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标题）市场并未如期“炒”起来
海城项目从洽谈到落地，可谓一拍即合，各自欢喜。
作为一家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义乌商城集团并不满足于“桌子底下放风筝”——独家经营开发、管理和服务义乌中国小商品城。2011年，他们与西柳商贸城合作举办贸易对接会，被视为南北两大专业市场强强联合的缘起。
曾任海城公司副总经理的何云飞回忆，当时之所以首选海城，一是西柳服装市场全国闻名，商业氛围浓；二是当地小商品相对匮乏，产品互补性强。
早在2008年，海城市西柳市场建设管理委员会主要领导，专程带队来义乌调研，并对“义乌模式”倍加推崇。用何云飞的话说，“我们有这个想法，他们也早有这个意愿”。
一个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之都”，一个是闻名全国的服装大市场，称得上“门当户对”了。2014年6月6日，双方注资6亿元成立海城公司，义乌商城集团占95%，海城市西柳市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占5%。
作为两地国有资本投资合作的样板，它也被更多赋予探路个体地方经济转型的使命。
在义乌，它被视为“向网上走、向高端走、向域外走”的重大代办举措，肩负着续写义乌传奇、彰显义乌品牌的使命；在海城，则被冠以“全市乃至全省最大的商业项目”，并成为全省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试验田。
记者梳理海城项目资料时，曾深陷市场名称错乱之中：企业名称与市场招牌不符——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字号前，有的冠“辽宁海城”有的写“辽宁西柳”，甚至连官方文件也逐级而变、各随其名，令人眼花缭乱。
更有趣的是，2012年9月29日和2014年5月20日，双方曾两次签订投资合作协议。除投资额由150亿元下调为110亿元，项目名称也由“义乌西柳”更名为“海城义乌年报”，义乌商城集团颇有些“娶亲”变“入赘”的滋味。
在海城市政府官网的“项目简介”中，“预计2020年10月竣工后，营业收入约3000亿元，利税20亿元，安排就业20000人”等内容赫然在列。发布日期竟在当年辽宁各地GDP“挤水分”前后，数据里偏差之大，难免令人心生疑惑。
相形之下，义乌“算盘”打得还算保守。一位曾参与项目论证的义乌官员私下向记者透露，当时一个颇有说服力的决策依据：义乌市场有7万多个商铺，哪怕动员5%就是3500多户，足以撑起海城项目“半壁江山”了。
“当时想的简单，人货订单带过去，一下子把市场炒起来！”季文刚说。
在海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朱勇局长也不无感慨地说：“要是真能过来3000多户，再加上西柳几百个小商品经营户，这事儿费用就成了。”
（小标题）“挪不来的市场订单”
从举全市之力的海城各级政府，到倾尽政策优惠的义乌商城集团，都笃定海城项目一次启动成功，实现旺市运营。
孰料，本以为众望所归的市场合作，却打了一个“哑炮”：开业以来，号称“纯正义乌市场血液”的上千家商户，绝大部分都“回流”义乌了。偌大的西柳义乌小商品城，想找一个义乌人都很困难。
“个别还留着商铺的，人也回义乌了，都是雇本地人看摊儿。”海城公司副总经理杨云告诉记者，当时招商组市采用义乌市场租售结合的方式，即主体)市场约6000个商铺只租不售，东、西品牌街约1400个商铺只售不哪里租。
除了培育期交诚意金免租金、老市场商户按原合同期免租金等招商优惠外，“经营户所缴纳各项税收的地方留和成部分全额奖励给经营户”的协议内容，虽不“显山露水”，也都是这个超值“大礼包”的一部分。
没想到，商户反应并不积极。自招商认筹活动启动至今，共签约入驻市场经营主体1000户左右，商户主体2800个。如果剔除很多关门歇业的商铺，正常营业的商铺数量还要大打折扣。
人来了，货来了，订单却没有来，更不知道采购商在哪儿。
想象的市场带不来真实的交易。时间一长，这些赚不到钱看又不到市场前景的义乌商户，便纷纷撤回去了。虞鑫伟认为，市场没有快速做热的原因，不光摊子铺得太大，也和市场(辐射范围有关。
海城和义乌两地相距近两千公里，但商贸流通由来已久。曾有媒体报道，早在2002年，在西柳卖小百货的浙江人就有6000人左右，这还不包括回乡办工厂的近千人。可见，这里的小百货生意曾一度红火过。
追忆西柳服装市场的廿繁荣景象，温州一位潘姓老板的故事令人感慨：“布匹生意最好时一天能卖50万元，而且都是现金交易。为了收钱安全方便，我老婆整天把钱包挂在脖子上，结果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
“现在买货都不来人，全在网上下单了。”在西柳服装市场一区，今年53岁的黄立新里吐槽道，客户和市场都在变，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老黄是义乌廿三里人，早年摇过拨浪鼓“鸡毛换糖”。1985年，他和十几个老乡来西柳摆地摊，卖拉链、纽扣、松紧带，一待就是30多年。
