可见:1260年,刘辰翁在临安补太学生;1261年,至少元宵节他仍在太学;1262年,他在临安以太学生考中进士。


时上间地点也对得上。


而且到临安前,欧阳守道、刘辰翁、文天祥三人是老相识。


查丁功谊、李仁生所著《文天祥年谱》可见:1209年,欧阳守道生于庐陵(今江西吉安),少孤贫无师,自力于学,《宋史》称“庐陵醇儒”;1241年,庐陵人刘辰翁十岁丧父,同样“家贫力学”的他从学于欧阳守道,“守道大奇之”;1252年,欧阳守道在庐陵白鹭洲书院为山长,“山长”类似今院长或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255年,庐陵人文天祥入白鹭洲书院读书,成海文为欧阳守道得意门生。


相处不到一年,但文天祥从此对欧阳守道尊敬亲近。


他初出茅庐被内侍打压,一气之下弃官回乡,专门写诗向老师诉说。他苦于文章应酬,也选择向老师吐露心声。皇帝赐他金碗,他给迫于生计的老师拿去典当。别人送他木瓜,他便送给老师,“知先生尝须此为药物”。


12什么73年欧阳守道病逝,悲痛万分的文天祥以诗文高度称赞老师“望宗六一”,说“六一之学,实传先生”。六一,庐陵人欧阳修号“六一居士”。


更让人感叹的,是两人各自写下的两段文字。


欧阳守道在《题萧氏顺安堂铭说后》一文写道:“夫安危之判,不大于生死。然而孔子戒求生以害仁,孟子许舍生而取义。”


文天祥临终藏在衣带的绝笔诗《自赞》前半段是:“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欧阳守道一文接着写道:“苟有合于仁义,则生死不足计,而何安与不安之知?”他认为关键在“理”安——“必不得已,生死置之度外,而惟一顺于理之归,亦可以浩然矣”。


文天祥绝笔后半段是:“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无愧,即“安”。


而“必不得已,生死置之度外,而惟一顺于理之归,亦可以浩然矣”这句,更简直像是专为文天祥写的,也堪称最懂他的写照了吧?


不到一年的短短相处,影响为何如此之深?


是品行?《宋史》为欧阳守道立传写道:早年做家庭教师,他“每食舍肉,密归遗母”,感动他人;不到三十岁,就以德行为“乡郡儒宗”。还有一个故事是:江万里问欧阳守道是欧阳修第几代后人,他答“非也”,并不攀附。


是志气?从研究者廖思玲论文可见:欧阳守道在《颜鲁公祠记》写“誓为越鬼,折首剖心”,在《书崇岳集》为岳飞慨叹,读胡铨“吾有蹈东海而死耳”之语大为感动,勉励后人要“身任乎国家”……《江右古文选》评语是:“公一腔热血涌现毫端”“文极庄厉”。


是操守?文天祥祭文一语中的:“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宁使人谓我迂,宁使人谓我可欺。”欧阳守道的“双宁”,与曹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双负”,对比何其鲜明。


是理念?“顺于理之归”的“理”,是心安理得的“理”。而就在告别欧阳守道后,文天祥在高中状元的答卷中写道:“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


后来赵孟僴“得游谢南斋、欧阳巽斋、刘须溪、朱约山诸公之门”,是“究心理学”。


从欧阳守道到文天祥再到赵孟僴,包括刘辰翁,值得海文关注的是他们心同此“理”——人要有志气与操守。


刘辰翁也是欧阳守道的学生,也曾随文天祥抗元。他后来专程远行去礼葬投水殉国的江万里。


与刘辰翁同中进士的邓光荐也是欧阳守道的学生,也曾随文天祥抗元。他后来专门写下《文丞相督府忠义传》,为四十四位忠义之士立传,又为文天祥归葬庐陵写下墓志铭。据顾宝林所著《刘辰翁<须溪词>遗民心态研究》一书介绍:这篇墓志铭沉睡七百年后,于1980年出土,成为重要文献。


与刘辰翁、邓光荐同年应试的赵孟僴,也是欧阳守道的学生,也曾随文天祥抗元。


巧合一再发生,便不再是巧合。


【七】


谢南斋、朱约山又是什么情况?


