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明改革
8月27日，十养父母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二审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与一审稿相比，二审稿拟作赡养“赡养老人支出纳入专项附加扣除”等五处修改，在抵扣项目上做了较大幅度调整。
公开资料显示，个税法在一审稿时增加了5项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在二审稿老人时，进一步将赡养老人支出纳入到专个税项附加扣除范围。
二审稿的这一变化，不仅回应了公众预期，更适应了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
过去十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个基本趋势是，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和“二孩”政策的逐步落地，人口抚养比支出不断提升，这扣除意味着劳动者的抚养成本也随之提高。如果个税不做相应的调整，劳动养父母者的实际税负将呈现上升趋势。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201标准0年总抚养比达到最低，为34.2%，其中少儿抚养比为22.3%，老年抚养比为11.9%。此后逐年提升，到2017年达到3赡养9.2%，其中少儿抚养比为23.4%，老年抚养比为15.9%。
更重要的是，当前抚养成本的结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也在进一步增长。比如，在赡养老人上，一般的物质型抚养成本，如食品等支出占比将逐步下降，但医疗、护理等服务型支出占比将不断提升。
因此，适应劳动者抚养支出占比逐步提升的趋势，个税法二审稿扣除把赡养老人等支出纳个税入到抵扣范围，客观上有利于减轻劳动者的税负。其实质是针对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对个税抵扣项目做出相应扣减。相比于简单的起征点，在专项附加扣除上做文章，既符合国际惯例，也符合社会共识，而且能明显提高个税调节的差异针对性和负担合理化的水平，从而实现不同家庭间的税负实质公平。这是一项帕累托改善式的变革。
当然，要把这项改革落到实处，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标准出台。后者的重要性不亚于这抵扣些改革举措。比如，老抵扣年人的抚养成本，如果以养老券的方式给予家庭老年人补贴，那如何与养老人老支出支出抵扣相衔接？类似这类细节还需进一步完善。
□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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