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进工厂，还是做骑手，一时成了热门话题。其实，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标志。
现在中国人均GDP已经迈入1万美元大关，过了这个门槛意义重大。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8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99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996至389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在3896至120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05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很多年前，我们觉得美国人的收入高，一个水管工就能养活一家人，那正是因为美国经济发达。如今，中国部分地区也达到了，时代已不一样了。
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鲍莫尔病。美国的经济学家鲍莫尔（Baumol）在1967年将经济活动分为两个主要部门：一个是具有创新、规模效应，技术进步影响大，人均产出增加快，生产率增长快的“进步部门”，一般指制造业。另一个是创新少，技术影响弱，缺乏规模效应，生产率增加慢的“停滞部门”，一般指服务业，包括教育、市政服务、表演艺术、餐饮、娱乐休闲等。
这个现象有其弊端的一面。从国家层面，就是劳动力不断从进步部门向停滞部门转移，整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将减缓，所以，才被称为鲍莫尔病。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增加，制造业劳动人口不断向服务业转移，与之相伴的则是宏观经济GDP增长率的下降。
但与此同时，鲍莫尔病，一定程度上，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服务业中，生产率进步不大的细分岗位，往往都是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的岗位，这往往意味着就业范围的扩大，技能不那么高的人也能找到工作。服务业的需求增加，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人有了工作，而且工资长期维持上涨趋势。
鲍莫尔病在发达国家都出现过，服务业的工资很高，比如，水管工、维修工、服务员、厨师的工资一直上涨。但与此同时，汽车、电脑等工业品的价格却是下降的。所以，100年前的厨师无法负担汽车，但今天，一个水管工都能买得起汽车、电脑。这就提升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造就了庞大的、橄榄状的中产阶级。
这不就是很多年前，我们羡慕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有稳定器的社会吗？
所以，鲍莫尔病，更客观的，应该称为鲍莫尔现象，它是制造业创造的财富向“劳动”要素转移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是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而且，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制造，而且需要销售；不仅要供给，还得有需求，这样才能循环。这也是共同富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那么，一定程度上的鲍莫尔病，有利于产生更多的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循环与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
鲍莫尔现象是一个过程，不妨从微观层面来分析这个过程的发生、发展。
最初，随着生产率的提高，一些行业的工资会提升。如果劳动者工资一直不升，那么，共同富裕从何而来？工资要升，肯定是从利润更高的行业先开始的，这些行业往往是创新的行业。华为员工的工资肯定高，大厂员工的工资肯定高。
实际上，由于靠互联网更近，骑手这个岗位，是一些人最接近互联网红利的岗位。虽然这个红利，比起大厂的程序员、产品经理、高管来说，不算什么。但这个红利，仍然可以让他的单位时间工资更高，比在电子厂打工更划算。这正是他们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
另一个扩散途径甚至是区域扩散，靠近华为的烧烤摊的价格会高一些，因为下班吃烧烤的华为员工，对价格可能更不敏感。推而广之，深圳的价格会比哈尔滨的高。这也是行业红利在地域上的扩散过程。一些劳动者就在这一轮一轮的红利扩散中，获得了更高的工资。
有红利的行业会慢慢升高，与此同时，那些没有红利的行业，会受到挤压。
挤压的结果也很复杂。要解决缺工问题，须提高工资。所以，制造业要想年轻人进厂，就应该提高工资。要想提高工资，就得增加利润，就得产业升级，所以，最终，只有能转型升级的制造业，才能活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产业升级。
实际上，在制造业中，现在AI、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者也面临机器的竞争，有些人工资会下降、甚至失业。
所以，在进工厂与做骑手之间，应该小心寻找平衡。这个平衡过程中，市场中博弈出来的结果，远比人为调整，甚至诉诸道德说教，来得更精妙。
校对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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