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九四三 老街(一一九二弄老上海风情街)

这是一支神奇的“潜伏”支部，隐藏国民党阵营10年，竟然没有一名成员暴露身份，历经“皖南事变”、“南委事件 ”，也一直没有遭到破坏。这个中共特别支部是怎样创造了中共秘密斗争史上的奇迹呢？他们在柳州四年又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

晚年的郑黎亚、杨应彬

情定柳州

1940年春天，杨应彬、郑黎亚也来到了柳州。在柳州，这个他们至今难忘的地方，等待他们的除了甜美的爱情，还有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潜伏”斗争。杨应彬还差点丢了性命。

郑黎亚先于杨应彬来到柳州。杨应彬暂留韵关，准备派任西江游击挺进纵队当政工队副队长。但还未到任，他便接到立即到柳州接受新任务的命令。这让他喜出望外。

两人在韶关时，已经初步建立了恋爱关系，想到要与恋人团聚，杨应彬自然心花怒放。然而，到柳州后，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左洪涛却告诉他，为了更深渗透到国民党阵营，掌握其军队或军事秘密，他已经向张发奎举荐他前往贵州独山军校去学习，时间是1940年5月至1942年10月底。

组织的决定，杨应彬无条件服从，但他的心里仍有隐忧。当时，19岁的杨应彬，身高只有1.55米，长期打摆子，体质较弱，担心到军校后经不过摸滚打。最让他不舍的是刚与恋人相聚又分开，而且要去几年时间，怕其中有变数。他只好去找郑黎亚谈话，其实是想听听她的表态。郑黎亚很支持他，让他放心前去。谁知道，两人此次分开，竟差点成永诀。

生死考验

杨应彬走后，留在柳州的郑黎亚先被派到来柳的广州儿童剧团担任指导员，三个月后，进入四战区特别党部中山室工作，后来又到从韶关搬到柳州大桥办学的志锐中学教书。此期间，他们积极推广进步书刊，宣扬进步思想，没少受过怀疑、监视和恐吓，但一直没有人露出破绽。

而远在贵州独山的杨应彬，在1940年12月中旬，却迎来了一场生死考验。此时，总队刚搞了一个技术测验，在单杠、木马、射击、背诵“典范令”测验中，杨应彬考取总队第一，十分受人瞩目。然而，这时，三封来信却差点毁了这一切。

原则上，杨应彬在贵州期间，中共特支规定只有其恋人郑黎亚可与其联系，但这时，他的入党介绍人王洞若、韶关游干班学员郑体诗及战地服务队队员郭弼昌，写信给他，信中有“巴黎公社的穷孩子都是很勇敢作战的”和“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吧”等字句。

此时，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正在掀起。这些信被军校的反共分子查获，他们如获至宝，接连十几天，不分白天黑夜，轮番对杨应彬进行审查，大有不挖出杨应彬背后的共产党后台绝不罢休之势。但杨应彬一直很沉着、冷静，没有露出什么破绽。

杨应彬一边想办法应付审查，一边想办法传消息给郑黎亚求助。但这时，反共分子抱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心态，决定动手了。一天晚上，正准备入睡的杨应彬又被叫起来审查，奉命审查他的人已经接到了处死杨应彬的密令。奉命处死杨应彬是他们的大队长。此人毕业于黄埔四期，为人正直，而且很爱才，因此迟迟下不了决心。

这一缓冲，给杨应彬找到了机会。这时，军校中刚好有一个叫彭朗（此人同情革命）的人毕业要回柳州，杨便让他传口信并用汉语拉丁文写了封信让彭捎给郑黎亚。

郑黎亚收到信后非常焦急，知道杨应彬随时有性命之忧，马上告诉左洪涛，让他想办法营救。

坚实的堡垒

左洪涛一听也急了，但也无计可施，他知道能救杨应彬的只有张发奎。

左洪涛便在与张发奎闲聊时，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对张发奎说：“这次杨应彬在四分校参加测验，无论是学课还是术课，都是全校第一。”

听到这话，张发奎很高兴，觉得很有面子，当即嘱托左洪涛代他写两封信，一封给四分校主任韩汉英，一封给杨应彬本人。在给韩汉英的信中，左洪涛措词严谨，力举杨应彬年轻有为，望其多加爱护培养。在给杨应彬的信中，又以长辈对晚辈的口气，教导杨应彬勤奋学习，前途无可限量。张发奎看后很满意，就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韩汉英过去是张发奎的部下，他打开张发奎的信，一时不知所措。那些反共分子得知杨应彬是张发奎的“红人”后，也不敢继续造次。左洪涛略施小计，就让杨应彬脱离了险境，但监视和怀疑仍然紧随杨应彬，直到他军校毕业回柳。

