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建价383号文(苏建建管2017236号文)

《宜兴碑刻集（全三册）》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壹

内容简介

本书为宜兴文物工作者在对当地碑刻进行细致调查的基础上，收集整理碑刻约450组、600方碑，一一拓印，识读其文。其内容分为庙宇、桥梁、宗祠、墓志（碑）塔铭、纪念碑（塔）牌坊、学宫书院、法帖题刻、告谕、其余等多个类别，首次汇总了现存宜兴碑刻的全貌而公诸世间。时间跨度几一千七百年。本书对碑刻的著录，分简称、尺寸、刊立日期、撰书人、保存地址、现状、备注若干项，使读者能够对于这些体现在文字内外的重要元素一目了然。录文则识读、标点碑刻所有的文字，便于读者了解碑刻的内容。

贰

序 夏維中

凝固在石刻上的區域社會史——《宜興碑刻集》閱讀報告 朱玉麒

幸有殘碑留字痕——宜興碑刻概述

凡例

第一冊

告諭禁約

寺院宮觀

第二冊

祀廟祠堂

義莊善堂

墓誌塔銘

第三冊

橋樑路堤

學宮書院

刻帖題記

宜興碑刻年表

參考文獻

後記

叁

前言

幸有殘碑留字痕

——宜興碑刻概述

宜興古稱荆邑、陽羨，建邑於東周時代，地處江蘇南部，界交浙皖兩省，其境內山巒雄秀，河湖縱橫。自古以來，即是膏腴之地，人文之邦，為我國著名歷史文化名城。

由於歷史悠久，宜興境內曾有大量古代碑刻，雖歷經劫難，保存至今的尚有六百餘通。上始東漢三國，下至民國現代，其時間跨度之長久、數目品類之繁多、內容涵蓋之豐富，國內城市中亦不多見。

2016年夏天開始，宜興市文管辦投入巨大精力，對境內所存古代碑刻進行系統的抄錄、釋讀、校勘，現將整理結果粗略分為若干小節，概述如下：

一、內容與分類

此次收錄的宜興碑刻共有383方（組）(有的一件包含幾塊甚至幾十塊古碑，但按其品類只能算一件)，按內容可劃分為如下幾類：

（一）告諭禁約 此類包括歷代官府公告和鄉民公約。如東吳刻立的《禪國山碑》、清代刻立的《永禁侵伐盧狄二氏祖塋告示》《通塘合禁》等。

（二）寺院宮觀 此類包括各時期修造祀神場所刻立的修造原委、置産買田及捐款芳名碑。如明代刻立的《重建福源禪院碑》、清代刻立的《復修東嶽殿碑》、民國刻立的《萬福庵碑》等。

（三）祀廟祠堂 此類包括修造祠堂、編修家譜、設立義田義倉義學等家族事務而刻立的碑。如明代《新建徐氏祠堂記》、清代《嚴莊大宗祠祭田記》等。

（四）義莊善堂 此類包括家族、鄉里為設立公共善堂、義田義莊而刻立的碑。如《宜興徐氏義田記》《成裕堂業田碑》《重建惜字會碑》等。

（五）墓誌塔銘 此類包括唐至民國時代名人墓碑、墓誌銘以及僧侶塔陵和紀念塔碑。如南宋《李曾伯墓誌》、明《徐溥墓誌》、清《圓慧禪師正受塔》、民國《潘仲六紀念碑》等。

（六）橋樑路堤 此類包括修造橋樑、路堤而刻立的記事碑和捐款芳名碑。如明代的《亳村永安橋銘》、清代的《重建桐梓橋碑》、民國的《重修張澤橋碑》等。

（七）學宮書院 此類包括修造學宮書院等有關教育事務的碑刻。如明代的《宜興縣儒學鄉貢題名記》、清代的《重脩蜀山東坡書院碑》等。

（八）刻帖題記 此類主要包括明、清兩代所刻的法帖，也包括唐和唐以前的一些著名碑刻。如唐代集王羲之書體刻立的《平西將軍周府君碑》、明代所刻的《凈雲枝藏帖》、蘇東坡《楚頌帖》等。

以上碑刻按年代可以分為如下幾類:

(一)明代以前碑刻 此次收錄東吳至元代的古碑有近二十件。

(二)明代碑刻 此次收錄明代碑刻八十餘件。其中寺院廟宇類十八件，家族宗祠類六件，墓誌墓碑類四十二件，紀念碑塔牌坊類五件，修建橋梁類四件，學宮書院類五件，刻帖題記類兩件，告諭公約類一件，其餘雜項類四件。

