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属于制造业吗(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批发业 区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

从智能化的维度看，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的广泛应用是制造业实现智能化发展的主要基础。由此，选取ICT投资占非住宅固定资产形成额的比重、软件和数据库投资占非住宅固定资产形成额的比重、ICT中间品投入占产出的比重、ICT中间服务投入占产出的比重、制造业中间投入品中ICT的占比、每百人员工拥有的机器人存量、工业领域人工智能PCT专利申请量7项指标作为衡量智能化水平的二级指标。

占比来衡量服务化趋势下的新工业化水平，并用能源强度、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这两个指标从绿色化视角来衡量新工业化水平。

最后，从绿色化的角度衡量，中国的新工业化水平与美国、德国、日本互有高低。近些年来，中国积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与生态文明建设，节能减排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绿色发展水平大幅提升。然而，从国别比较的结果看，中国的能源强度仍然显著高于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中国能源强度为6.69兆焦耳/按2011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购买力平价G D P，比德国、日本、美国分别高86%、79%、24%（见图2）。另外，在可再生能源消费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这个指标上，中国仅稍落后于德国，但大幅领先美国、日本（见图3）。

四、“十四五”时期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新方向

按照传统工业化理论和工业化水平判别方法，会得出中国工业化水平进入中后期阶段的结论。这会使人认为，制造业发展地位下降具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这成为社会共识，会使产业结构加速早熟，同时也会让制造业发展失去方向（史丹、白骏骄，2019）。要深刻认识到，本轮新技术革命使全球进入了全然不同以往的工业化过程，其主要特征是能源基础不同、生产要素不同、生产方式不同、发展理念不同。基于新技术革命的新工业革命将改变已有的工业格局和竞争优势，因此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都在部署本国的工业发展战略。按照新工业化理论，新一轮工业化中，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某些方面都处于起步阶段，但中国在产业融合、绿色化、数字化方面落后发达国家，因此，“十四五”时期中国制造业应顺应新工业革命的趋势，瞄准以下四个重大方向，在产业融合、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方面加紧抢跑，力争占领新兴制造业的产业链高端。

第一，由规模扩张转向增强智能化创新技术应用。“十四五”期间，制造业的发展要依靠技术创新特别是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创新的带动，以发展质量提升弥补发展速度减缓的负面影响。从结构的角度看，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包括过程质量提升和结果质量提升。其中，过程质量提升是指制造业的运营过程中减少和优化要素投入，降低对环境社会的不良影响。在资源和能源投入方面，降低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采用更环保的生产装备和工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资本和技术投入方面，不断提高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重点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创新驱动制造业的发展；在劳动力投入方面，加强职业培训和终身学习，实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升和制造业人力资本的明显增加。结果质量提升是制造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明显提升，先进制造业的比重明显提高。

第二，产业升级指向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层面看，按照传统的统计口径，作为主要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制造业在中国经济由大变强的过程中需要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比重，扭转和抑制“脱实向虚”的趋势。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十四五”期间应保持在27%以上。我国制造业在大多数细分领域都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但高精尖产品的技术水平、产品性能、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整体上与世界领先水平存在性能差距。基础不牢、缺乏核心技术成为制约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也使我国在国际经贸冲突中处于被动地位。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找准关键“痛点”下功夫，加强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工业软件等方面的产业基础能力建设，打响中国品牌，补齐我国制造业的短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三，结构调整重点在产业融合发展。传统的产业政策和规划的目标是调整优化产业间的比重关系，但所谓“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或者“数字经济”本身难以划定边界，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标准模糊不清。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十四五”时期的制造业结构调整应当更加注重制造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而不是一些特定制造业部门产值比重的提高。一是推进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创新、试点，将制造业和互联网产业各自的竞争优势进行融合，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工业物联网系统、工业大数据，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 制造”应用国。二是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作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实践的触发点，重点支持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科技研发和科技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间的深度融合。

第四，发展空间优化转向全球价值链构建。近些年，中西部地区以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价格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缩小，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形势日益严峻，巨大的政策“透支”招商使得部分中西部城市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实现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民生的改善，还浪费了珍贵的土地和资本资源。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走出去”实现全球布局的阶段。“十四五”时期，制造业区域结构调整的重点除了继续优化各个产业部门在国内不同发展水平区域间的布局，更要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对外直接投资来加强和优化中国制造企业在全球的布局，逐步构架由中国参与的、区别于发达国家过去仅仅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资源的、最大程度实现双边或多边共赢的国际制造业分工新框架。

五、支撑中国制造业沿着新方向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是提高全社会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打造中国特色“制造文化”。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富国之源，肩负创造物质财富的历史责任，是科技创新和民生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创造精神财富的实践源泉。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中，我国要进一步缩小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其根本还是制造业的发展和升级。“十四五”期间，国家战略设计、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都要赋予制造业重要的战略地位，地方主导产业选择和规划中，要根据自身特点和基础重视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新兴制造业的培育。通过教育和宣传，不断提高制造业部门对人才市场、资本市场的吸引力，通过统筹协调、部门协同和各级联动，推动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制造业汇聚。

