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开题报告(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

【编者按】

洛克菲勒大学

我的导师

我加入Tom的实验室后第一次和他正式面谈，Tom提了两点要求。第一，“你的目标是要成为自己领域内首屈一指的专家。”我后来才明白，这个目标并没有听上去那样遥不可及——只要将“领域”定义得足够小，小到只有三五个人在做相同的课题，五年后自然会成为数一数二的专家。第二， “你不仅要学会怎么做科研，还要学会用英语把自己的研究说出来和写出来”。他推荐我买蓝牙耳机（当时智能手机还不像今天这样普及），做实验的时候顺便收听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NPR的节目包罗万象，对提高英语听力大有裨益。此后一段时间，Tom对我的实验催的不紧，对提高英语这件事反而似乎更为上心，时不时问我有没有买蓝牙耳机听NPR，还说我嫌耳机贵的话实验室可以报销。为了不显得穷酸，我连忙表示蓝牙耳机还是负担得起的；还有我虽然没有收听NPR，但是在听有声书。Tom对我的回答似乎甚为满意。Tom本人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专业报告之外，他也经常应邀给科普讲座，因此积攒了不少的心得体会。他告诉我们，他刚开始做学术报告的时候，一定会把台词逐字逐句事先写下来，直到他做了一百多次报告之后，才觉得可以省去这番“笨功夫”了。而他对手下做报告这件事一贯要求严格，组里的成员如果收到在学术会议上做报告的邀请，Tom会要求事先在组内预演，接受“内部批判”，从幻灯片的排版到时间的分配，巨细靡遗。我也经过若干次这样的考校。有些导师喜欢亲自包办论文写作，而有些中国学生因为英文水平有限，乐得不写论文。Tom则坚持论文的第一作者必需亲自动手写，他只负责修改，从初稿到定稿，反复修改数十遍是常事。三四年后，有一次Tom私下对我说，我的英文写作有很大进步，虽然不如某个美国男生，但是要比另一个美国女生好。我听了窃喜。那个美国男生斯坦福毕业，博士毕业时被选为毕业生代表致辞（valedictorian），文采了得，说我的英文写作水平不如他，毫不奇怪，至少Tom认为我写作的水平可以拿来和母语者比较一下了。今天回想起来，我很感激Tom对我英语交流能力的培养。学术研究绝非青灯一盏，独自修行。恰恰相反，交流能力对在学术界立足至关重要。我见过的PI中，无论母语是否是英语，或许有口头报告或做得一般的，但绝没有笔头功夫不灵光的。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无论博士毕业后是否继续在学术界发展，只要人在北美，英语水平往往是职业发展的瓶颈。Tom反复强调英语的重要性，说明他真心重视外国学生的长远发展。

Tom令我最为钦佩的，还是他对实验室成员的尊重和慷慨。Tom在人前和邮件中称呼手下的博士后和学生，总是用“我的同事”。组里新来的意大利博士后去欧洲开会，希望借机探望家人。她试探性地向Tom请假，结果Tom告诉她不妨多休息几天：“归根结底，家人和朋友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因为实验室超过一半成员是女性，Tom曾经在组会上很认真地推荐了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新书《向前一步》。我进实验室四五个月后，因为操作失误导致了一个离心机转子报废。我提心吊胆地找Tom承认错误，Tom看了面目全非的转子，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这不好”，就再也没提过这件事了。事后我发现转子是纯钛的，二手货也要数千美元。我博士期间的工作大部分时候与组内一位资深的博士后Thomas合作，一定程度上，Thomas是我日常工作中的导师。但是这种合作关系也有一定的风险：经验更老道的博士后将博士生的辛勤工作据为己有，这并不罕见。在我开始写第一篇论文之前， Tom找我谈话，让我不要担心“第一作者”的归属问题，他愿意与Thomas分享“通讯作者”的身份。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惊讶，然后才是感激——彼时我还是天真的新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利益冲突。Tom让我明白：导师对学生最重要的馈赠，是信任、尊重、支持，和由此激发起来的荣誉感和上进心。

