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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腊月初十(1997年腊月初十到现在几年了)

赵龙江


卷一首页有印章两方:“会稽李氏困学楼藏书印”(朱文)、“王利器印”(白文)


“总目”首页钤“慈铭”(白文)、“越缦堂主”(朱文)各一方


第二册至第八册,每册首页钤“会稽李氏困学楼藏书印”(朱文)、“王利器印”(白文),与“慈铭”(白文)


“晓传书斋”(朱文)


“李㤅伯读书记”(朱文)


李慈铭在首册封页以篆书作“钱竹汀先生十驾斋养新录共二十卷馀录三卷”用楷字书“养新录”及卷数、起止内容并条数,并标记册数为“乾一”


李越缦所作纤小细密的按语


二十卷卷尾的李越缦短跋


陈寿祺借阅后写下的题识


李越缦性喜读书,其家学渊源有自,少时承袭祖上家藏书籍,他勤于博览,日常也热衷购书蓄藏。李慈铭曾在他日记中说:“予性喜书,幼即私购之,乃苦家贫,迄今出所藏尚不能汗牛马。平生无他嗜好,出入起居,无非皇皇于书,一饮一食,亦非此不乐,有一必读之书未置者,即若为深耻之事,往往形之梦寐。”(据陶承杏《关于越缦堂藏书》转引李慈铭日记)阅览《李慈铭年谱》及《越缦堂书目笺证》等,能了解到李慈铭得书的大致途径,以购买和获赠为主。早年家居时,会稽城内沈氏味经堂是他经常出入的场所,来到京城后,若身上稍有馀资,厂肆书铺也是他闲时乐于光顾消遣之地,只是薪俸有限,日常支出外往往囊钱有限,加上物值激增,使其生计日艰。所以李慈铭购买的书多为寻常版本,显然他更注重的是书籍的文本内容。在越缦堂藏书中,友人馈赠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李慈铭交游渐广,才望声名日隆,四十岁以后,特别是在他第二次入京城之后,时常有人来访赠书,其中有熟人朋友,有学者同仁,也有弟子晚辈,甚至还有书铺商人等,这些赠书大多为当时的新刊本。有时李慈铭也会利用交换获得书籍,即“以有易无”,以无用或重复的本子换取需要的书籍。另外也有个别以书籍替代润笔的情形,即为友人撰写墓志铭、神道碑等,对方酬以书籍为谢,虽然这种例子极少。再有就是其先人留存在家乡的藏书之所“困学楼”,也是他早年居家读书之室,据说藏书万卷,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杭城、绍兴,困学楼连同李氏族居尽数毁于兵燹。我曾经臆想,不排除这部《养新录》出自困学楼旧藏,李慈铭首次北上时携带入京,从而避免了兵火焚毁,但这只是我个人主观猜想,并未见有确切的文字佐证。


光绪二十年(1894)李慈铭去世,其子李承侯(原名孝璘,为李慈铭季弟惠铭之子,后出嗣越缦,更名孝琜)携带越缦藏书回绍兴。民国七年,李承侯故后,族人李钟骏和友人徐维则代为整理检点越缦藏书,抄目封藏,共计二十八箱,九千一百馀册,内中手批手校之书二百馀种,约二千七百馀册。几经曲折,终由北平图书馆费一万二千元购进。有关越缦堂整体藏书迁移过程,陶承杏《关于越缦堂藏书》言之綦详,此不具录。但据谢冬荣书中讲,“根据国图采访档案,民国十七年三月六日购藏越缦藏书,共计七百九十二部、九千零二十七册,费用一万二千元......”“当时入藏的数量与南京图书馆藏本《越缦堂书目》记载的九千六百一十五册尚有一定差距,说明当时所购尚非全部。笔者曾将馆藏目录与张桂丽博士整理的《越缦堂书目笺证》一书相比对,发现除了有不少零星书籍未见入藏外,整个子部医家类十六部一百五十七册书都没有入藏”“在所购书中,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9)西湖书院刻本《劝学篇》一部,断非李慈铭藏书,或许误将李承侯之书混入其中”“除了此次大宗购藏之外,国家图书馆还陆续通过其他途径入藏了越缦堂之书,如......这说明李氏藏书在在民国十七年以前即已陆续散出”(《李慈铭研究》第四节《藏书流散》,75、76页)。国图李慈铭藏书与南京图书馆藏本《越缦堂书目》记载的九千六百一十五册,两者相差竟然高达五百八十八册,这意味着在李氏族人和朋友对越缦藏书检点抄目之前,藏书就存在流失现象,甚至在李承侯生前,藏书已经有所缺失,也是有可能的。张桂丽在《李慈铭年谱》中,曾引用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越国春秋》载文蔚《越缦私乘》:“予尝闻乡人言,越缦之子某,自失恃返里后,以家无恒产,饔餐綦艰,乃于光绪末叶以先生手校藏书四笥粥于故家,得资千金......民国某年,以爱女癫痫病殁,往视其丧,激刺过甚,亦染斯疾,婿家亟为舁归,百方疗治,时愈时发,一日忽自溺而死,可见越缦后嗣亦已式微矣。”(《李慈铭年谱》,17页)虽系乡里传闻,但也存在真实可能。另外,陶承杏在《关于越缦堂藏书》文中提及,越缦藏书在售与北平图书馆前,就已经在杭州书肆售卖了:“十三年,诸贞壮(即诸宗元,著有大至阁诗)言,杭州书肆,已有越缦之书,络续散见......”近代藏书家、学者伦哲如先生也曾有过类似记述:“会稽李㤅伯先生慈铭,卒于光绪中叶岁乙未,其家以越缦堂遗书九千馀册,归北平图书馆。每书皆有校注,经史要书尤详。迩年杭州书店,屡以㤅伯精校书标目,索重价,则馆中所收,似未全也。”(据《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9月版)这些都说明了越缦藏书在转入北平图书馆之前,流散于杭城书肆,在当年已不是秘密了。顺便一提,王利器在《越缦堂读书简端记》“纂辑说明”里,也言及他与友人苏继庼都存有李越缦手批藏书“三十年来,我从北京图书馆阅读所藏李氏书,一般都有简端记,又得见故人苏继庼先生收藏的李氏手批书,我也收得几种李氏手批书,颇服李氏读书得闲,创获良多,其中如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世说新语》和寒斋收藏的《十驾斋养新录》,程功尤深,非率尔操觚者可比……”(《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可见李越缦藏书虽说整体售与北平图书馆,但仍有部分流落民间。


这部《十驾斋养新录》除去书眉、行间的批校墨迹,还留有几张签条夹页,其中有一纸抄录《郝兰皋懿行与王伯申侍郎论孙卿书》,同样蝇头细楷,从字迹风格看,正是李越缦手笔。另外几枚用硬笔书写的签条纸片,则不大可能是李慈铭那个年代人的手笔,是否为王利器字迹,不能断定。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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