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后排右一)与F学院2015级的学生在平时上课的教室里。2006年到2019年，黄灯在F学院当了两届班主任，完整见证了80后、90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 （受访者供图/图）
F学院附近龙洞城中村的迎福公寓，因为靠近大学城、房租低廉，成为许多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的第一站，这里聚集了F学院大量考研、在广州找工作的学生。 （受访者供图/图）
1990年代初，黄灯通过高考进入岳阳大学，彼时岳阳大学还属于专科。那是中国大学精英教育的黄金年代，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拥有国家干部身份，毕业包分配。计划经济遗留的公有制色彩，在这一代大学生身上仍能体现。
1995年毕业后，黄灯在湖南一家国营工厂从事机关行政工作。1997年左右，亚洲金融危机中，这家以出口麻料布匹为主营业务的工厂受到巨大冲击。适逢国企改制，下岗后的黄灯重新备考，进入武汉大学念研究生，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作为大学扩招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黄灯从未把就业视为要紧的事。她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武大硕士毕业时，深圳的公务员系统来校园招考，很少有人报名，她自己则收到了《知音》杂志社、湖南某大学的工作机会。2005年，岳阳大学同学毕业十周年时，学校已并入湖南理工学院，成为二本院校。黄灯发现班上同学有八成在党政事业单位工作，“在当地都属于中上层”。
1999年，教育部出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掀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的一页。2019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范海林表示，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8.1%，高等教育即将由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
2005年，黄灯入职广东F学院。作为广东省享有盛名的财经类院校，F学院在广东银行系统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加上沿海一线城市的地理位置，使得学校的录取分数长期接近一本线。该校的生源接近一半来自广东的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落后地区。黄灯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或来自不知名的乡村，或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与“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学霸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这些孩子仍然是所在地的资优生，“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并对未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这些学生留给黄灯最深的印象，“就像一堆被打湿的柴火，你怎么点都点不亮”。他们是最普通的学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之列。“人生没有戏剧性，也没有太大野心。”黄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执教多年，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学术问题和她争论过。课堂上，她发现越来越需要调动情绪，才能换来学生的一丁点反应。他们上课不吭声做笔记，考试时拼命背题，该听讲座就听讲座，该拿学分就拿学分。
“反正现实的东西，他们会一项一项去完成，不会去做一些特别叛逆的事情。”黄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教的学生99%都是特别顺从的。”
信息匮乏在这些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黄灯的学生沐光曾接到一个诈骗电话，对方的声音酷似他在湛江的远房堂哥。对方说自己嫖娼被抓，让沐光转账一万元。沐光便拿出暑假在深圳打工挣的五千元、父母给的生活费和借来的钱，给对方汇了过去。“我听说后都很惊讶，特别单纯，没有社会经验。”黄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她也发现短短十年间，自己带过的两代大学生进入社会后的境遇已有明显的变化。
1986年出生的温建是F学院2005级毕业生，来自河源市紫金县的小乡村。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是“第一代”留守儿童，父母在深圳、东莞等地打工，由爷爷带大。温建将自己的人生总结为“按部就班”。因为爷爷跳出“农门”的信仰，他坚持读书，成绩一直中等——考入F学院热门的经济学专业，对他来说是好成绩。