说到这支直接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特支，很有必要说说左洪涛这名特支书记。他不仅成了杨应彬的救命恩人，特支的几次危局也都是他巧妙化解的。

在左洪涛成功营救杨应彬后，他与同样“潜伏”在张发奎身边的地下党员麦朝枢、何家槐、黄中廑4人也被中统驻柳州通讯处负责人陆树珊盯上了。陆密电蒋介石侍从室，称此四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请求蒋介石下令查办。蒋介石侍从室即以蒋的名义密电张发奎，命令他控制左、麦、何、黄等4人。这封密电在未到张发奎手里之前，已被左洪涛巧妙获得，因此，当张发奎召见时，左洪涛镇定自若，从容应对。

张发奎对左洪涛仍很信任。他一面拿出蒋介石侍从室的密电，一面“语重心长”地对左洪涛说：“你们的言行要注意哟，千万不要授人以柄啊！”左洪涛接过密电，故作惊讶，装作满脸委屈的样子对张发奎说：“司令，你不相信麦朝枢、黄中廑还说得过去，但你不可能不相信我和何家槐。我们两人一直跟在你身边，什么时候有过可疑行动，你心里绝对清楚。”张发奎点点头，指示左洪涛拟电回复蒋介石。只十几分钟，“左、麦、何、黄跟随我工作多年，经考察，思想纯正”的回电，即飞到了蒋介石侍从室。柳州中统头目陆树珊万万没想到，查办左洪涛的密电，就这么让左洪涛本人机警地顶了回去。

当然，张发奎也并不是傻子，但他本质上并不反共，曾发誓不会参与打内战，况且是在这大敌当前的时候。他还曾在一个“潜伏”在邮电局的中共地下党员朱河康无意露马脚时，允许其“请长假”离开。可以说，张的态度也是左洪涛他们能久“潜”而不露的原因之一。

左洪涛显然很善于利用张发奎的这种态度，与身旁虎视眈眈的敌特周旋，斗智斗勇，而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1943年左洪涛联合四战区有识之士成功说服张发奎解除对越共主席胡志明软禁，并支持胡志明在大桥干部训练团开办了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专门为越南培养抗日救国青年干部。

1944年7月7日， “七七事变” 7周年的纪念日，中共特支人员和长官部高中级文武官员一道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后，会同战区政治部、柳州专署、师管区、抗战演剧四队、柳州日报等社会团体在柳州举行盛大的“国旗献金”大游行。游行队伍从柳侯公园大门出发，经沙街、小南路在城内游行了3小时， 沿街群众纷纷把钱抛到国旗上。7—10日，共募款390709．5元，慰问桂林守军，支持柳州籍名将阚维雍死守桂林。

1944年秋，桂柳会战失利，日军进逼柳州，左洪涛他们又利用四战区长官部的关系，将滞留柳州的一大批文化人士田汉、安娥、金仲华、沈志远、熊佛西、焦菊隐、宋云彬、胡希明、端木蕻良、许幸之、盂超，洪遒、司马文森、周钢鸣，陈残云、华嘉、邵荃麟、葛琴、黄宁婴、黄新波、曾敏之、苏夫等和新中国剧社等一些文化团体一批一批安全地转移到重庆，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交办的任务。

这大概就是这支共拥有22名党员的中共特支在柳州的几项重要作为。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1942年3月他们创办的窑埠街小学。这所小学，曾经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培养了一个未来的“国防部长”和一批优秀人才，并给窑埠街的烧窑工的穷孩子点燃了知识的火种。那么，在这所占地仅10亩的小学里，当年，郑黎亚他们如何传承爱国主义？那朗朗书声读的又是什么？（未完待续）

郑黎亚墨宝

窑埠街小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四战区长官部、政治部军官的子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共，并成为中共的高级官员；一些跟随父母到了台湾的同学，后来也成为国民党的高官，担任台湾的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国防部长”等要职。他们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年逾古稀仍奔走两岸，为祖国统一大业尽力。