(三)清代碑刻 此次收錄清代碑刻二百四十餘件。其中寺院廟宇類一百零三件，家族宗祠類三十九件，墓誌墓碑類二十六件，紀念碑塔牌坊類三件，修建橋梁類五十三件，學宮書院類十八件，法帖題刻類一件，告諭公約類二十四件，其餘雜項類十七件。

(四)民國碑刻 此次收錄的民國時代碑刻五十餘件。其中寺院廟宇類十六件，墓誌墓碑類八件，紀念碑塔牌坊類七件，修建橋梁類十四件，學宮書院類一件，告諭公約類二件，其餘雜項類十一件。

二、移民與宗族

史前宜興就有大量居民，及至東周建邑，人口更加衆多，但先秦時代就居住於宜興的家族，因史料缺乏今天已難確知。

及至東漢時代，蔣澄、蔣默兄弟避難來到宜興，後來都被封侯於宜，從此在宜興繁衍紮根；其宗族歷代名人輩出，宋有名臣蔣之奇、明有大書法家蔣如奇。關於蔣氏的碑刻有很多，如《蔣澄墓碑》《重修集慶庵碑》《澗橋蔣氏祠堂碑》等。

西漢開國功臣周勃的第十六代孫周賓也在東漢末期來到宜興定居，其孫周處仕晉任平西將軍，戰死沙場，得到晉室及其後歷代王朝的褒封；其宗族在宜興十分顯赫，至明代尚有周延儒以狀元任崇禎朝首輔。關於周氏的碑刻非常多，如唐代刻立的《平西將軍周府君碑》、宋代刻立的《斬蛟射虎碑》、元代刻立的《英烈廟新殿記》等。

東漢時代宜興還有許氏、劉氏居住，關於許、劉二氏的碑刻有重刻於民國的漢《許戫妻劉氏墓碑》。

宜興儲氏是唐代詩人儲光羲的後代，他們自唐代就聚居於宜興官林一帶，近代最著名人物是儲南強，他是宜興旅遊開發的先驅，關於他的碑刻有《開山紀念》等。

南唐時期，宰相張居詠的後裔遷居來到宜興，張渚和金紫圩的地名即源自其家族的聚居；吳中尉徐綱也是南唐時期自鍾離遷居宜興的，徐舍地名即源自其家族的聚居。徐氏一脈在明代中期因出了大學士徐溥而顯赫一時，及至民國尚有徐悲鴻以畫名揚世界。宜興地區關於徐氏族人的碑刻極多，如《徐溥墓誌》《新建徐氏祠堂記》《宜興徐氏義田記》等。

兩宋之際，女真南侵，神州陸沉，大批士民官吏追隨宋室南渡，落户於宜興。見諸碑刻中的有原籍河南湯陰的岳飛後裔、原籍浙江義烏的宗澤後裔、原籍安徽泗州的曹氏宗族、原籍廣西的欽氏宗族以及遷居宜興筱里的任氏宗族和遷居宜興徐舍的丁氏宗族；關於這些宗族的歷史在《重脩唐門鄂忠武王宗祠碑》《重修美樨宗氏祠堂碑》《陽羨曹氏祠碑》《新建宜興欽氏祠堂碑》《重建丁氏南北報本祠碑》等碑刻中均有明確的記載。

元代由江蘇淮陰遷居宜興的堵氏宗族和明初由浙江鄞縣遷居宜興的盧氏宗族，在宜興都很有名；明清易祚之際，盧氏宗族中的盧象升（謚忠肅）、堵氏宗族中的堵胤錫（謚文忠），都因抗清殉國不失大節，為國人景仰，清代刻立的《史玉池祠堂碑》和《永禁侵伐盧狄二氏祖塋告示》中均有提及。

宜興的杭氏和吳氏宗族在明代也很著名，兩族均與徐氏有姻婭。在《杭濟墓誌》中記述“其先自中州來居於杭，後徙宜興”，推測也是隨宋高宗南渡的士民；其宗族中的杭濟、杭淮兩兄弟在明中期都位至顯宦。吳氏宗族中的吳儼官至禮部尚書，是大學士徐溥的外甥，他居官剛正不阿，為士林推崇，紫砂壺的創始者之一吳仕和《富春山居圖》的收藏者吳洪裕均出自這個宗族。宜興現有明代杭氏、吳氏宗族的墓誌銘多方，記錄其族人事蹟均十分詳細。