“两个儿子都在义乌，谁也不愿来接班。”老黄嘴上嘟哝着自己没能耐回不去，但心里却舍不得每年档口六七百万元的流水，还有多年积累的固定客户。他感觉虽然忙点并不累，干脆把最喜爱的小孙女接过来，决定在西柳坚守下去了。
说起随海城项目北上的义乌同行，老黄笑称生意没受任何影响，并流露出一副司空见惯的神情：“从义乌做批发到西柳变零售，账期少则半年多则一年，现在义乌人哪受得了？肯定要回去的！”
（小标题）市场不是“建”出来的
追溯这两大专业市场的历史，均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
1984年，义乌县委确立“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海城县委提出“开发海城，致富人民”的目标。“念市场经、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成为这两大专业市场持续繁荣的“法宝”。
当时两地主政的县委书记，一位是不久前病逝的“改革先锋”谢高华，另一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李铁映。
义乌率先开放和定额计税形成虹吸效应，划行归市促进贸工联动，贸易改革叠加“一带一路”红利……多年稳居全球最大办理的“小商品之都”，又开始加快构建“买全球、卖全球，买卖全球”的贸易新格局。
海城农民丁其山为还欠债寻活路，偷偷生产贩卖裤子，引来当地成千上万农民竞相效仿，成就了闻名中外的西柳服装市场。目前，海城棉裤年产量3.5亿可以条，占全国三分之一强；棉服年产量1.2亿件，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
生意如同“聚宝盆”，市场自己会招商。据原海城县委书记鲍辉的调查记载，“1992年11月，西柳(服装市场3区动迁剩余136个摊位，全部面向社会公开竞拍。仅义乌县廿三里镇一个村就来了50多人，买到摊位的有近80%”。
1995年，黄立新和几个老乡商量，合伙买下了现在这间商铺。“当时一共花了28万元，现在值120万元，每年能租大约12万元。”他说。
“义乌同样大小的商铺，一年销售几个亿，背后养活几十家工厂。相比之下，这就是一个本地零售铺子。”老黄说话不急不慢，偶尔回复一下响个不停的廿微信，接着解释说：“都是问价的，买得少也不能怠慢。”
前些年，义乌市场三商铺生意火爆，一个商铺价格动辄几百万元，连投标权私下都能卖几十万元。热衷于投机套利的投资者，纷纷将目光盯在商业地产三上。
在一些签约北上的义乌商户眼里，最赚钱的生意也是商铺生意。当时就有人说，现三里在义乌人有钱了，手里有个几百万，没有赚头不可能再来冒险了。
“有的人就是奔这个来的！瞅准了增值空间，再转手倒腾炒摊位……”黄立新坦言，当时确实有)老乡问过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尽管市场前景堪忧，项目二期却已经启动。资料显示，哪里海城项目规划用地约287公顷，建筑面积逾323万平方米，一期建筑面积仅为其四分之一。
“只有把市场培育起来，我们才能收回投资、输出‘义乌模式’，西柳土地资源才能发挥效益，带动流程经济发展。”张奇真言辞中肯，通情达理，“希望二期能持平，给一期带来一些人气”。
据了解，以打造商业街三里为主、少量公寓为辅的项目二期，总建筑面积9费用.78万平方米，是一个满足经营、居住需要为主的综合性项目。
在义乌商城集团年报中，记个体者看到海城公司的业务性质，早已被确定为“房地产业”。
（小标题）“我是来赚钱不是来享福的”
在海城项目规划图前，虞鑫伟指着几个连在一起的地块说：“这个形状很像一把斧头，接下来非得年报大刀阔斧不行！”
作为“义乌模式”输出的重点，对现有市场小商品“分行划市”——划定区域、分类经营，合作双方早有共识基础，更是义乌小商品市场互补性定位所在。
2017年1月，海城推出“分行划市”总体规划，将西柳专业市场集群划分为东西两区，旨在实现业态定位代办准确、可以品类层次清晰、管理服务规范，并要求将日用百货、鞋帽、袜子、服装辅料等小商品行业，引入东区义乌小商品城经营。
与义乌市场相似，数量庞大、构成多元的商铺业主，不乏各类公职人员。每年动辄十几万、甚至上百万的租金收入，工商使这个盘根错节的“食利群体”，具有强大的政策对冲能力。
尽管海城公司开出优厚的条件，政府部门“软中有硬”，部分承租商户也愿意尝试，仍无法消解商铺业主激烈反对和培育期市场萧条压力。西柳服装市场原有200多家小商品经营户，至今也没有整体搬入。
东区小商品城“高大上”的经营环境，确实令人羡慕。但黄立新的客户大多在服装市场，客户网上下单要货，他马上就能送过去。“客户手指触不到的地方就是远方”，老黄向东指了指说：“我是来赚钱的，又不是来享福的。”
做腰带生意的义乌人吴良梅，来西柳30多年了。她一直后悔当和年商铺单价2万元时，没出手买下，拖到现在每年得花十几万元租商铺。3年前，她在东区小商品城租了一间商铺，市场不景气改做库房了。