郑黎亚

2012年4月

“失踪”的小学

2008年秋天，一名头发花白，但依然身材挺拔，神采奕奕的老人出现在柳州这片土地上。他来自宝岛台湾，想寻找一所叫窑埠街实验小学的学校。

这名访客叫伍世文，关注台湾政坛的人都会觉得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对！没错，他就是台湾原“国防部长”，柳江县（现柳州市）窑埠街实验小学的首届毕业生。

伍世文在退出政坛之后一直有一个愿望——重访自己的启蒙之地——窑埠街实验小学。事实上，他只在这所小学就读了两年，然而正是那短短两年的教育，让他从小心中就充满了家国情怀，这种情怀一直伴随着他步入军旅之路，一直走到“国防部长”的位子上。

然而，柳州之行，却让他失望而归。

几乎与此同时，广东一名年近九旬的老人也曾来柳寻找这所小学校。她就是该校的第一任校长郑黎亚。1942年春天，正是她与黄凛、方兮、杨冶明、吕如璧、沈丹凤等地下党员共同创建了这所学校。

仿佛冥冥中真有什么东西在召唤，让他们同时在窑埠街小学面临折迁时回来找它。

然而，有人告诉他们，此“窑埠”已非彼“窑埠”，解放前的“窑埠”小学已不知所踪了，让他们失望而归。

“此前，学校的所有师生，都不知道解放前学校还有这样一段故事。”窑埠街小学柳东路小学联合党支部书记阮汉诚感慨地说，直到2011年 11月，柳州市文联的孙代文教授到校作讲座后，他们才了解到这所学校有这段革命历史。

事实上，在柳州，除孙代文外，至少还有一个人知道，此“窑埠”就是彼“窑埠”。这个人就是柳州市原档案局局长麦超。

见到麦超是在该校的饭局上。这名白发苍苍的老人解放前也是一名地下党员。他在郑黎亚他们撤离柳州4年后，即在1949年成为他们的接班人，进入该校以教师身份“潜伏”，并在那里迎来了柳州的解放。

麦超告诉我们，没错，窑埠街实验小学就在那里，建筑不同了，但它的位置始终没变。

64年后相逢

2008年，伍世文、郑黎亚都遗憾地错过了与窑埠街小学的重逢，错过了真正的知情者麦超，但神奇的是，这对师生却没有错过重逢的机会。

寻校不遇，伍世文一直很不甘心，他辗转到广东，通过其他渠道惊喜地打听到了自己的小学校长郑黎亚仍然健在的消息。

2008年11月7日，伍世文携夫人前往拜访郑黎亚，师生见面，相拥热泪盈眶。平时与郑黎亚有联系的同届学生陈淑仪、吴群策、伍百年也闻讯前来，欢聚一堂。

郑黎亚耍魔术般地拿出了拍摄于1944年6月23日，她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窑埠街实验小学第一届毕业生合影，伍世文更是惊喜万分。照片已很陈旧却依稀可辨当年的彼此。郑黎亚在二排左起第五个，伍百年、吴群策和伍世文分别在一排左起第一个、第六个和最后一个。陈淑仪在三排第九个。

下午四点，师生五人排成一排又照了一张合影。两张合影相隔了整整64年。而现在，离窑埠街实验小学首次开学已经整整70年了。

温故1942

70年前，郑黎亚他们为什么要创建这样一所小学呢？在郑黎亚的自传《我走过的路》上记着，事实上，那是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的主意。

1939年底，第四战区长官部奉命从广东韶关迁到广西柳州，随行有大批的军官家属。军官子女的读书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从韶关迁到柳州大桥办学的志锐中学距离长官部驻地又太远，十分不方便。张发奎便萌生了就近在窑埠建一座小学的念头。

刚开始，四城区政治部派了一些人在长官部大门口窑埠街筹办中正小学，校长赵不忧。这个人叫“不忧”其实并不是一个让人放心的家伙，他本是一个足球运动员，筹备了很久，小学都没有开课，张发奎对此很不满，想把这间小学收归长官部办。左洪涛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找到郑黎亚他们商量。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好岗位，好“潜伏”也方便活动，便一致同意了。这样，郑黎亚、黄凛、方兮、杨冶明、吕如璧、沈丹凤6人被分配到了这间小学，从赵不忧手上把学校接了过来，并把学校更名为柳江县立窑埠街实验小学，由郑黎亚担任校长。学校经费由当时的柳江县（现柳州市）政府出，学生主要是四城区军官的子弟。