象牙塔内的心理健康

某日，我读到塔勒布的《黑天鹅》中的一段文字，不禁笑了出来：“每天早上你离开曼哈顿的狭小公寓，来到洛克菲勒大学的实验室。你每天很晚才回家，处于你社会关系网路中的人们问你一天是否过得好，只是礼貌起见。在实验室里，人们圆滑得多。当然你过得不好：你没有什么新发现。”这的确是对科研日常的真实描述。在《黑天鹅》一书中，塔勒布将行业分为“极端斯坦”和“平均斯坦”两类，前者的特点是少数赢家分走大部分蛋糕，如文学、艺术，科学；后者的努力与回报相关性要大得多，如医生，律师，会计。塔勒布的建议大部分人选择“平均斯坦”职业。

据我所知，博士生和博士后的确是心理健康问题高发人群。电子游戏之所以令人持续分泌多巴胺，是因为其设计中包括明确的阶段性目标与及时精细的正向反馈机制——把游戏的特点反过来大概就是科研人员的日常了。科研课题的终点往往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一个课题开始的时候，可能导师的脑海中也没有清晰具体的目标，一个博士生需要学会在开放水域自我导航，这当然是一种可以通过系统训练掌握的能力，只不过在博士之前，大部分学生没有接受过解决开放性智力问题的训练——从小学到大学，教学大纲一般指向既定的知识和技能。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不仅是智力挑战，也是心理考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能看到结果的工作模式。此外，大部分的实验都注定要失败，连串的负反馈很容易降低自我效能感。而面对负反馈，勤奋的博士生往往会投入更多的时间，结果是自我价值愈发系于课题的成败。我博士读到一半的时候，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给自己定了周五晚上尽可能不工作的规矩，因为在大家都去放松的时候加班，实验失败带来的沮丧感会成倍放大——而实验大概率是不成功的。

我博士期间大部分时间心情愉快，很大程度上与导师风格和我所在的城市纽约有关。Tom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管理哲学，实验室没有考勤一说，个人对自己的时间有很大的支配权。塞缪尔·约翰逊说：“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人生。”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纽约。曼哈顿抬头所见大多是四角的天空，或许不适合仰观宇宙之大，但品类之盛却是世界上其它城市鲜能匹敌的。在纽约的五年里，我曾对比过大理石和青铜在昼夜晨昏下的光影变幻，在赵孟頫、李公麟的真迹前独自伫立而无需与人争抢，见过的排满四面墙的维米尔和伦勃朗，在中央公园的夏夜里看露天的莎士比亚戏剧，去正统犹太人同学家中参加安息日仪式，当然，还有自由阅读的大段时光。这些无法放到简历中的无用之事，是我博士期间幸福感的来源之一。

博士毕业

2014年底，我做完课题进展报告后，论文委员会认为我可以毕业，建议三个月后答辩。其实我当时并不急于毕业，因为博士毕业后的去向还毫无头绪。但Tom告诉我答辩后可以用博士后的身份做为过渡，既然没有后顾之忧，我就开始着手准备毕业。很多文科博士生的论文写作需要经年累月，不过理科博士生的主要功夫在实验和数据分析上，写作并不是瓶颈。如果之前的数据已经正式发表，可以把正式发表的文章装订在一起，博士论文的主体就完成了。我闭关三个星期，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前言和背景。博士论文写作给我带来一个意外收获：我发现自己其实颇为擅长梳理学科历史，所以后来不仅执笔写了一篇六十页的综述论文，还陆续写了若干科普文章。答辩结束后，我开始认真考虑下一步去向。我自知博士工作可以算得上是扎实的研究，但并没有真正的开创性，决心在博士后阶段学习一些更新颖的研究手段。彼时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内最热门的技术是结构生物学，但是相熟的教授一致建议：追逐热点多半只会落到浪潮之后。最后我决定去哈佛大学化学系做博士后，学习动态显微成像技术。

2016年初，我坐上了纽约去波士顿的单程火车，离开了这座我视为第二故乡的城市。今天手上做实验的时候耳机中传来《菩提树》的歌声，仍会让我想起读博士的日子。我那时的状态，自觉可以用“富贵闲人”来描述，虽然严格来说并不富贵，也不太闲，但这一段探索外物和自我的自由时光，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