大学时代，温建很少感受到压力，喝酒、谈恋爱、唱K是校园生活的主题，“从没着急找工作”。他第一次对学历产生认知是在毕业那年。2009年，全省银行系统招考，珠三角一线城市的招聘要求是985、211或研究生以上学历，F学院毕业生只能去县一级机构。即便如此，文凭依然带来优势——温建去紫金县一所农村信用社报到时，领导还感叹：“F学院的学生都愿意来我们这儿。”
十年来，温建的职业发展稳步上升。他在紫金县农村信用社工作三年后，被借调到省级系统，享受副经理待遇，并顺利纳入事业编制。温建在河源市买房，和妻子育有两个孩子，过着安稳的生活。
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提及，2018年，她曾在2006级学生毕业8年后做过统计：班上52名同学，全部在广东就业，其中居住在广州、深圳的有21名，绝大多数已经安家落户。这些学生的职业选择大多保守——做公务员，进银行、国企，少部分人创业。在城市过着较为体面的生活。在黄灯看来，这一代学生的发展得益于时代的机遇——“房价平稳、低廉、经济上升的阶段”“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广东地区发达的经济环境”。
进入体制、寻求一种稳定的生活，似乎成为这批贫寒子弟在城市扎根的重要途径。“对于2006级的一批学生来说，他们一旦错过了那个时间窗口，后面的境况是越来越难的。”黄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就像被打了催熟剂一样，要快点到社会上”
黄灯的许多学生是在上大学后，才第一次了解到“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区别——这使得他们进入学校后都出现过心理落差。
找工作时，学历成为第一道门槛。他们时常感受到来自985、211的竞争压力——师哥师姐出去面试，最常说的一句是：“中大、暨大的人都在，那我肯定没戏了。”他们很难进入互联网大厂，一位女生梦想进入腾讯，到深圳还专门到腾讯总部大楼拍照。她投过腾讯的实习运营岗位，笔试之后便石沉大海。新东方、学而思等教育机构也很少收非985、211学生。而据温建介绍，与F学院对口的银行系统里，就连紫金县的岗位，现在也有很多名牌大学生来竞争。
考研则是另一个坎。黄灯的2006级学生中，没有一人选择考研究生，直到2018年，也没有人脱产考研。在黄灯看来，这或许表明他们对工作较为满意，不需要通过文凭提升来改变生存状况。
近几年来，许多学生开始选择考研。“对于我们学校的很多学生来说，能考上本科就已经尽力了，把家里资源都耗光了。如果有机会就业的话，是一定要去就业的，万不得已才去考研。以前学校考研的氛围一点都不浓，学生99%都去就业了。”
随着重点大学招收保研生的比例不断扩大，留给非985、211院校学生的机会并不多。一位F大的学生有名校情结，立志非中山大学不念。他考了超过380的高分，但因为第一学历不是211、985，在面试后被刷下，又不愿接受调剂，最后去了东莞一个培训机构。“你已经考到那么高了，名次也很靠前，都没办法录取。所以后来有学生跟我咨询，我不太建议他们报那种特别好的大学。”黄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黄灯的一位好友曾明确告诉她，第一学历不是985、211，面试再出色也很难录取，因为招生学校也有科研、就业等方面的考虑。于是，黄灯和学校其他老师开始劝学生调剂到一些偏远地区读研究生。
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下，许多学生找工作的规划从进入大学时就开始了。李妍说，有同学大一就开始在外面兼职、实习，甚至长期花钱请人来帮忙上课。毕业后，那位同学却因为履历丰富，率先找到了工作，“从朋友圈看来，生活很体面光鲜”。
黄灯的大学时代有许多闲散时光，受过人文教育滋养。在F学院，她带着导师制辅导的学生读书、听讲座，逛中山大学校园，希望学生内心更从容，“我的学生似乎没有成长的时间，就像被打了催熟剂一样，要快点到社会上，变成被利用的工具。这不是把他们当人培养，而是当作就业工具在培养。”
根据黄灯的观察，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毕业后的去向对应着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
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其著作《文凭社会》中，提出“文凭通胀”的概念，冲击了现代社会的“教育神话”。在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中，柯林斯认为大规模文凭通胀后，教育不能促进社会平等——非但不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反而为社会流动制造了障碍。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种族群体的人们，生存机会与他们的父辈大体相同。
幼年时，李妍的生活环境封闭。冬天，白色的茶花在枝头簇簇开放，满山都是。从记事起，家里便过着拮据的生活。李妍的父母没有外出务工，以卖茶为生。在她小时候，村里的茶还没有名气，一斤只卖几块钱。父母常因借钱吵架。
李妍曾赶上过划片区入学的政策，只能就近入学，不能进入邻镇那所教育质量更好的初中。妈妈曾提上几包茶叶带她去校长家拜访，但被拒绝。后来，她听说村里有成绩不如她的同学，托关系进了那所学校。