此时，担任中共特别支部书记的孙慎去了韶关，左洪涛便让郑黎亚担任代理支部书记，党政一把抓。24岁的郑黎亚第一次身担重任。她暗下决心，不仅要把学校办好，还要把这间小学变成党的宣传教育阵地。

怎么办好这间学校呢？郑黎亚他们采用了重大决策先是党支部讨论后再在校务委员会进一步研究贯彻落实的方法。

他们根据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改编了教材，增加了抗战的内容，讲抗战故事，唱抗战歌曲；他们在高年班组织时事小组天天读报，分析抗战形势；他们带领孩子们参加课余劳动，挑沙为学校铺路、建球场、修图书馆；他们发动高年班的学生为窑埠街失学儿童办夜校，捐献纸张笔墨，还当“小先生”；他们介绍一些苏联小说给孩子们看，在学校开展学习“铁木尔”（类似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的活动，培养孩子们高尚的道德观念、健康的思想意识、分辨是非的能力，教育孩子们坚持团结、坚持抗战。

郑黎亚教的是算术，她也结合现实做了课改，加上抗战方面的数字，如敌机多少架袭击我们，我们打下了多少架；日寇侵占我们多少土地，我们要用多少兵力多少时间去收复失地等等。

实小还编有一首校歌，这样唱道：“年纪小，志气高，信念强，身体好，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我们是民族的小英豪。争取民族的独立，实现民主和自由，建设幸福的新中国。消灭法西斯强盗。活泼勇敢！努力奋斗！我们是在炮火下长大，我们是民族的小英豪。”

这些充满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这些幼小的心灵埋下崇高的理想。学校独特的教学方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柳江县组织的演讲、书法、音乐、算术比赛中屡屡获得冠军。

期间，他们为窑埠街失学儿童办的夜校也成效显著。特支的教师们尽一切力量在这些失学儿童幼小的心灵里灌输高尚的道德观念、健康的思想意识、分辨是非的能力。解放后在这批失学儿童中许多人入了党，如吴群继、吴群策、吴群任、张小翼、张翼翼、曾碧棠、钟欠琳、常大年等。

然而，郑黎亚等中共特支成员在学校的特支同志们的这些做法却引起了战区政治部的不满意。

“暗战”也在学校里涌动，国民党中统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时刻关注着这一切。 新派来的教师或学校门口小卖部的店主都有可能是他们的暗哨。

但长官部的大多数家长认为这间学校办得好。四战区军务处处长吴仲禧把三个孩子都送到窑埠街小学来，还说把孩子交给这样的老师进行教育他很放心。张发奎将军的侄女、侄儿、外甥都在那里学习，参谋长吴石将军、副参谋长陈宝仓将军的女儿也在这里读书。他们看到孩子有进步，也就很少干涉学校的事情。

不过，郑黎亚也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也有人怀疑他们是“八字脚”（骂共产党的话）。

一九四二年夏，左洪涛那来传来消息：“南委被破坏了，是电台出事造成的，有人被捕叛变。”

南委事件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受破坏最严重的一次，累及面广，大批地下党员被捕，柳州的地下党员一时也人人自危。

郑黎亚立即召集大家开会研究，觉得中共特支与南委没有直接关系，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撤退，依靠着窑埠街小学比较隐蔽，仍然坚持过组织生活，并坚持勤业、勤学、勤交友，积极塑造良好的外在形象。

一九四三年，在国民党反共浪潮日盛的时候，他们又协助兵站总监负责人黄和春在独凳山创办了业勤小学，把革命种子播得更宽更广。

为了贯彻三勤方针，除继续办好窑埠街小学外，他们还普遍进行家访活动，和学生的家长交朋友。特支成员不仅积极做张发奎的工作，还做长官部高中级军官的工作，利用工作关系和他们多接触，结交朋友。年深日久，他们的态度逐渐明朗，积极支持抗日，同情共产党。这其中，就包括新中国初期牺牲在台湾的红色“密使一号”——打入国民党高层，曾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吴石将军。

然而，离乱在即，战争中的一出出悲剧仍在上演。中共特支的秘密事业以及郑黎亚、杨应彬的爱情仍需在战火中经受浴血的考验。

郑黎亚、杨应彬结婚时合影

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学 一段惊心动魄的“潜伏”往事窑埠老街：温故1942（四）