“客户往往认店不认人，除非大家都搬过去，不然生意没法儿做！”吴良梅刚刚换租了一个店铺，地点相距不足10米，一些客户竟流失了。
“一个是搬不过去，再说也该回去了。”提起当年一起来的嫂子、姐姐、弟弟都已经回老家了，吴良梅突然感觉有些孤单，“我们这代浙江人，算是最后留守的！”说话时她有些伤感。
旁边一位操着东北口音的商户插话道，“即使我们几百家全搬过去，连那边一个角落都填不上！”一句话，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显然，对于这个体量庞大的市场来说，确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奉“分行划市”为圭臬的义乌人，这才发现它已成了束缚自己的“双刃剑”。
为了突破“分行划市”的承诺和限制，他们将自己定位成线上服装批发市场，以表明与传统服装市场竞争的差异化。同时，陆续引进一些服装经营户，加快探索“档口 直播”销售模式的新尝试。
季文刚告诉记者，为了深耕本地市场，加大招商力度，他们还引入第三方工商合作，到老市场和周边市场招商。“我们国企做不了，自己出面也不方便。”他有点得意地说。
不久前，海城公司举办“海城义乌电商（直播）产业孵化中心项目”推介会。他们通过直播吸引供应商，尝试从服装向针织品转变，力争早日进入全品类直播营销“新赛道”。
看到海城项目这些新的业态兴起，朱勇称赞新的管理团队干劲足、势头好，“虽然我们股比只占百分之五，但压力是一致的。”他说道。
记者离开西柳服装市场一区时，无意间抬头看到大厅里悬挂的招牌：辽宁西柳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与海城项目的招牌相比，只是西柳和义乌两个字中间，缺了一个“点”。
（小标题）搞市场的人更要相信市场
作为闻名世界的“小商品之都”，义乌市场独特的批发经营模式，已成为国内外市场竞相模仿的标杆。至于各地究办理竟有多少打着“义乌”旗号的市场，恐怕没人能说清楚。
“全国约有154个‘义乌小商品城’，其营业执照中145个属于‘侵权假冒’。”2015年底，时任义乌市副市长王新锋坦言，地方对此尚无有效的维权手段。
此前，义乌市曾为西安、兰州、徐州等9个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冠名，具体要求为有义乌人参与投资，或义乌商户、商品的单项市场占比达到三分之一。
作为国内唯一正宗的义乌分市场，憋足了劲儿的义乌人，一心要给打着义乌市场旗号的“李鬼”打个样儿，让它们尝尝“李逵”的厉害。
不料，竟陷入“李逵”斗不过“李鬼”的窘境。
与义乌相比，西柳的物流条件、交易成本、开放程度都有差别，政府效率、市场信用和服务水平亦有提升空间。但简单以营商环境来解释“义乌模式”失灵，甚或扣上“投资难过山海关”等大帽子，则既不符合实际，更有失公允。
最近几年，东北经济仍虽处于下行通道，市场波动并不大，指望直接罩上“义乌模式”就能成功的想法，本身就值得流程反思。张奇真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如何做商业、怎么看市场的问题，应该引起更深刻的思考。
市场本身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义乌模式”可以借鉴，义乌市场却无法仿造，现在连它自己都复制不了自己，便是明证。
与之相对，西柳专业市场集群保持稳定的发展速度。朱勇告诉记者，2018年，西柳专业市场集群交易额已达730亿元。
无论张奇真还是朱勇，都避谈整个项目的决策过程。
对于当时为何不营业执照选择省会城市，这么大的体量谁来接盘等问题，相关人士称，前期调研肯定不够，且有揠苗助长之虞。
尽管从早期调研阶段就有反对声音，义乌商城集团仍下决心投资海城，据信当时得到了义乌主政者支持。
“当时的调研报告都封着呢，封在哪儿都不知道。”张奇真回应记者说。
曾任义乌市商务局副局长的黄仕林向记者透露，2010年，义乌共派出10个小组，进行对内贸易市场拓展的调研，东北组正是由他本人领衔。
“我们建议开展点对点的配送点合作，不是建设市场。”他回忆说，当时大家分析，海城既有市场规模已经扩张到头，浙江民营企业投资的西柳中国商贸城也很先进，何必再建设一个？
“市场就是一个水泥壳子。只有市场要素配置具有竞争力，这个壳子才有用。”黄仕林总结规律说，但是领导定了大家也没话说。
按着双方协议，海城方面可在规定时间内回购股权，使双方最终持股比例变为70%和30%。由于市场不景气，便也没有下文了。至于培育期内各项税费返还等优惠政策，由于没有旺市运营，也有可能成为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了。
从义乌到海城，这艘专业市场的“航母”，并没有遵循市场规律的航线。
搞市场的人，更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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