明、清時期遷居宜興的宗族也有不少，見諸碑刻的有自新安遷入的程氏和胡氏，在《重建和橋程氏宗祠記》和《重建后塘胡氏宗祠碑》中分別有清楚的記述。

另一些宗族也常見諸宜興的碑刻，如邵氏、潘氏、路氏、錢氏、薛氏、談氏、湯氏、朱氏、莊氏、萬氏，由於碑刻資料的缺乏或語焉不詳，有的知道其來源而不知其遷入的時代，有的知道其遷入時代而不知其源，非常遺憾。

宗族由於枝派紛繁，族員常常貧富不均，有些人因讀書做官、經商致富而改變了命運，擁有大量土地和財富；而另一些人則因父母早逝、家人病厄、天災人禍而陷入貧困，以致缾無儲粟、朝夕不飽；然不論貧富與高低，宗族的歲節祭祀、定期的修訂家譜、不定期的修建祠堂，全體族員都要共同參與、攤派出資。《義捐碑》中就記載族員貧富不均，公共經費没有著落，有錢者在外肯破慳囊，而對貧困的族員則一毛不拔。也有一些宗族中，其精英分子文化素養高、心地善良，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優裕的經濟條件，積極無私地為族人謀取福利:或承擔修建祠堂廟宇、橋樑道路的全部或大部費用，或捐出自己的田宅作為公産，或捐出自己的積蓄充當公款，或效仿宋代范仲淹設立義田、義倉、義學；有了公共田產的收入，宗族公共建設的經費就可免向貧困族員攤派，還能利用贏餘救助貧困的族員。刻立於明代的《宜興徐氏義田記》《新建徐氏祠堂記》，刻立於清代的《捐田碑》《程氏宗祠義捐碑》《重建后塘胡氏宗祠啟》《桂芳吳氏宗祠義學碑》分別記載了宜興徐氏、程氏、胡氏、吳氏宗族中富裕成員的感人義舉。

大宗族為保家聲不隳墜、財産不流失，常將一些家規、協議刊刻於碑，俾子弟永遠遵守。如《□靖立永守房產碑》就是為防止兒孫變賣祖屋及田產而刻立的家規；《雲靄周氏祠規》則規定了從宗法到祭儀、從公款公糧的徵收分配到子弟讀書進學的獎罰措施等一係列規章。宗族內部經常因瑣事而發生尖銳的矛盾。如《澗橋蔣氏祠堂碑》中就記載了蔣氏宗族中分為兩派，都在爭奪擁有宗族事務處置權的族長一職，在其中一派的蔣繼珍擔任族長後，另一派落選的“屑小”對他展開了持續達二十年的攻擊，矛盾一直未曾冰釋。在《潘仲六紀念碑》中，記述了民國十六年（1927）宜興地區掀起減租運動，潘氏宗族內的貧困佃農與外姓佃農聯合起來要求本族大地主減租，互不讓步，矛盾一觸即發，族長潘仲六夾在其中，左右為難，最後無奈沉水自戕。宗族與宗族之間，也常常爆發衝突，乾隆年間的《薛家瀆記》碑中記述薛氏族人與觀村的宗氏、史氏族人在乾旱時節為爭奪灌溉用水發生了械鬥，後來在官府干涉下賠償和解。

三、宗教與信仰

江南多淫祀，自六朝至民國，宗教活動在宜興都很興盛，通過對宜興地區現存古碑中記載的不完全統計，宗教場所先後多達數十處。

其中佛教場所有：茶庵、興福庵、興隆庵、善慶庵、高士庵、大士庵、崇善庵、青龍庵、慶雲庵、普雲庵、廣福庵、水潮庵、吉祥庵、大悲庵、西乾庵、從善庵、雪蓑庵、碧鮮庵、替目庵、伏龍寺、芙蓉寺、澄光寺、大蘆寺、東城寺、潮音寺、化城寺、永安寺、法華寺、福泉寺、金銘寺、萬壽禪林、慧林禪寺、南嶽禪寺、靜壽禪寺、圓通堂、敬節堂、寶相院、妙泉院、大覺院、崇聖院、在水禪院、滄浦禪院、福慶禪院、福源禪院、順昌禪院、萬福禪院、真武禪院、東林禪院、博濟禪院、正覺禪院、永寧禪院。

道教場所有：古廟、關帝廟、東嶽廟、真武廟、雷祖殿、靈山殿、龍溪殿、永安廟、司徒廟、土地廟、三皇廟、城隍廟、周王廟、李王廟、龍王廟、張王廟、張公廟、靈山殿、魯仙宮、尋真觀、五忠閣、集慶庵、土地神祠、朝陽道院。