二是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制造强国”。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创型创新，强化制造业正向设计能力，聚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具有使能作用的基础技术研发，奠定制造业未来竞争力发展技术基础。继续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工程，聚焦战略性、引领性、重大基础共性需求，建成一批高水平制造业创新中心。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力度，培育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继续实施工业强基工程，构建体系化、长效化推进机制，突破重点领域发展的基础瓶颈。

三是推进教育改革，转变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人力资源竞争优势。教育改革既要为制造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持，又要树立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起基础作用的思想认识。教育的目标由知识的传授转变为能力的培养，技术进步会逐步替代很多传统岗位，仅仅掌握知识不能应对未来人工智能社会的挑战，创造能力、创新能力、创意能力的培养应该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教育的重点环节由课堂教育延伸到职业培训，制造业的智能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需要大量复合型人才，具体到每一种应用场景，课堂教育都难以提供相应的教学和实践，需要专业化、定制化、细分化的职业教育来满足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

四是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管理，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业税费负担。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引导技术创新成果在制造业中的产业化。保障能源、土地要素供给，进一步改革优化税收制度，降低制造业发展成本。打破各种行业壁垒、地区壁垒，形成工业品全国统一市场，实现要素价格的合理化、促进制造业要素的自由流动。

五是升级制造业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重点改善制造业中间品运输、危化品运输、货运航空、管道运输、冷链运输、长江珠江黄金水道运输的硬件设施和软件系统，运用信息技术大力提升交通设施的使用效率，提高运输安全，大幅降低物流能耗和成本。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5G、物联网在智能制造中的应用。加强与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的接驳，推进跨境公路、跨境铁路、跨境高速铁路、跨境管道、跨境通信光缆的规划建设。

六是进一步引导金融业服务制造业发展。不断增强金融业自身竞争力，提高金融业运营效率，降低制造业投融资成本，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国内统一的信用评判体系，降低金融风险。不断增强制造业自身的融资能力，拓宽制造业融资渠道，提高制造业资本效率。根据制造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着重引导金融业服务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新兴技术的产业化项目和优势制造业部门的国际市场开拓。

七是全方位推进实施“智能 制造”，培育制造业的数字化比较优势。根据智能技术发展趋势，调整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重点，加快培育具有未来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部门。根据不同制造业特征、发展阶段和现阶段发展需求，推广智能工业装备、智能工业软件，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资本效率，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利用智能技术再造制造业生产组织方式，在车间层面，提高生产的柔性化程度；在价值链层面，实现制造与研发、营销的同步；在区域层面，形成虚拟的产业集群。利用智能技术推动制造业业态创新，促进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和服务化发展。

八是推动国内外制造业协作，开辟制造业对外开放新格局。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国际化布局。健全产业安全审查机制和政策法规体系，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高端制造领域，鼓励在我国设立全球研发机构。深化技术和产能国际合作，建设一批境外合作园区。以数字经济发展与“智能 制造”为契机，以工业生产贸易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带动制造业网络的形成，产业链的对接，重点形成与南亚、东南亚的信息网络和制造业供应链体系。

九是大力发展中小微企业，注重民营经济在制造业中的作用。积极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实体经济、开展技术创新等工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内容。对民营企业内部的新型产业技术研发机构，在承担政府科研项目、人才引进、职称评审、建设用地、投融资等方面，实施与国有科研机构同等的支持政策。完善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立中小微企业信息互联互通机制，为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提供创业创新、投融资等专业化服务。

十是促进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东中西实现高水平对接。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创新园区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健全完善绩效激励机制为重点，通过赋予中西部地区各级经济开发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持续改善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环境，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内生产业发展动力，以优良的产业发展环境和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吸引聚集各类生产要素，促进东中西部地区良性互动，逐步形成基于互补性区域优势的产业布局体系。依托西部地区沿边重点口岸城镇区位和资源优势，以试点建设自贸区、综合保税区为抓手，更大力度推进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改善西部地区的加工贸易配套条件，促进加工贸易在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过程中实现转型升级。

[1] Chenery, Hollis. 1975. “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2):310-315.

[2] Chenery, Hollis, Robinson, S. and Syrquin, M. 1986.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郭亚军：《一种新的动态综合评价方法》，《管理科学学报》，2002年第2期.

[4] Kuznets, Simon. 1971.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 Lall, S. 1991. “Explaining Industrial Succes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Current Issue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ited by Lall,Sanjaya and Balasubramanyam, Vudayagiri N. Hampshire: Macmillan Education.

[6] 李晓华：《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改革》，2019年第11期.

[7]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1期.

[8] 刘尚文,李晓华：《中国服务型制造的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9] North, D.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0] 史丹,白骏骄：《产业结构早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内生性解释——基于互联网式创新力视角》，《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11] 史丹：《绿色发展与全球工业化的新阶段:中国的进展与比较》，《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

[12] Stiglitz, J. 1986. “Th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ld Development, 14(2):257-265.

[13] Storm, S. 201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8(1):1-19.

[14] Syrquin, Moshe, and Chenery, Hollis. 1989. “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3(2):145-178.

[15] 王如玉,梁琦,李广乾：《虚拟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空间组织新形态》，《管理世界》，2018年第2期.

[16] 许宪春,张美慧：《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