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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顾东北军将士的苦劝，仍坚持护送蒋介石到南京，从此一去不复返，近20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并在主战主和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失去了统帅的东北军先是内部自相残杀，经中共代表周恩来苦口婆心多方做工作，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蒋介石软禁张学良之后已有吞并东北军之心，他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意在对东北军进行分化瓦解。此后，近20万东北军被缩编为6个乙种军，被全部派往抗日一线战场，这些东北军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学良率领大部分东北军退往关内后，热河很快就丢失。张学良以指挥不力，丧土失地之罪遭到蒋介石严词切责，差点被剥夺东北军统帅之权（拟由何应钦替代），在宋子文的斡旋下，易帅之事才作罢。

父亲张作霖遭日本人暗算遇害，而“不抵抗政策”又将张氏两代苦心经营的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人，国仇家恨让张学良入关后积极向蒋介石请愿，要率领东北军打回东北，赶走日本人收复东北。但蒋介石却将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派到西北去“剿共”，这让张学良极为不满，于是就有了联合西北军的杨虎城将军“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不顾东北军将士的苦劝，丢下近二十万东北军，执意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从此一去不复返，于是轰轰烈烈的壮举之后便揭开了千古遗恨的悲剧序幕。

近二十万东北军群龙无首，张学良临走之前也没有指定谁来代理他的职权，很快的问题便出来了，是主战还是主和东北军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最后竟发展到了内部自相残杀。1937年2月2日，不顾大局的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孙鸣九、苗剑秋等人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副处长宋学礼和交通处长蒋斌等人。血案发生后，王以哲的至交、第105师师长刘多荃为给王以哲报仇，将部队开进西安城，大肆搜捕少壮派军官，诱杀了对促成东北军联共抗日有功的旅长高福源，致使内部残杀的悲剧愈演愈烈。

一向以精诚团结，唯统帅张学良是从的东北军，在张学良离开后竟然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内部危机，倘若不能及时制止内讧，东北军恐将被分化瓦解。危急关头，西安事变中与东北军有过密切接触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出面，苦口婆心多方做工作，力劝东北军将领要以大局为重，休兵止戈，这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1937年东北军高级将领轻率地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东北军东调的“乙案”，钻进了各军不相统属，部队分割使用的圈套。东北军东调后，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至6月，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对东北军的整训、缩编，由每军四师的甲种军缩编成每军二师、每师二旅的乙种军编制，仅骑兵第2军保留三个师。

入关之初，东北军尚有步兵25个旅、骑兵6个旅、炮兵10个团（包括收编的冯玉祥麾下宋哲元部），总兵力近20万人。另外还有步兵12个旅、骑兵3个旅和省防旅约10万人留驻东北。在地方派系中，东北军总兵力位居前列。可是，经南京国民政府缩编后的关内东北军，却只剩下了6个军：

第49军：军长刘多荃，下辖第105师（师长高鹏云）和第109师（师长赵毅）

第51军：军长于学忠，下辖第113师（师长周光烈）和第114师（师长牟中珩）

第53军：军长万福麟，下辖第116师（师长周福成）和130师（师长朱鸿勋）

第57军：军长缪澄流，下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和第112师（师长霍守义）

第67军：军长吴克仁，下辖第107师（师长金奎壁）和第108师（师长张文清）

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下辖骑兵第3师（师长徐梁）、骑兵第4师（师长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

另外，西安事变期间，东北军还发生过分裂，第106师（师长沈克）、骑兵第10师（师长檀自新）、炮兵第6旅（旅长黄永安）、炮兵第8旅（旅长乔方）共计两万多人脱离东北军，依附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另外，原由东北义勇军编成的冯占海的第63军被撤销番号，仅保留了第97师。

经过蒋介石的这一番运作之后，东北军的实力受到极大削弱，分割瓦解的同时，这些东北军还受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作战第一梯队。在长期的战争消耗下，东北军逐步被削弱、肢解、消灭。当然，也有一部分部队在解放战争期间不甘被蒋介石利用，选择在战场上起义，弃暗投明，走向了新生。

抗战期间，东北军的全部6个军都投入了对日作战，这些东北男儿作战勇猛，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为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第49军：损失惨重，109师几乎一整个师打光