李妍入读的本镇那所普通初中，周围少有同学关注学业，校园霸凌盛行。英语音标是李妍自己摸索学会的。中考时，她考上了当地一所不错的高中，但高二那年，自己和家人接连发生变故，刚有点积蓄的家庭顿时跌入低谷。复学之后，李妍重读高二，进入文科普通班，明显感受到教学差距——老师从不讲数学试卷上的最后两道大题。
成绩全班第一的她曾申请转入实力更强的实验班。好几个家境不错的同学都成功了，但学校以不合规定为由拒绝了她。
2006年一堂作文课，计算机系学生坐在简陋的教室里，那天是少有的台风天，黄灯将作文题目临时改为《风》，让学生现场完成。一位名叫邓桦真的女孩所写的内容，让她无法平静。她试着还原出桦真的家庭面貌：多子女、半年没拿到生活费、家庭月收入不足一千，因为父母年龄不到45岁，桦真申请的助学贷款被拒。这让刚入职不久的黄灯感到极为震撼。因为顾及学生的自尊，她没有打听桦真的更多消息，甚至不知道她毕业后身处何方。
“哪怕二本学校的孩子，还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2019年，2015级学生毕业，黄灯感到悲伤。她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答辩结束那天，她和一位学生聊天，问起同宿舍同学的出路，女生轻描淡写地说：“都还在当咸鱼呗，没人上岸。”而对于未来的理想生活，一位女生则有非常具体的描述：不结婚，在广州租个房子，养只猫，把妈妈接过来。
“大家都没有提考公务员没有结果，考研没考上，找工作没有结果。整个宿舍的人都特别茫然。我作为教师，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黄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那届学生中出路最好的是班长——她考进广州一家公共汽车公司，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后来从辅导员手中，黄灯拿到了一份学生就业名单。大多数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些从单位名称来看并无法辨别工作内容的小公司。“有的去医疗美容机构运营公众号，甚至还有人在奶茶店打单。”作为老师，让黄灯最难过的是——学生即使不读大学，也一样可以做这份工作。
小治是2015级毕业生，2020年春节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在一本科技论文类杂志做编辑，每月税前收入五六千，在广州刚好能生活。小治的爸爸是家庭经济的支柱，在东莞一家铝制品厂干活。不久前，爸爸突发心肌梗塞，还检查出甲亢，再无法工作。小治想起以前，家庭每年一半的收入，都投入了子女的教育。他觉得一切像是一个循环——以前爸爸用自己的身体为代价，供孩子读书。而小治毕业后，温饱才刚刚稳定下来，又要承担家庭生计的重担，一家人的生活总在底层打转。
2020年，李妍毕业碰上“最难就业季”。同学们大部分回到原籍，几乎没人最后留在广州。李妍听说，有同学回到清远找一份新华书店的店员工作，都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生一同竞争。同班的韶关女生小欧，家里来自公务员系统。她从小厌恶官僚习气，但在家人的劝说下，最终参加了国考，进入江西赣州某县的税务局。她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对于二本学生来说，公务员几乎是最优选择的原因——是因为它只限专业，却不限985、211，“只要本科就行”。今年4月，看着还在为找工作奔波的同学，小欧忽然有些庆幸，自己搭上了国考的顺风车。
黄灯在武大和中大读书时，曾观察过本科生就业，进体制考公务员并不是名校毕业生的主要选择。“对于那些二本学生来说，如果能够考公务员，应该已是非常好的出路。但对重点大学的孩子来说，他有更好的选择，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但读书改变命运的法则，在这批二本学生身上，并非没有体现。2018年，沐光毕业两年后，进入保利地产做党建工作，如今已和人搭伙，在东莞买了投资房。
在谈到童年的经历时，沐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时他们是村里最穷的人家。家里房子的承重墙几乎都快倒了，拿了一些木板在外面支撑。每到台风天，家人都要加固瓦片，以防屋顶被掀翻。沐光的两个弟弟都没有上大学，二弟在村里当“烂仔”，三弟则在工地上打工——这是村里男孩最常见的两种命运，沐光则在两三年前，帮助父母重修了房子，一栋三层小楼。
沐光曾对黄灯说，如果没考上大学，他也会成为村里的烂仔。“最后连成人都成不了了。所以，大学教育对他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哪怕农村的孩子，哪怕二本学校的孩子，他们还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可以有这个机会。”黄灯对南方周末说。
搬进城中村迎福公寓后，李妍买了绿萝，一盆放在床头，绿油油的枝叶悄然蔓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妍、温建、沐光、小欧、小治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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