柳州市政府现正实施市十大重点工程项目之一的窑埠古镇建设，已在原校址附近征地29亩作为窑埠街小学的新建大校区，我们窑埠街小学将在未来的两三年里扩建成为鱼峰区的窗口示范学校。您老当年在这里向学生和家长们宣传抗日要义的时候想到过了吗？但我们想：这一定是您老希望看到的，因为窑埠街小学是由您和您的战友们一手创办的，她从无到有，一步步的走来，一步步的壮大，为祖国建设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

——阮汉诚《写给老校长郑黎亚的信》

2012年3月31日

离乱的悲剧

读完郑黎亚的自传《我走过的路》和她与丈夫杨应彬合著的《金华集》相关内容，窑埠街小学柳东路小学联合党支部书记阮汉诚掩卷感叹：这对如今已经携手走过66年的金婚夫妇，当年撤离柳州时还差点阴阳两隔，他们在国民党内部举行的婚礼也竟是如此惊心动魄。

一九四四年秋，日寇进犯桂柳，学校停办。杨应彬与郑黎亚已经相恋四年，该是瓜熟蒂落的时候了。然而，他们曾经相约发下“匈奴不灭，何以家为”，“抗战不胜利不结婚”的誓言。因此，两人仍然为掩护其他同志和滞留柳州的文人名士安全撤离忘我工作。

他们很难忘在撤退时的那场悲剧。

“火车到了六寨，这是广西和贵州边境的一个小站，也是一个交通要道。我们住了下来。没有多少天柳州失守了……长官部有一个通知说日寇已经占领了河池，快迫近六寨了。中午好好休息，晚上准备夜行军。我们几个人都在汽车站休息。当我正在熟睡时，突然听到杨野明大声地叫‘郑黎亚，快跳窗！”这时我已经听到了飞机在投弹前的低沉的呜呜声了，我还想穿草鞋，杨野明说，不要穿了，快跳！我床边就是窗口，就打着赤脚往外跳，马上在一个沟里卧伏下来，不到两分钟，炸弹像倾盆大雨一下到处轰炸……当晚马上行军，满街都是死尸……”

在这场大轰炸中，长官部有中将一名、少将二名、上校八名、一般中下级军官200多名，士兵800多名，民众数千人被炸死。然而更大的悲哀是，这竟是美国盟军飞机的一次误炸，据说是因无线电译音将已被日军占领的六甲误译为六寨。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曾相约“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郑黎亚和杨应彬3日在《广西日报》上刊登了订婚启事。但当时，两人穷得叮当响，没钱请客，在张发奎军队里任军法执行监的吴仲禧主动摆一桌酒宴祝贺他们。后来，两人才知道，吴仲禧早就193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暗中保护着他们。

惊心的婚礼

随后，杨应彬、郑黎亚和其他秘密潜伏的特支成员，随张发奎一起来到了广州。这时候，国共关系越来越紧张，长期潜伏在张发奎周围的特支成员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部分特支成员先后撤离广州。

此时，“潜伏”在张发奎部队的中共特支，只剩下左洪涛、杨应彬和郑黎亚三人了。广州行营业的一小撮人一直在他们身边搞“神经战”。有人对左洪涛说：“老左，你真是左派，既左又洪涛哟！”又对杨应彬说：“老杨，你看了中共沙面地下的电台被破获的消息吗？你也要当心喔！”

就在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时候，杨应彬不但没有撤离，反而开始加紧筹备和女友郑黎亚的婚礼，因为党组织要求他们，为了掩护其他同志的撤退，要利用两人的婚礼搞一个像样的仪式，请行营中的高级军官参加，并请张发奎讲话，以堵大小特务的嘴。

杨、郑两人还去邀请张发奎作证婚人。没料到张发奎却突然问道：“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或者不是共产党都可以结婚，就怕你们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不是共产党，将来一个做鳏夫，或者一个做寡妇”。

婚礼虽然如期举行，张发奎也亲自到场祝贺发表了动情的讲话，打消了一些人对杨应彬和郑黎亚身份的怀疑，但两人知道，此已非久留之地。

时间来到了1946年1月25日，国、共、美方三方代表来广州，解决东纵北撤问题。张发奎的司令部里气氛又紧张了起来。参谋处处长李汉冲突然对杨应彬说：“大王（张发奎）要我转告你，你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管不了，你可不能有行动呵！如果你有行动，党纪、国法、军纪都要制裁你。”