东北军奉命东进防御日军后，第49军首先迎头痛击日军。

东北军第49军

1937年8月中下旬，日军开始沿津浦路大军南犯。东北军第49军军长刘多荃率部队进驻沧县及静海附近。8月21日，由日军第10师团步兵第10联队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开始向静海前进。

这支日军先头部队的移动方向很快被49军发现，将士们集中火力迎头痛击来犯之敌。无奈日军后续部队不断增援，加上日军飞机对我阵地疯狂轰炸，敌炮火又过于猛烈，49军虽奋力抵抗，但也支撑不久，最后不得不被迫南撤。

淞沪会战爆发后，49军又于1937年10月底投入淞沪战场。105师在钱江、江桥一线坚守阵地阻击日军。战斗异常惨烈，在日军重火力的压制下，105师损失惨重，该师626团团长顾忠全阵亡，该团一营伤亡过半。109师在记王庙、马同桥一线与数倍日军苦战，四个团长中高睦姻、姜奎举等三名团长相继阵亡，营长更是伤亡了三分之二。连续苦战之后，原本完整编制的109师，基本都被打光了。

损失惨重的49军，失去了整整一个编制师，军不成军，可是蒋介石面对付出如此惨重的49军，却根本不理睬其整补的要求。无奈之下，刘多荃带着109师师长赵毅亲自到武汉活动，花了好大一笔钱，托了很多关系才算是有了结果，连一支枪都没有的预5师被调来补充109师（赵毅仍为新组建的109师师长）。

当兵的没枪怎么行，幸好张学良走之前早就为东北军留下了不少武器装备，这个时候正好可以用来武装新组建的109师。经武器补充后，109师的装备得到大大提升，步枪都是捷克式的，每连还配备六挺捷克式轻机枪、每个营配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堪称装备精良的生力军。

然而刘多荃、赵毅还没为109师重生高兴太久，就出现了意外。在一次下命令让109师开拔时，原预5师留任的四个黄埔军校出身的团长竟全部告长假，公然抵制军部的命令，失去了团级指挥官的109师走不了了。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一向把黄埔生当成嫡系的蒋介石非但没有处置这些公然抗命的团长，反而将责任推到赵毅身上，借机将他撤职，另换上嫡系李树德，刘多荃任命的其他东北军军官也被撤换掉，接着又将109师划归第一战区刘峙指挥。

失去了109师的49军，仅剩下一个105师，已经不成军的建制。刘多荃知道这都是蒋介石的险恶计谋，意在削弱东北军的力量。

1939年，刘多荃率部防守南昌外围松山、万家埠一线，以抵御汹涌而来的日军。由于在修水县作战失利，蒋介石乘机借题发挥，指责49军作战懈怠，贻误战机，将刘多荃由中将军长降为上校军长；105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责令戴罪立功；’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相继调离，另派中央嫡系林耀汉堂和凌振仓分别继任。就这样，蒋介石成功的控制了49军仅存的105师。

1941年11月，刘多荃升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由王铁汉继任第49师师长。1947年9月，第49军被派往东北参加内战，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1948年年底刘多荃举家迁往香港，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香港通电起义。1949年12月，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刘多荃返回北京，后任政务院参事、辽宁省交通厅厅长、辽宁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等职。1985年在北京病逝。王铁汉则在大陆解放前逃往台湾，1995年12月逝世。

第51军：参加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

抗战期间，第51军作为东北军的主力，参加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几次重要战役。

东北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

1937年8月，第51军被调往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任第三集团军副司令兼第51军军长。1938年1月升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在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于学忠的职务最高，军衔也最高（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1938年1月，日军调遣16个师团共计23万兵力，沿津浦铁路一南一北，分两路夹击战略重地徐州。于学忠以51军两个师的兵力约2.5万人，死守蚌埠，血战临淮关，顶住了日军3个师团共计4万余人的疯狂进攻。但51军损失也巨大，在连续8天的防守中，伤亡人数达七千余人，占全军近三分之一，但同时也歼敌九千多人，顽强地守住了淮河。

淮河战役后，国民政府发起台儿庄战役，于学忠率领疲惫之师增援台儿庄，任中央兵团副总指挥，51军在于学忠的带领下，配合其他兄弟部队，以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毙伤日军两万多人。

