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可转换债券(可转债交易市场和股票交易市场)

在发展中国家债券发行的混乱世界里，好日子似乎永远不会持续。

虽然有些人认为，在往往无趣的固定收益投资世界里，新兴市场债券是个有力的武器，但其他人认为该领域过于依赖变化无常的情绪。

在今年年初，这一资产类别再次流行起来，距离2020年第二季度的最低点仅几个月后——当时由于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资金外流打破了纪录。

投资者集体回归。迅速推出疫苗的希望正在上升，乔•拜登(Joe Biden)的总统选举胜利被认为对全球化和跨境贸易有积极影响。同时，发达国家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存在使资金流向新兴市场的挤出效应”，行业协会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的经济学家乔纳森•福尔顿(Jonathan Fortun)解释说。

新兴市场的政府争相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一波债券发行引发了更多资金流入。但是，正如发展中国家混乱的世界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好时光不会持久。

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新兴市场债券投资组合经理保罗•格里尔(Paul Greer)表示：“我认为，新兴市场在2021年面临的挑战要比许多人预期的大得多。在过去9个月里，由于各种原因，该市场在圣诞节时的乐观积极气一点点消失。”

今年迄今，以硬通货计价的新兴市场政府债券的总回报率仅为0.3%。更糟糕的是，随着本币对美元走软，以本币计价的主权债务的投资者损失了4.8%。其中的亮点是，以美元和欧元等“硬通货”计价的公司债券实现了2.2%的回报率。

格里尔指出，美国民主党出人意料地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为拜登总统领导下史无前例的财政刺激、加息和美元走强打开了大门。

格里尔指出：“自从乔治亚州的参议院竞选（让民主党获得控制权）以来，美国国债收益率开始上升。”“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降低风险。我们现在对新兴市场的乐观程度大打折扣。”

晨光投资(M&G Investments)新兴市场基金经理格雷戈里•史密斯(Gregory Smith)也指出：“随着美国经济复苏，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语调略微鹰派了一些；当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时，这冲击了新兴市场。”

其他因素也加剧了这种悲观情绪。史密斯指出，新冠病毒Delta变种使疫情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更加猖獗”，而“那些采用‘新冠病例清零’策略的国家，如中国，事实上很难阻止病毒的传播”。

“增长很重要，”福尔顿说，“我们预计（新兴市场）增长将放缓，一个原因是Delta变种，另一个原因是，许多国家（的政府支出预算）未来将缺乏财政空间，再加上疫苗短缺，将导致其内部需求疲软。”

“新兴市场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市场，这就是许多人投资于这一资产类别的原因。”格里尔补充道，“但现在感觉我们已经度过了全球增长的高峰期。”

格里尔认为，北京正在“降低增长的优先级......重心正在转向管理金融状况和财政审慎”，以及解决不平等问题。

格里尔认为，通过对其他新兴市场大宗商品的需求，中国也是许多新兴市场的“增长引擎”。他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导致整个发展中世界的货币贬值。

投资者正在注意到这一点。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数据，8月份流入非中国新兴市场债务的跨境资金一年来首次转为负值。虽然当时中国仍在吸引资金，但9月中旬，每周流入中国股市的资金转为负数，可能预示着对固定收益产品的需求也会减弱。

中国被纳入全球主要债券和股票指数引发了大量资金流入，中国一直从中受益，但福尔顿认为，此类买入目前已“基本完成”。他预计第三季度“的资本流入将持平”。

格里尔发现了这类债券观察者躲在沙发后面的其他原因。在全球经济增长受阻之际，对通胀的担忧正在浮现，通胀可能导致货币政策收紧，并给风险较高的资产带来“逆风”。

从好的方面看，格里尔指出，收益率比发达市场“高得多”，这对“一个渴望收入的世界”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俄罗斯、赞比亚、厄瓜多尔等一些地区该领域“今年表现非常好”。

他说：“我们得到了一些风险的回报，但不是所有的风险都得到了回报。”

史密斯指出，许多亚洲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来建立了“堡垒般的储备”，这些储备因它们在IMF今年8月发放的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中所占的份额而得到加强。

此外，新兴市场正越来越多地以本币借款，降低了外汇风险，目前的经常账户状况也比2013年臭名昭著的“缩减恐慌”(taper tantrum)期间要好。2013年，“缩减恐慌”导致投资者大量抛售这一资产类别。

不过，福尔顿承认，“有些事情让我夜不能寐”——包括央行政策的可信度，以及负债过重的国家缺乏财政空间。

他补充称：“在发达市场中，日本和英国已经证明，你可以（看上去）没有财政空间、其实拥有财政空间，但我们不知道对新兴市场是否也可以作此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