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基金会可以投资企业(公益基金会投资范围)

要点速读

● 个人投资和基金会投资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为个人消费提供资金，而后者为提高他人生活福祉提供资金。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收益和风险的相对重要性基金会是不同的。

● 在慈善事业中，捐赠者往往对于他们应当瞄定的社会风险和回报的恰当水平感到困惑。例如，把在个人投资决策中所具有的风险厌恶带到慈善决策中，但这其实是不对的。

● 至少要考虑一下， 你的偏好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财务决策的错误类比，基于心理偏见，或者基于自己或其他人对你的决定的事后评估。

插图：刘易斯斯科特（Lewis Scott）

应该如何考虑风险问题？假设你的基金会专注于埃博拉病毒问题，而这种致命病毒的进化体已然出现。除了具有高度传染性外，该病毒还会迅速变异。因此，如果疫苗是只针对明年的病毒而研发的，那么后年它就会失效。

假设你的基金会愿意选择如下项目中的一个，将明年总额100范围0万美元的资助预算全部投入：

• 项目一：选择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防护服上，这样能够确保挽救5万人的生命。
• 项目二：选择资助疫苗研发，这样将有10%的概率可以拯救100万人的生命。

但疫苗极低的成功率，也意味着有90%的概率，你将根本无法拯救任何人。

你会如何选择？

人们通过考虑结果的潜在收益以及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凭直觉来评估日常的个人和财务决策。如果你是风险中立的，那么若有50%的机会赢得2美元，你就有可能会在一场比赛中下注1美元。事实上，大多数人在个人和财务决策中表现出风险厌恶，即除非有50%的机会赢得远远超过2美元的钱，否则他们不会冒着失去1美元的风险进行下注。

在这样的背景下，让我们来看看基金会关于埃博拉问题的决策。为疫苗研究拨款1000万美元，预计可挽救10万人的生命（100万乘以10%），这是将同样一笔钱拨给防护服所可以挽救的生命数量的两倍。如果你的目标是在统计学意义上最大限度地拯救生命，那么项目二会是更好的选择。

在慈善事业中，捐赠者往往对于他们应当瞄定的社会风险和回报的恰当水平感到困惑。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应该把在个人投资决策中所具有的风险厌恶带到慈善决策中。但这其实是不对的。

1、风险厌恶背后的偏见

在个人投资中，风险厌恶是明智的，因为失去大部分金钱对你的生活质量所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净财富大量增加所带来的益处。

一般来说，额外财富或消费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为了理解这一点，请想象一下，当你真的很饿时，吃一个汉堡会带给你多少快乐？然后再想象一下，吃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汉堡，你的快乐将会增加多少？吃完三个汉堡后，你会从第四个汉堡中享受到多少快乐呢？结果是，你感受到的快乐不会很多。

按照类似的思路，你可能更喜欢能确保你买到一个汉堡的投资，而不是有50%的机会买到四个汉堡但同时有50%的可能根本买不到任何汉堡的投资——尽管平均而言，风险较高的投资所买到的汉堡数量是安全投资的两倍。经济学捕捉到了这一要点，认为边际效用递减引起了风险厌恶。

现在假设你正在斟酌如何使用你的慈善预算。你的目标是拯救生命。你必须在两种策略中做出选择。

• 安全策略：把钱用于有十足把握去挽救一条生命的投资。
• 风险策略：花同样的钱，有50%的概率救四个人，但有50%的概率一个人也救不了。

我们在与慈善家和商学院学生的交谈中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错误地选择了安全策略，部分原因是他们借鉴了自身熟悉但却并不恰当的管理投资组合的类比经验。他们用相同的方式来对待投资的可能成果（用于为个人消费提供资金），以及可能被挽救的生命。

但与消费汉堡的边际快感递基金会减不同的是，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挽救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生命的价值低于第一条生命。事实上，损失整个社群可能比损失个别成员更为严重。

除了与个人理财投资的错误类比之外，心理因素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掌握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洞见：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但 100万人的死亡就是一个统计数字。研究表明，与拯救许多无法被识别的人相比，我们愿意将多得多的捐赠用于拯救一个可被明确辨识的人的生命。

人们之所以倾向于选择确定但价值较低的结果，范围也是因为心理学家们所说的“后悔厌恶”。如果你确实拯救了一些生命，可能永远不会回头去想，你本有可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但如果你冒了险，却没有挽救任何生命，可能会后悔（当时）没有选择其他策略。而且 人们可能预料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后悔，还有别人的批评。

