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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欠费不停供”遭遇电力部门“软抵制”，无疑提示着政策落地效果跟踪评估的必要性，还有督查降费减税等惠企措施落实情况的重要性。
疫情发生以来，不少企业受到不小的冲击，受困于人力短缺、租金负担重、现金流吃紧、供应链不稳定等问题，许多中小微企业“活下去”都成了难题。为企业减负，由此成了政策与民意在应对疫情影响上的共识。
国家层面为此先后出台三批税费减免政策；在地方层面，“北京19条”“苏州10条”都是多措并举、实招迭出，浙江的社保免征、减征、换缴和广州“七减、五缓、三免、两补、两返”等做法也尽显硬核。
单就水电气缴费问题来说，2月7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疫情期间采取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的通知》；2月10日、11日，山东省跟济南市分别对此进行了细化，明确取消了暂不能开工复工企业用电暂停、减容的某些限制性条件；浙江2月13日更是规定，停工、停产的企业减免收取容（需）量电费。
为实体企业纾困，帮小微企业减负，显然需要更多这样的实招，也需要属“公”的单位“同频同调”，将这些减负工作做细做实。
在此过程中，必须警惕某些地方、部门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的阳奉阴违。毕竟，减负要的是想企业所想、解企业所困的“让利算法”；有些单位的“小算盘”，则是依据地方本位主义或部门利益至上的“自利算法”。
设“玻璃门”、设梗阻，从政策执行层面看是乱来，在这套“自利算法”下却能自恰。正因如此，在前几年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实施后，总有些地方、部门搞“明降暗涨”。
去年7月，国办督查室就调查发现，某地口岸进出口环节变相涨价收费，抵消减税效果；9月，国务院督查组也调查发现，在另一个地方，电价明明降了10%，商户却每年多交10多万元电费——电价明面上是降了，可多出了个“服务费”。
在当前背景下，显然也得提防利益驱动下的“软抵制”消解减负政策的惠企效果——很多降费减税举措其实不只是“减负”，更是“救命”或“续命”，落不到实处，很多小微企业可能真的就撑不过去了。
鉴于此，该及时制定税费减免操作指引，并强化督导核查的，不只是税务部门。为企业减负的责任主体是跨部门的，这也需要开启系统性督查，对着“减负清单”逐项核实落实情况。
为企业纾困，连着保供抗疫、经济稳增长等重要议题。那些“假动作”，还是“拿走拿走别客气”吧。
□佘宗明（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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