朱涣,字约山。丁功谊、李仁生所著《文天祥年谱》引汪泰荣《吉安书院志》考证,他应不晚于1252年就“致仕”回庐陵老家了。


赵孟僴应胄举的1261年,他已七十三岁高龄。


查《中国道观志丛刊续编》收录的宋代《华盖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实》一书,有他在“景定辛酉”即1261年写的序。文中写“观颜鲁公碑”,显示他当时可能在现场观碑后写下此文。书中写明此华盖山不是“温州永嘉县”那座,而在“临川、庐陵二境之间”。朱涣是庐陵人。


种种迹象显示,赵孟僴应胄举这年,朱涣不大可能在临安,更似在庐陵老家一带。


而且,他与文天祥、刘辰翁也是老相识。


尤其文天祥,查《文天祥全集》可见,他一再为“约山”写诗。


不少志书说朱涣是其“受业师”。丁功谊、李仁生所著《文天祥年谱》认为,二人可能是“忘年之交”,文天祥“恭执学生辈礼数”。该年谱还介绍,清代黄文成在《读史随笔》称:文天祥幼年在朱涣“倡捐建”的侯要多城书院求学,曾种下五株柏树,对之立誓要为国出力。


赵孟僴“得游”朱约山之门,更像是经文天祥介绍,可能主要以书信往来。


这或许正说明着,文天祥对赵孟僴这个“瑚琏器”的器重。


谢南斋依然是个谜。从“欧阳巽斋、刘须溪”看,“南斋”似也应为号。从他排在最前看,可能之一是年龄或名望连欧阳守道、刘辰翁都大过了。记者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保存完好的善本《本一禅院志》,可见“南”字清晰,且“谢南斋”三字在志中两篇文章各出现一次,笔误可能性不大。与文天祥同科在临安中进士的谢枋得,别号“依斋”,应该不是他。


有一条线索是,《本一禅院志》附有引自《嘉兴府志》的赵孟僴传,只写着“宋宗室。其先家黄岩。文天祥见之曰‘瑚连器也’”,并无“得游”这句。


记者核查万历《嘉兴府志》,可见与之一致的赵孟僴传。


再查更早的明弘治《嘉兴府志》,则无“赵孟僴”。而查紧接着弘治年间的正德年间《松江府志》,则有赵孟僴传及“得游”这句。


看来,很像是上海这边修志时,自己掌握的材料。


有没有可能,是赵孟僴自己当年在禅院所说,被弟子们记述传了下来,又或是写在了他自己的著述《湖山汗漫集》(一说为《河山汗漫集》)里,被上海这边后来修志的人看到而引用?


可惜,《湖山汗漫集》已佚。汗漫,漫无边际。


如是,则又指向着,文天祥对他影响之深。


虽然史料明言的两人交集,“仅五十日”。


那是同赴国难的五十天——1275年农历九月初,文天祥任“浙西江东制置使”,十月十五日抵平江府,二十二日遵旨离去救临安,就此与留守的赵孟僴永别。二十四日,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统王邦杰遣人迎降于常州”。这就是陈继儒写的“文丞相开閫江浙,辟孟僴与之偕抵吴。仅十日,其环卫王邦杰以城降元”。


虞云国先生介绍:“制置使”是宋代地方上统军的官员,“开閫”在这里就是开府统兵之意。辟,征召。


随后,“授邦杰安抚使、孟僴吴江尹。孟僴称疾不就,远遁云间”。


除了这“五十日”,赵孟僴与文天祥就目前所见的交集,可能就只有当年在临安了。两人的初见,最多约一年七明文个月。


稍长于文天祥与欧阳守道的初见。


对有的灵魂来说,一再相见也只是相见。对有的灵魂来说,遇见即一生。


【八】


文天祥曾六起六落。


又两度求见自己要保卫的皇帝都求而不得。


这还是在他拿出自己的家产,招募义军“勤王”之后。


终于被囚时见到已降的宋恭帝,却是来劝自己投降的。


文天祥,其实是一个长期处于尴尬,屡屡被拒绝,并不怎么被待见的人。


记者仔细梳理他十八年的职场生涯:二十一岁中状元后,三十九岁起兵“勤王”前,他被起用为官的日子,仅仅不到六年。三分之二在赋闲。


有的“落”,还未赴任就被免了,简直令人瞠目。


宋理宗是很喜欢他的,殿试“亲擢第一”,后知考生姓名又高兴地说:“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


文天祥第一次任职也是壮志满满的,行前写诗表示要“学四忠”——庐陵四位先贤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杨邦乂(杨忠襄公)、胡铨(胡忠简公)、周必大(周文忠公)。早年他曾对先贤祠像“慨然”表示:将来也要被祭祀崇奉。


然而一出山就被打击。


他一腔热血写了篇《上皇帝书》,提出四项改革建议,“乞斩”主张迁都南逃的内侍董宋臣,却被“不报”——压根就没报给宋理宗。


一气之下,他“自免归”。


两年后,1262年农历四月,文天祥第二次“起”,出任秘书省正字,不久又兼任景献府教授。然而被“京国闾巷”呼为“董阎罗”的董宋臣,也被宋理宗“强行起用”了,偏偏兼职之一还是“主管景献太子府事”。