当然，没有什么规定说你一定要优先选择拯救统计学意义上最高数量的生命。例如， 假设你一想到对世界无所贡献就死去，便感到不能接受，那么可能更为看重有十足把握 可以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而不是以不确定的概率去挽救许多人的生命。但至少要考虑一下， 你的偏好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财务决策的错误类比，基于心理偏见，或者基于自己或其他人对你的决定的事后评估。

2、捐赠基金策略

资助策略和捐赠基金投资策略之间的联系可能并不明显，但两者的框架却惊人地相似。假设与应对埃博拉病毒问题的基金会一样，你的基金会的唯一目标是通过减少疾病来拯救生命。同时假设你以获救生命数量为计算标尺，拥有一个线性的偏好——也就是说，你对第二个和第三个获救的生命的重视程度与对第一个生命的重视程度完全相同。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这些偏好意味着，你应当倾向于资助有50%的机会拯救四个人生命（和50%的可能无法拯救任何人）的风险策略，而不可以是有十足把握拯救一个人生命的安全策略。前者的预期价值是后者的两倍。

现在假公益设你的基金会的投资经理面临两种投资策略的选择。一种预期年收益率为6%，标准差（或风险）为10%；另一种预期收益率为10%，标准差为 20%。在以上选择中，通过追求更安全的策略可以将投资风险减半，但代价是预期财务收益减少40%。如果这是你的个人投资组合，慈善你很可能会选择低风险的策略：你每多赚1元钱的附加值，都小于前面所赚1元钱对你的价值。而高风险的策略则增加了你财富大幅缩水的可能性。

但是，选择更安全的投资策略的捐赠基金管理人将无法实现基金会的愿望，即最大限度地增加预期获救生命的数量。这就要求管理人承担更大的风险以获得更高的回报，让基金会能够提供更多的资助，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

换句话说，投资回报本身并不具有价值。只有当你能够做点什么时，它们才是有价投资企业值的——在这种情况下提供资助，进而拯救生命。因此，如果你对拯救生命的偏好是线性的，就像你应该不愿意以牺牲统计学意义上的高量级获救生命数量为代价，来换取对低量级获救生命数量的更大确定性一样，你应该也不愿意以牺牲捐赠资产的预期收益水平为代价，来换取金融风险的降低。这样做只会确保你无法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即最大限度地增加统计学意义上的获救生命数量。

个人投资和基金会投资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为个人消费提供资金，而后者为提高他人生活福祉提供资金。一般而言，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收益和风险的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

个人投资和基金会投资的不同之处还在于，虽然你和你的家人只能依靠你的个人投资组合，但你的基金会不太可能是应对埃博拉和其他致命疾病问题的唯一机构；其他基金会和政府也在关注同样的问题。更广大社区的风险承受能力大于任何个体行为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同时应对埃博拉病毒问题的不同机构的不同投资策略则创造了降低社会风险的多样化元素。这两方面的考虑都使得承担更大风险的投资策略成为可取的做法。

不过，你有可能需要重视基金会自身的健康发展。比如，你的基金会可能具有应对致命疾病问题的组织专长，如果在捐赠基金投资出现重大损失后解雇职员，那么这些专长就会被大大削弱。

我们在前面指出，如果投资一个有风险的资助策略失败了，你可能会感到遗憾，并成为被批评的对象。高风险的投资策略也是如此。

事实上，你的投资人员可能会担心，一个在事前精心巧思的策略，在事后看来却显得草率鲁莽，这对他们的职业发展不利慈善。这种担心可能会导致他们选择风险较小的投资策略来保护自己的声誉。

最后，投资人员可能会对危险性投资（jeopardizing investment）的税务处罚感到担忧——根据美国国家税务局的指导方针，它指的是“在为满足基金会长期和投资企业短期的为 履行其获得税务豁免的职能而产生的财务需求时，缺乏合理的商业谨慎的投资”。

对过度投资风险征税的前景让人感到遗憾，因为承担高风险的策略实际上可能会增强基金会获得税务豁免的职能。尽管如此，在决定选择别人可能认为是过高风险的投资策略之前，最好还是先咨询一下律公益师吧。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11期

原标题：如何投资看待慈善事业中的风险

马克沃尔夫森（Mark Wolfson） 财富管理公司 Jasper Ridge Partners 的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也是 Jasper Ridge Charitable的总裁。他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助理，也是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投资委员会的前顾问。同时，他还担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兼职教授。

译校：曹晶璐、丁倩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