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个人税务筹划(个人股权转让 税务筹划)

随着直播电商行业两大顶流主播雪梨、薇娅因偷税漏税被封杀，互联网行业也迎来了2021年反腐反舞弊案的“高峰”。

【总体概况】

2021年，互联网舞弊案涉及苏宁易购、奇虎360、橙心优选、美团优选、盒马、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快手、新浪微博、唯品会、酷狗、科大讯飞、小米、华为、申通、中通、盛珩文化、宸帆、谦寻、天津联通、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除传统互联网大厂，范围扩大至直播电商、社区生鲜、电信运营商、物流、视频平台等新领域。

【岗位分析】

传统行业腐败舞弊蔓延至新零售平台

如曾任阿里大文娱总裁兼前优酷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总裁的杨伟东，据判决书，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18年，被告人杨某担任某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总裁期间，利用其全面运营、管理某等相关平台的职务便利，收受、索取业务合作单位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855万余元。被告人杨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

据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起判决书，苏宁易购厨卫家装公司家装建材中心基础建材经营部商管经理封岩利用职务便利，与常州市康诺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苏宁易购平台上店铺名为欧诺莱思官方旗舰店）经理谢全兴共谋，利用苏宁电子商务与康诺公司签订的KA协议约定的关于销售额达到2500万元则可享受4.5%的佣金返还的规定，在该公司真实销售额未达协议约定的情况下，共同侵占2017年度苏宁易购不应当返还给该公司的佣金。谢全兴通过康诺公司非法占有了应当向苏宁易购公司支付的佣金36.85万元，后谢全兴从中提取30万元与封岩平分。

业内人士表示，在直播电商、社区团购两个新领域，资本无序扩张，导致企业过度追求短期效应、规模效应，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物流行业区域团队舞弊案频发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突破某个规模，比如营收5000万这个门槛，公司的管理方式没有跟上就会出现混乱，这也是很多创业型互联网企业的通病。而这些混乱在企业快速发展期还好，如果行业出现发展瓶颈，企业提前进入存量博弈，企业内部人员利益诉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腐败滋生便日趋严重。”盘和林指出，从直播电商的舞弊行为来看，主播逃税是给外界树立了不好的榜样，电商行业未来查税可能不仅限于带货主播，直播带货潜规则，则破坏了价格透明度，增加了电商商品销售的水分。

直播电商行业目前的高频舞弊行为主要是受贿、职务侵占，以及偷逃个人所得税。其中偷逃税方面的曝光大多来自监管部门，整个行业的主播税收规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据新华社报道，已有上千网络主播主动自查补缴税款。12月22日，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五地税务局均发布通告，要求明星、主播进行自查，并于年底前向税务部门主动报告和纠正涉税问题。

去年主播偷逃税的曝光渠道，大多来自监管部门，可见整个行业的主播税收规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比如，去年在对主播处罚的相关通报中，多次提到“通过税收大数据查税”，不难看出，大数据技术在新业态经济的税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金税四期的上线，大数据也会让偷逃税行为无所遁形。

随着金税四期的上线，大数据也会让偷逃税行为无所遁形。金税四期即第四期国家金税工程计划。自1994年开始，金税工程历经一期、二期，三期到如今的四期的建设。金税四期最大的特点就是企业信息联网核查系统，该系统搭建了各部委、人民银行以及银行等参与机构之间信息共享和核查的通道，实现企业相关人员手机号码、企业纳税状态、企业登记注册信息核查三大功能。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税收筹划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蔡昌告诉南都记者，金税四期会更加智能化，“如果未来在征管领域发现了一些避税现象，更容易取证，更容易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技术来找到这些违法当事人。”

此外，尽管目前直播电商行业爆出的涉嫌受贿、职务侵占案例仅一起，但从业内人士反馈来看，这类事件并不少见，可见这一“潜规则”并未被大部分企业整治。

盛珩文化通报显示，经盛珩文化廉政监察部调查核实，从2020年10月开始，孙雪(花名:雪雪)在身为公司员工期间，利用其负责滋补品类职务上的便利，收受合作方巨大利益，中饱私囊，给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与名誉损害，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曾有传闻称，孙雪是99年出生，一年内收受贿赂300万元，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证实。

有业内人士告诉南都记者，大主播的招商本来就是“香饽饽”，一些商家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进入头部主播直播间，自然只能“找关系”。曾有商家告诉南都记者，头部主播在双十一第一晚10月20日的坑位费为20万元，而有些商家为了找关系花费了上百万元。

对于初创型企业应如何规避内部舞弊行为，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合合规研究院院长姜先良指出，应从以下方面加强合规管理：建立员工商业行为准则，明确行为红线，培育合规文化；加大问责力度，对舞弊案件实行零容忍，提高制度的约束力；加大警示教育力度，通过违法违规案例提高制度的震慑力；领导率先垂范，给员工起引领示范效应。