随着日军不断增援，国民政府决定弃守徐州。而负责殿后的又是于学忠的51军，这支已经连续血战月余的铁血之军，又遭日军分割包围，形势紧张，于学忠从容不迫，沉重冷静指挥部队浴血奋战，最后成功突出重围，顺利完成了掩护任务，受到第5战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传谕嘉奖，并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1938年6月，日军集结了20多万兵力来夺华中重镇武汉，于学忠奉命率领51军参加武汉会战，任第3兵团副司令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在大别山麓与日军激战。武汉失陷后，51军转入敌后抗战，在大别山坚持打游击。

1939年2月，于学忠被任命为苏鲁战区司令，指挥东北军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此间他不再兼任51军军长，改由114师师长牟中珩任军长。在鲁南，于学忠率部与八路军并肩抗日长达5年，所部伤亡极大。

1944年3月，于学忠卸任苏鲁战区总司令等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从此失去了对东北军的掌控。同年12月，牟中珩被调往11战区任副司令长官，原113师师长周毓英继任第51军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第51军被缩编为第51师，周毓英任中将师长，下辖整编第113旅和整编第114旅。1946年，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军发起“全面进攻”，整编51师由河南调往苏鲁战场。到1947年1月，该师几乎被人民解放军全歼，中将师长周毓英、少将副师长韩世儒以下11000多人被俘。这是解放战争中被全歼的第一支原东北军部队，陈毅还于2月2日接见了周毓英等五位原东北军将领。

1949年初，蒋介石曾胁迫于学忠去台湾，他隐居四川乡间未去。 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以桑榆之年励精竭诚，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曾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第53军：编入中国远征军，入越受降

东北军第53军北编入中国远征军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重新编组军队，万福麟受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三军军长，负责平汉线以北永定河及大清河一线的防守．在日本侵略军的猛烈攻击下，万部损失惨重，被迫退出战场，孤军游击于太行山区。1939年2月，万福麟重整部队，参加豫北、豫东的对日作战。同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万福麟任第二十六军团军团长兼第五十三军军长，负责防守德安、星子一线．9月，在鄂东南大冶、阳新一线抗击来犯日军精锐，苦战数日，敌人受到重创，其本部亦伤亡惨重损失很大．武汉会战失败，第五十三军奉命休整补充，万福麟调赴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军长职务由周福成接任。

因为53军在台儿庄战役中表现优异，1943年，国民政府将这支部队编入远征军第20集团军入缅与日军作战，为打通抗战期间中国对外物资运输最重要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和中印交通线做出了突出贡献。

后来，53军还承担了入越受降和接收越北防务之任务。不过，这支命运多舛的东北军部队一直都是蒋介石的眼中钉，不仅几经改编，还险些被裁撤。1945年11月，53军受命接收北越，值此关键时候，蒋介石却仍下达了缩编53军的命令。这一下子惹怒了53军将士，他们纷纷抵制蒋介石的命令。这支部队自九一八事变后便颠沛流离，入越后竟视越南为第二故乡而不愿回国，有不少人娶了越南女子为妻，因此愿意帮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

1948年11月，周福成见大势已去，化装逃走，途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3年病逝于哈尔滨。53军余部则在副军长赵镇藩的领导下放下武器，就地遣散。而万福麟则在沈阳解放前去了台湾，任国民党政治咨询委员会委员。1951年7月，病逝于台中，终年71岁。

原53军副军长黄显声，在西安事变后为营救张学良多方奔走呼号，1938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11年后，重庆解放前遭特务杀害。

第57军：参加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庄战役，111师起义加入八路军

卢沟桥事变后，缪澄流任第57军军长，下辖第111师，师长常恩多；第112师，师长霍守义。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东北军第57军

1937年11月，57军第112师参加了淞沪会战的江阴要塞阻击战。当时国军各部已经从上海蜂拥撤退，日军二十多万大军尾随追击。因此防御京沪一线的部队较少，57军被作为主力军投入战斗。江阴一战中，面对数倍之敌，缺少后援的112师打的极为艰苦，和日军激战中伤亡很大，连师长霍守义也受伤，最后不得不撤往江北。