足见此时，杨、郑两人是共产党的传闻已传到张发奎的耳朵里，然而他却一直没有对两人采取什么行动。对杨、郑两人的宽容，足见这位将军的气量。

东江纵队顺利北撤之后，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全面内战爆发在即。军统特务开始对潜伏的共产党员进行疯狂搜捕，特别支部成员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又有一部分特支成员开始撤离广州行营。1946年秋天，左洪涛也离开了张发奎的司令部，整个特别支部就只剩下杨应彬和郑黎亚两人。

1947年夏天，杨应彬和郑黎亚也借口送亲人回家请假离开了广州行营，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潜伏生涯。 “特支”成立时有10名党员，加上后来新发展的11人和从中央长江局调入的1人，一共22名党员的组织关系自始至终都由直接掌握。直到1947年8月杨应彬、郑黎亚夫妇最后撤离，“特支”在张发奎所部坚持斗争将近10年之久。期间除一人病逝外,其余21人全部安全撤出。中共特别支部潜伏敌营十年，搜集了大量秘密情报，而十年中，却没有一名成员暴露身份，特别支部也一直没有遭到破坏，可谓谱写了中国共产党秘密斗争史上的一个传奇。

美好的未来

“潜伏者”惊心动魄的故事，深深打动了阮汉诚。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公覃日生曾被抓壮丁，加入了张发奎的部队，1937年入伍，1945年退役。在这么长的时候，也许外公是认识郑黎亚他们的。这让他心中充满自豪。

阮汉诚决定想办法找到郑黎亚，以示后继者的敬意。他很快给郑黎亚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在2010年4月1日，联系上了广州市委老干部局，将信件传真了过去，希望能得到郑黎亚老人的回应。对方表示可以试着帮助联系。然而一个月过去了，仍未见回音。阮汉诚不甘心，再次打电话过去，对方说郑黎亚仍健在，但领导干部不好打扰。资料显示，解放杨应彬在叶剑英领导下的广州军管会任副秘书长，后历任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郑黎亚任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这个消息，让阮汉诚又高兴又遗憾。他想，或许老人家已经不愿再回忆这段往事了。谁知道，就在这时，他忽然接到一封署名为“杨小杨”的人的来信。信中说：“我是郑黎亚的儿子。昨天我母亲才看到你们给她的传真。多年前我父母亲曾到柳州寻找窑埠街小学未果，现在收到来自窑埠街小学的传真自然万分高兴。由于父母年事已高，委托我先行与你们联系。有几件事情是我父母想了解清楚的：

1、窑埠街小学还在1942年创办时的原址吗？

2、窑埠街小学是否与柳东小学合并了？是否还保留独立的校名？

我父母曾寻找窑埠街小学未果，2008年一位窑埠街小学的校友从台湾回来到柳州寻找窑埠街小学也未果，后来他意外地找到了我母亲，当年窑埠街小学的校长，并在广州与他多位同班同学会面，大家一致的看法窑埠街小学已不复存在。现在收到你们的传真实在是太意外了！

3、基于上述原因，请你们把窑埠街小学的变迁及现状详细告知，这是我母亲最急于了解的事情。我想这也是台湾的那位校友——一位国民党退役将军急于了解的事情。也许你们不曾想到，窑埠街小学为国共两党培育了一批中高层干部。

…………”

这封回信让阮汉诚和 校长何跃庆喜出望外，立即向鱼峰区党工委领导汇报，引起了重视。阮汉诚再次去信，告诉老人说：“据孙代文教授考证：窑埠街小学应还在1942年创办时的原址。09年5月开始动迁，将在不远处重建。”“窑埠街小学是与柳东路小学于09年5月已经合并，现暂时对外使用柳东路小学校名，等大校园校舍落成，则统一使用窑埠街小学校名。”

这样的书信来往不断给窑埠街小学带来惊喜，他们先是收到了郑黎亚老人寄来该学校第一届毕业生的珍贵合影还有2008年，学生们去看她时的合影。阮汉诚这才知道，那位曾来柳州寻找窑埠等小学的国民党退役将军——台湾原“国防部长”伍世文都在这两张合影中。

特别让他们高兴的是，他们还接到了94岁的郑黎亚为窑埠小学70周年庆亲笔写下的“永远怀念窑埠街小学”的墨宝。老人对窑埠街小学的感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摆在阮汉诚面前的是一个美好的蓝图，不仅学校要扩建了，而且，他寻找到学样那“失忆”的七年的历史，更让他高兴的是，学校的第一任校长仍健在，而它的学生已遍及海内外。

“这将是一个最不同寻常的70周年庆。”阮汉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