七月,文天祥“上书求去”,后赴任外地。1265年农历四月,文天祥被政敌弹劾罢职。


第二次“落”。这是他当官最久的一次了:三年。


第三次“起”,一个月后被罢。第四次“起”,刚任命便被人“奏寝新命”。寝,息、止。第五次“起落”,约八个月。第六次被任命后,再次被人“寝新命”。


又两年后,1273年,文天祥才出任“湖南提刑”。此时他才三十八岁,已早生华发。


1275年起兵“勤王”后,他又两次在紧要关头求见皇帝而未果:临安告急入卫时,“诣门陈大计,不得见”;“卫王继立”时,“乞入朝,不许”。


苦闷中,文天祥写下:“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


“六起六落”、两次被拒,解读之一是奸臣、权臣当道。


他也明知。就如起兵时,朋友好心劝他是以乌合之众“搏猛虎”,他说:“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第,但。徇,有“对众宣示”之意。


他期望的,是“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庶,幸,希冀之辞。


所以可以想见,在今上海崇明岛一带写下“不指南方不肯休”时,文天祥应也是准备好“明知不可为而为”的。


顺于理之归,则不安为安。


【九】


文天祥也是一个真实而立体的人。


和苏轼一样,他也是“吃货”。沪上写美食的林苛步先生曾写:“文天祥也乐于下厨做菜,他的‘文山肉丁’是江西的传统名菜。”


《宋史》写了句常被引用的话:“天祥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后面紧接的是:“至是,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到了“勤王”时,文天祥对自己痛加裁减,尽疏家财招募义军。当时他一边“流涕”一边对人说:“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他还很喜欢下棋、交友,曾专门写诗四首评众棋友高下。


他对亲人一往情深,一再写诗“哭母”“哭妻”,深情告白妻子“天上地下,惟我与汝”,在狱中收到女儿信后“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是乃命也”,托付妹妹:“可令柳女、环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他自己赴死,但不苛求在元做官的二弟,又叮嘱四弟隐居不仕。“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隐。”仲在兄弟姐妹的排行中表示行二,季指最小。


就在交代好这些后,1281年农历六月,文天祥写下《正气歌》。


他不是盲目求死的人。从热爱生活到义无反顾,“时穷节乃见”。


在“如何评价文天祥赴死”的网帖中,一位网友感叹:真正的较量其实在被囚之后,因为人心往往经不起想,而他被放在牢房想了整整四年。


那年二月洪承畴被俘,光着脚痛斥劝降者。劝降者见“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去之”,急忙回来报告皇帝:洪承畴一定不舍得死,“惜其衣,况其身乎?”


最多不晚于五月,洪承畴就降了。


文天祥之所以写“正气”,是面对牢狱“土室”污腐热湿等糟糕透顶的“七气”——“水气”“少钱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


还是欧阳守道那篇文章写道:“人之欲安也,一起居饮食欲安,一出处语默欲安。欲安之心重,则崇凡可以得安者无不为也。夫可以得安者无不为,则苟涉于不顺者亦可为也。”他强调的是“吾心安”。


赵孟僴临终说“王室之懿,文山之客。持此寸心,千古忠赤”,也是在强调“持心”。


不过他这句有点不通。


懿,常被解释为“美;美德”。文山,文天祥号文山。文山之客应是指赵孟僴做过“五十日”的文天祥幕办理府门客。然而“王室之懿”,是在自夸?


虞云国先生曾在《宋元学案补遗》卷八十八看到:“王室之裔,文山之客。”


如此,倒是通了。


还有一个版本是“王室之懿,文山之客。一朝从容,千古忠赤”。无论哪个,都可从中感到:从欧阳守道到文天祥再到赵孟僴,中华文化有种生命力生生不息。《正气歌》背后有“正气链”。山尖越高耸,山体越巨大。


赵孟僴是“端坐拱手而逝”的。


明万历年间的《万姓统谱》与崇祯四年的《本一禅院志》都说,赵孟僴“子孙遂家华亭”“子孙遂占籍为华亭人”。


《黄岩西桥赵氏宗谱》所载赵孟僴唯一的儿子“赵由顯”,是否在上海?


今天的上海,是否还有赵孟僴后人?


可以确定的是:大骂洪承畴的少年夏完淳,生于材料今上海松江,家离本一禅院和院后赵孟僴墓仅数千米。


可以确定的是:文天祥那句“朝廷养士三百年,无死节者”,写在了《本一禅院志》里。


记者随手一查,便见夏完淳生于1631年——正是详细披露赵孟僴事迹的《本一禅院志》与崇祯《松江府志》双双刻印那一年。


纯属巧合吗?


这个人叫赵孟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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