同年12月10日，112师又投入了战况更为惨烈的南京保卫战。南京保卫战中日军强攻南京数日而不下，仅仅在南京城下就死伤了7000多人，但国军守军在日军炮火打击下损失也极重。112师671团、673团在南京城北长江一线阵地阻击日军，结果两个团基本都被打光了。第112师副师长李兰池不顾枪林弹雨，率部冲锋肉搏，不幸在南京太平门附近中弹壮烈殉国，成为南京保卫战中殉国17名将军中的1员。

南京保卫战，112师在前线打的极为惨烈，几乎全军覆没。而57军的111师，同样在靖江、扬州一线与日军激战，以极高的伤亡代价阻滞了日军进攻的步伐。

国民政府投入数十万兵力，还是阻拦不住日军疯狂的进攻。南京沦陷后，元气大伤的57军由周口镇沿陇海路经新安镇，移防江苏南通、启东、海门、如皋、靖江一带守卫江防。隶属江防司令部。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57军的333旅奉命驰援守卫山东临沂的庞炳勋部，与日军板垣师团展开血战，部队伤亡达一千多人，而日军伤亡亦达到2000多人。板垣师团是日军的精锐，战斗力很强，333旅能顽强抵抗，给予日军沉重打击，解了临沂之围，打出了东北军的威名。战后，57军军部更称赞333旅此战是“解临沂之围，壮本军之誉”。

1939年2月，57军被调到苏鲁战区，与53军一起在于学忠的指挥下开展敌后游击战。在这期间，57军军长缪澄流思想动摇，竟秘密与日军代表商定“互不侵犯，共同防共”协议。这件事被111师师长常恩多和333旅旅长万毅获悉，两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面对缪澄流的投敌叛变行为，他们秘密拟定了除奸方案。9月22日晚，常恩多和万毅带人抄了军长缪澄流的军部，抓获了副军长朴炳珊及与日军签订协议的谈判代表，缪澄流仓皇出逃。

此事影响恶劣，但蒋介石却是非不分，不仅不将通敌人员严办，反而斥责常恩多“不识大体，意气用事”，并借此撤销了57军番号，111师、112师直属苏鲁战区指挥，并阴谋瓦解111师。为了不使111师沦为蒋介石肢解东北军的牺牲品，1942年8月3日，常恩多、万毅经过筹划，毅然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在奔赴解放军途中，师长常恩多不幸中弹牺牲。为维护统一战线，111师番号不变，万毅继任111师师长，副师长为郭维城。1944年10月20日，该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1945年8月，滨海支队与其他的八路军部队组成“东北挺进队”，在纵队司令员万毅的带领下挺进东北，配合周保中同志率领的抗日联军，肃清敌伪势力，建立民主政权。

解放战争期间，该支起义部队又参加了伟大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路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抗美援朝时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师奔赴朝鲜战场，在松骨峰战役中痛歼美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彭德怀总司令在嘉奖通电最后特意加了两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通敌的原57军军长缪澄流后来投靠了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1949年随国民党残部退往台湾，1990年12月病逝于台北。原111师师长万毅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7年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第67军：血战上海，伤亡惨重，番号被取消

在东北军所有6个军中，第67军的结局可谓是最惨的，淞沪会战几乎拼光了两个师，最后还惨遭蒋介石下令撤销番号。

东北军第67军军长吴克仁在淞沪会战中壮烈牺牲

1937年8月下旬，日军集结了数十万军队准备南下，67军中将军长吴克仁通电请缨参战。率领67军全军将士集结全军沿津浦路北上沧州大城县，接应退守马厂一带的二十九路军。面对日军山炮、机枪、飞机等轻重武器的疯狂进攻，67军浴血奋战，始终力保阵地不失，军长吴克仁更是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大城防御战与日军鏖战月余，67军以重大伤亡遏制了日军快速南下的企图，掩护了友军安全撤退，受到战区长官部的通电嘉奖。

1937年10月底，淞沪会战已经进入白热化，为了补充前线兵员，蒋介石电令67军南下增援。11月5日，67军临危受命，协同第43军郭汝栋部“抢占松江，死守三日”，掩护主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撤退。鏖战至9日，郭汝栋残部成功撤退，而作为后殿的67军，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唯一撤退的通道苏州河大桥被炸断了。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吴克仁率部冒死在苏州河架设浮桥时，不幸中弹殉国，时年43岁。这是全面抗战开始后正面战场上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国民党中将军长。

