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建平。 受访者供图
社会保障制度尚有优化空间
南都:社会保障是二次分配的手段之一,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姚建平:促进共同富裕,分配问题是核心。社会保障的本质就是收入再分配,因此完善好、建设好社会保障体系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式。
社会保障主要有三个层次: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其中以包括了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最为关键。目前,部分地方在试点长期护理险。社会保险对于共同富裕最重要主要是因为其涉及的资金量和人群最为庞大,单单一个养老就是万亿级别,涉及极大的财富再分配体量。但是,社会保险的再分配效益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对于社会福利,可以从“小福利”和“大福利”来理解。所谓的“小福利”就是针对特殊群体的如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福利。“大福利”则是涉及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基础设施等的公共服务,目前也需要通过城乡统筹等方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弥合城乡、区域的福利差距,减少贫富差距。特别是针对特殊群体的福利,不仅需要现金、物质上的扶持,也需要公共服务的升级。比如残疾人家庭住处改造、出行等无障碍建设,以及融合教育等都需要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
社会救助则是事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兜底制度。为促进共同富裕,社会救助也应在两个重要环节进一步改革和调整。一是要扩大低收入救助人口的覆盖面,满足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基本需求。二是应当借鉴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做法,探索建立面向常住人口的社会救助体系。
总体而言,社会保障植根于经济社会之中,只有进行科学设计,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有效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从而为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作出贡献。
南都:你如何看待社会保险对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
姚建平: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其实就是八个字“互助共济、风险共担”,总体看来,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也确实在“风险防范、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社会保险还没有充分发挥上述作用,在减少贫富差距方面不十分理想,这说明制度还有优化的空间。
以养老保险为例,一方面农村的养老保险与城市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待遇差距过大,农村的老年贫困问题突出。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并未实现全国统筹,这就意味着养老保险制度在地区间的收入再分配效益在未来可以进一步提升。
另一个与社会保险并行的住房公积金实际上相当于人们的第二张工资卡,并不具备收入再分配的功能。此外,由于住房公积金的缴费比例可以在最低5%和最高12%之间自由选择,这就导致不同单位的员工之间公积金差距明显,这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是明显不利的。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有三个着力点
南都:你认为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短板在哪里?
姚建平:总体上来看,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再分配力度不足。一方面,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过大,不同身份或岗位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同。此外,我们很多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大量流动人口贡献的基础上。但与户籍人口相比,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的公平共享方面明显不够。另一方面,覆盖面还有待加强。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非正规就业人数进一步增多,面向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是工伤保险须以劳动关系为基础,而大量非正规就业人员无法确定雇主,因而无法落实社会保险权益。
南都: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火爆背后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比如配送员、快递员社会保障不完善、合法权益保障难,你怎么看待此类问题?
姚建平:首先要明确的是,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肯定是违法的,社会保险的本质就是要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现在的问题是平台经济通过层层外包等方式打破了传统劳动关系的认定,使得雇佣关系无法明确,就导致了这些新业态的员工找不到用人单位到底是哪一个。企业这种做法不仅让平台骑手很难参加社会保险,还规避了自身很多的风险。比如,一旦劳动者出了事,用人单位就会推托“这不是我的人”,从而完全让劳动者自己来承担风险。
如何去解决这类问题?首先要依法明确新业态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落实劳动者、用人单位、政府等不同主体的社会保险缴费责任和义务；其次,这也反映了制度设计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因此,社会保障制度需要适应新的劳动形态和就业方式,建立灵活就业人员、流动人口等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参保制度。
南都:在你看来,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改善存在的问题?
姚建平: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出发,主要有三个着力点:加大公共投入力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人群、范围)、加强制度的公平性。
具体而言,发挥大数据优势,推进社会保险法定人员全覆盖。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户籍限制,组织未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重点推进“三新”(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改革,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加强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推动失业保险与低保制度分工和衔接。同时,完善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与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稳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健全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制度,提升统筹层次,畅通劳动力流动,严格控制、努力缩小群体间的基本保障待遇差距。
低收入人口的底数和分布状况尚未完全清楚,各地低收入救助对象覆盖面偏窄。在脱贫攻坚结束及共同富裕背景下,应加强低收入人口常态化救助工作,扩大低收入救助对象,满足城乡困难群众多层次及救助服务需求。
另外,目前我国所有社会救助项目的申请都要求具有本地户籍,这就大大限制了社会救助保民生、保稳定功能的发挥,也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为此,可以借鉴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做法,积极探索建立面向常住人口的社会救助体系。同时,大力发展慈善救助,支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城乡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
在社会福利方面,要重点发展普惠型儿童福利,加大老年人公共福利服务供给力度,尤其是要增加以护理型为主的公办养老机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探索建立面向需要长期照护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制度,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健全无障碍设施产品服务认证、公益诉讼等长效工作机制,促进传统无障碍设施设备数字化升级,形成全链条无障碍环境。推进公益性残疾人专业托养(照护)机构建设,推广规范化的残疾人之家。完善残疾人就业保护和就业促进制度,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安置残疾人就业,支持残疾人通过新业态实现就业等。
社会资源分配是生育问题根本
南都:“三孩”政策与共同富裕是何种关系?
姚建平: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整个人口发展处于重大转向时期,把生育率维持在现有的阶段是高质量发展的共识,因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口负增长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太大。但是如果仅仅是放开三孩,很难从本质上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问题。
要想从根上提升生育意愿,这需要出台一系列可落地的相关配套政策,这背后涉及的就不仅是生育问题,而是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具体来说,包括生育津贴、托幼补贴、生育保险、妇幼保健、托幼、教育、女性就业保障等公共福利,而普惠、可及的儿童福利服务能解决人们生育过程中的后顾之忧,可以发挥生育促进的作用。
目前,我国儿童福利已经贯穿了儿童出生以及成长的全过程。从生产期间的生育保险、产假,出生后的国家免疫计划,一些地方开始发放0到3岁的生育补贴,6岁以后开始接受义务教育,以及公共交通、公园和博物馆儿童票价优惠等。如果孩子是孤儿或者困境儿童,还能获得孤儿基本生活费或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等。目前生育意愿比较低,主要是生养经济成本高,还有无人照护、影响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出品:南都共同富裕研究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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