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要面对的挑战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投资者站的高度比创业者要高，但对行业的阶段、框架、供需和模式方面的理解，创业者要深于投资者。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高瓴为啥要投资伟大格局观的创业者？就是因为这些创业者能够对行业的理解很深，同时站的角度又很高。统观全局又掌上观纹，既有大局观，又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和创新规划，这样的创业者正是高瓴的创业合作伙伴。
高瓴的眼光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产业。它的口号是“重仓中国”。所以高瓴从多层次去解析中国这个市场，寻找超级商业物种。逻辑分析的第一步就需要知道分析对象的领域。当下的中国，就是这个领域。如何将这种研究范式抽象成为分析模型呢？张磊先生告诉我们，高瓴的答案是从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三化合一”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其实仔细分析这三化，都是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纲领性的词，
就如同数学家将空间抽象为坐标系一样的道理。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瓴的分析框架与物理学是极为相似的。
在哈密顿力学体系中，描述一个物体的状态，需要有
两组互为共轭的物理量，即广义坐标和广义动量。同样，在张磊先生的分析框架里，他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的市场这个广义坐标量，而“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则是相应的广义动量。市场在哪里？市场在城镇，在工业，在互联网。假如将中国地图上的每一个城市都看作一个位置，那么相应的城镇化程度、工业化程度和信息化程度指数就是在这个点上的市场动量。而驱动三化的力量或势能（物理学中：力是势能的梯度的相反数），是政策，资金和人才。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一直走在三化的道路上。房地产和基础建设是城镇化的标志，全产业链制造是工业化的标志，而互联网时代则是信息化的标志。这三个领域，无论哪一个，在新世纪伊始，都是值得投资的。
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多层次转型：中国同时面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发展转型。改革带来的红利爆发出许多内生的动力，而这种动力是全面性的、不可逆的。此外，中国处在与西方共同推动信息科技革命的时代浪潮中，同为技术创新的发源地，在一些领域还在引领新的产业革命。迈克尔 · 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里提出国家竞争力的四阶段论：一是生产要素导向阶段（依靠资源、廉价劳动力）；二是投资导向阶段（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三是创新导向阶段（依靠科技创新）；四是财富导向阶段（依靠金融资本运作）。目前中国所处的阶段是投资导向和创新导向的中间阶段。这一阶段是痛苦的，也是压力最大的阶段，不但有内生的压力，还有外部的压力，但实际上重压之下，创新导向阶段反而更加能够快速到来。在这一阶段，政府的工作中心将会是以最大的力量来推动创新。这与基建时代，房地产投资时代是截然不同的逻辑。投资将会引流到创新的领域，而不是陷入投机泥潭。
那么，什么是这一阶段的变革性的力量？归根到底，是资源错配需要得到纠正。房地产，股市上的投机资金，需要引入科技创新驱动的领域。创新不仅仅需要技术的革新，也需要人才的培养和长期的投资驱动。在这个阶段，投入到新技术研究的领域，投入到新技术人才的培养领域是最正确的事。另一方面，解决错配的渠道性的创新也是最重要的，最紧迫的。投机资金，政府和民间资本为什么不能投入到创新技术领域？根本的原因是创新技术领域是一个具有很高投资门槛的领域。当资本看不懂，吃不透创新的技术本质时，是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的。降低试错成本和投资风险，是多方迫切的需求。所有这些都在指向一个国内还处于空白的领域，共同基金。
像高瓴资产这样的投资机构，只是共同基金的一种力量。而更多的共同基金，还需要被建立起来。正如房地产是从市场化改革开始一样，鼓励共同基金的金融改革也需要出台。实际上，前几年的P2P和万众创新，就是政府对于这样一种模式的探索。高瓴资产是共同基金的楷模，从各方面来看，都应该建立更多像高瓴资产一样的共同基金机构。经济学家，产业研究专家，风险投资人，金融分析专家需要结合在一起，建立创新驱动引擎的能量供应体系，也就是共同基金。高瓴模式，值得政策制定者们深思和确定改革的方向。
高瓴于今年设立了高瓴创投，正是从价值投资先驱走向了价值投资导师。张磊先生的《价值》这本书，是真的倾囊相授，是为中国的共同基金点亮了前行的灯塔。张磊先生说他投资的都是为社会疯狂创造价值的创业者，他也说过，高瓴也是创业者，恰好是投资人。高瓴也在为社会疯狂创造价值。选择在这个阶段出版《价值》，是张磊先生真正的洞见，他已经知道创新的壁垒需要更多像高瓴一样的共同基金机构。
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需要制度、环境的改善，这其中也需要一些人站出来，在历史的潮流中劈波斩浪。创业者、企业家群体有可能成为改变中国的力量，他们善于学习、勤奋努力，有着从“死亡之组”突围的拼搏精神，敢于白手起家，探索竞争中取胜的可能；同时，他们又在实践的历练下更加富有弹性，在复杂混沌中有着清醒的眼光。哈密顿力学的典型代表是量子场论。正如前面的读书笔记里写到的，量子场论的最伟大的思想是对称性和守恒量，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对称性破缺理论。只有对称性发生破缺了，相变才有可能发生。相变是“量变引起质变”的物理学解读。对称性发生破缺，有两种机制，一种是由外向内的，外部的对称性较低，而内部的对称性较高，那么就会影响内部，最终使得内部系统走向对称性破缺。这就和迈克尔 · 波特的投资导向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更重要的相变是发生在内部的，本质的相变，这就是创新导向。类比物理学，就是对称性自发破缺理论。在物理学里面，对称性自发破缺需要引入一个最重要的场，即希格斯场。它可以赋予其它场质量属性，从而沿着真空势能倾泻而下，形成相变。它是这个系统的第一推动力。对于系统来说，这种底层的相变是不可逆的，本质的。现在的中国，正处于急需创新內驱力量的阶段，产生这种内驱力，同样需要第一推动力，需要希格斯场。那么，现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希格斯场是什么？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是共同基金。
诚如张磊先生说的，中国崛起的故事，只写到了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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