“有实力的初创企业，可以引入国际咨询巨头，以规范、标准的企业模式改造企业内部。这是比较省心但费钱的方式，理顺供应链关系。而其他互联网企业，可以采取业务责任制分派的方式，明确权利和责任的归属，有更多权利的人要承担更多责任，同时加强内部管理。”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称。

【专家建言】

事前预防、事中应对、技术升级

南都：我们统计发现，2021年共曝光互联网舞弊案240余起，同比增长153%。数量增长背后有哪些原因推动？

普华永道中国法务会计服务合伙人赵群 ：互联网行业相较于传统行业，轻资产、快节奏、重产出，从业人员平均年龄较轻。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许多从业人员掌握了与其职级不相匹配的职权，而企业内部管控未及时调整以适应舞弊防控需求，产生了利益腾挪和寻租舞弊的空间，滋生了舞弊的土壤。

随着监管环境趋严和互联网行业反腐力度的加大，很多腐败事件由“内部消化”转变为“主动曝光”，这种方式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众对互联网舞弊案件的了解。

南都：从舞弊案中涉及的岗位来看，主要集中在BD、采购、销售、运营，这四大岗位为什么会成为腐败舞弊高发区，而且各大公司都严加防范但还是屡禁不止？

赵群 ：上述部门通常涉及大额资金往来和与外部人员的联络，如客户、供应商等。在资金往来过程中，企业内部控制一旦未能形成有效闭环，相关舞弊机会就会随之产生。

南都：我们发现一个趋势：高管参与舞弊案的比例很高，能否分析一下原因以及高管舞弊给企业和社会带来哪些更高的风险？

赵群：在企业高管参与的舞弊案件中，企业高管通常会利用其在企业中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自上而下串通舞弊。造成高管舞弊的原因很多，从舞弊三角理论而言：首先，企业高管有更高审批权限，掌握更多核心信息，但相应监管可能较为薄弱，因此具备更多舞弊的机会；其次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如企业高管可能面临较为激进的业绩考核要求等；最后，舞弊人员会为自己行为寻找借口，如认为舞弊是为了公司利益等。高管舞弊存在影响范围广、涉案金额大等特征。高管人员的行为在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

南都：过去两年曝光的案例中，区域团队涉案的数量增多，尤其是区域负责人，这个现象对企业合规管理有什么启示？

普华永道中国风险及控制服务合伙人冼志颖：集团型企业区域管理半径大、权力下沉、团队分散、这为区域内部人员贪污、内外勾结、不当牟利等舞弊行为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过往企业可能将精力更多投入于线索及个案的追查，未关注体系化舞弊预防控制机制建设，强化反舞弊意识及文化，导致企业员工对反舞弊重要性认知不够深刻，舞弊事件在不同区域多点频发。

企业应重视反舞弊合规机制及体系的建设，通过定期开展舞弊及合规风险评估，识别舞弊迹象与征兆，梳理现有预防及监测控制措施，及时发现控制漏洞，提出优化改进建议，以减少由于控制缺位所导致的风险损失及违规问题。同时，应开展舞弊风险意识培训，帮助员工辨识潜在舞弊行为，提高员工反舞弊意识；最后配套以舞弊举报监督机制，营造诚信正直的企业文化。多管齐下，培育反舞弊文化土壤，实现舞弊风险事前防控。

南都：曝出反腐案的互联网企业越来越年轻化，如社区团购、直播电商成立时间不到3年，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普华永道中国风险及控制服务合伙人冼志颖：近几年，随着新兴产业的诞生及发展，管理人员呈年轻化趋势，舞弊形式越发多种多样，传统反舞弊技术难以应对近几年出现的新型经济犯罪，我们需要利用更成熟全面的反舞弊措施来打击这类犯罪。然而，受限于舞弊调查的工具、手段、资源等各方面因素，如：比如监审人员未能充分理解新兴业务风险、海量数据无系统、有效的分析工具及手段等，导致很多企业可能未能深入挖掘经济犯罪的根本原因，进而未能从根源上降低舞弊发生的可能性。

南都：建议中小型互联网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方面的措施去加强合规管理，防范舞弊行为？

普华永道中国风险及控制服务合伙人冼志颖：关于加强合规管理，防范企业舞弊行为，企业需要因情施策、灵活应对。具体可结合企业实际资源及需求情况，从事前预防、事中应对、技术升级三方面考虑应对。包括建立健全舞弊风险防控体系，培养员工反舞弊意识，培育企业反舞弊文化土壤，实现舞弊风险的事前防控；在舞弊信号发生时，运用多种手段协助企业开展舞弊事件的调查取证，坐实舞弊线索；通过数据化科技工具的开发，提升舞弊监控能力，助力企业实现舞弊防控水平全面提升，最大程度降低舞弊风险给企业带来的损失。

策划统筹：甄芹 田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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