淞沪会战，67军临危受命，可谓是倾尽全力，而且伤亡极大。军参谋长吴桐岗、师参谋长刘玉琢、322旅旅长刘启文、321旅旅长朱之荣和王熙瑞等八名团长以及绝大多数的营、连、排长全部光荣战死。经此一役，67军基本上把家底都打光了，可是，就是这样一支忠勇报国的部队，在战损如此严重的情况下，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褒奖表彰，却反而被别有用心者污蔑为“吴克仁率部叛乱，67军临阵投敌”，原本就对东北军怀有敌意的蒋介石大喜，乘机取消了67军番号，原有的107、108两个师被缩编为108一个师，师长张文清，拨归中央军王敬久的第25军。

1939年张文清升任第25军副军长兼第108师师长，同年升任第25军军长。1940年，108师参与了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张文清亦参与）。108师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华东野战军全歼。而张文清则在1950年被捕，1951年在长沙被处决。

骑兵第2军：几经改编，名存实亡

东北军骑兵部队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原东北骑兵军番号取消，所辖骑兵师分编为骑兵军。其中以骑兵第3师扩编成骑兵第2军，隶属国民政府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辖。何柱国任军长，郭希鹏任副军长，下辖骑兵第3师，徐梁任师长。该骑兵军组成后，参加了太原会战中的晋北战役和忻口战役。

1939年7月，该军改隶第8战区时，骑兵第6师和第8战区步兵旅改隶该军。此时下辖：骑兵第3师，徐梁任师长；骑兵第6师，王照坤任师长；步兵旅，孟绍周任旅长。

1941年5月，何柱国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徐梁接任军长，郭希鹏、安俊才任副军长。在1940年的冬季攻势作战中，骑兵第2军战马和兵员损耗都极大，最后不得不进行整合缩编，将骑兵第3师和骑兵第6师合并为骑兵第3师，骑兵第6师番号被取销。另将第92军暂编第14师改隶该军，该军原辖步兵旅撤销，所属部队编入暂编第14师。

经此整合，骑兵第2军最后仅下辖第3师和暂编第14师，1942年，又将暂编第30师划归骑兵第2军，该军先后参加了豫南会战和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3年，暂编第30师被划归暂编第8军，同年，军长徐梁升任第15战区副司令长官，由廖运泽继任骑兵第2军军长。1944年，该军参加了豫中会战。

解放战争期间，骑兵第2军开赴济南。1946年，王耀武任第二绥靖区主任，将骑兵第2军改为第96军，仍以廖远泽为军长，所属的骑3师改为暂编第15师，所辖暂编第14师改隶属第9军，这样，骑兵第2军的番号不复存在，东北军骑兵也就名存实亡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何柱国任东北行辕参谋长，因双目突然失明未能就职。1948年5月明令退为预备役。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等职。1985年9月3日病逝于北京。

总结：

近20万东北军在张学良的带领下入关，在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遭软禁后，东北军有过一段群龙无首，自相残杀的混乱时期，幸得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极力斡旋，才总算了平息了东北军内讧。

而一向对东北军极为忌惮的蒋介石，在软禁张学良后，便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削弱、肢解、消灭这支实力雄厚的地方军队。抗战期间，东北军的6个军全部被作为主力投入前线，在台儿庄战役、南京保卫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中都有东北军参加。第53军更是被编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与日军浴血奋战。

抗战期间，东北军的家底几乎被拼了个精光，就是这样一支英勇无畏，为抗战胜利付出惨重代价的军队，在抗战胜利后却遭到国民党当局釜底抽薪，不仅番号被取消，连仅存的少数部队都被整合，东北军名存实亡，这是所有地方派系部队中悲剧色彩最浓重的一支。

东北军人才济济，出了不少抗日名将，如宋哲元、于学忠、万毅等。解放战争期间，不少东北军将领弃暗投明，奔向解放军阵营。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出身于东北军的将领有25人被授予将衔，其中上将一人：吕正操；中将一人：万毅；少将23人：陈锐霆、解方、沙克、贾陶、赵东寰、封永顺、高存信、于权伸、赵承金、徐明、李觉、金振钟、宋学飞、杨有山、张志毅、罗文、张加洛、纪亭榭、管松涛、王振乾、郭维城、张学思、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