這些佛、道教場所除了本教神祇，也互相供奉對方的神祇和神化的歷史人物。如:魯仙宮供奉周代巧匠公輸班，周王廟供奉晉代忠臣周處，司徒廟供奉漢代水利專家張渤、漢代官員蔣澄、隋代官員陳杲仁、宋代户部尚書吳邦翰，關帝廟供奉蜀漢忠臣關羽，城隍廟供奉明初為保衛宜興而戰死的楊國興，張公廟供奉保全黎民的清初將領張健，古廟供奉孝養父母疏財濟人的王氏女子長舍夫人，土地神祠供奉明末剿滅匪寇被害的水師營軍尉薛公。

一些歷史人物由於德行和功績而被百姓世代供奉紀念，又被有意無意地神化，而變成了神祇。以周處為例，他本是西晉大臣，因戰死沙場，從西晉至清代，歷代統治者為了號召人民學習他的忠義精神，不斷給他追加封號，使他由侯爵升為王爵，祭祀他的周孝侯祠也從周氏家廟變成由道士住持的、可以祈福滅災的公共宗教場所，周處遂由已故的歷史人物變成了永生的、無所不能的神祇，一躍成為宜興的頭號保護神。

除了神化的歷史名人崇拜外，宜興還流行靈異動物神崇拜和儺會。宣統三年（1911）刻立的《重建集慶庵碑》中記載了兩位來無影去無蹤的大仙，一姓張、一姓白，應是民間崇拜的黃鼠狼神之類；民國十六年（1927）刻立的《儺禮出巡名單序列》則記述了宜興自古以來就盛行儺會的史實。由此可以看出宜興地區宗教信仰的世俗化與多元化，互相兼融而不抵迕。

四、寺廟與僧侶

寺廟始建的資金，如果完全是僧侶自外募化的，其寺廟住持則多由寺中住持僧人師徒相傳，如世襲之不可更替。《永禁盜賣南岳寺產告示》就記載了“寺係僧人自建，一派相傳，本不便另舉別僧住持”。寺廟建造的資金是由當地捐助，則當地百姓有權決定住持的廢立，如民主之可選舉；《重振大蘆寺產記》就記載了當地百姓聯合驅逐了敗壞寺廟的德機和尚，共同邀請了品行高尚的奕能和尚前來駐錫；《河橋化城寺記》碑中也記載了當地百姓“具函公請”在水禪院的晨初和尚來化城寺住持。

有些寺廟是地方百姓主動捐資預先建造、修復好後，再請僧侶來住持的。《重建下邾橋碑記》中就記載了橋旁的樂善庵是“衆姓樂捐而成，延僧住持”的；《重建集慶庵碑記》記載了鄉紳蔣瑞能把集慶庵重建後，“延僧長悟、長道住持，皈依三寳”。更多寺廟的建造修復由僧人自己募化資金完成。《重修萬壽禪林碑記》記載了住持雪厂大師為募集寺廟維修資金，在身患重病的情況下依然“率衆號於塗，結萬人緣”；《化城寺增置田產碑》記載了化城寺修復過程中“資金不給”，覺身和尚“閉關三年拜《華嚴經》為地方祈福，以其佈施之資歸住持支應”。

僧侶除了為本寺募化外，也常為地方上公共建築的修造而募化，宜興關於橋樑修造的古代碑刻上常有募化僧侶的名字；如龍眼橋的重修是僧侶文傑、圓融募資的，新芳橋的石埠是僧侶性玄及其弟子海緣募資的，嘉靖年間鯨塘大橋的修造資金是僧侶馬龍募化的，新芳橋旁的茶亭是僧侶實傑募資修造的，壓渚橋的修造資金是由永安寺住持戒明募化的……如此的例子非常多。

為了保證寺廟的維修基金和日常開支，寺廟裏通常都會置辦一些田地作為固定資產。其方式有兩個：一種即買入，如《福慶禪院後法堂碑》中就記載了“適有槽口坵田貳畝肆分有零將售，僧即備價壹佰餘金置入法堂，庶供香火”；另一種即來自信衆的捐贈，大多數捐贈是無條件的，完全出自於對宗教的虔誠信仰，也有一些捐贈附帶著要求，如刻立於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邵瑢上元懺田碑》就記載邵裕成兄弟捐田給金銘寺，但要求每年正月十五、十六兩日寺僧要為自己父母做佛事，並置辦素筵一席給自己的人禮佛時享用；還有一些捐贈疑似是假冒捐贈之名的投靠，因為出於對宗教的信仰和利用，歷代王朝統治者都允許寺廟一定數目內的田產少交甚至免交租稅，這就使得一些迫於田租雜稅過重的貧農只好將自己名下的田產“捐贈”給寺廟，再從寺廟裏租來耕種；刻立於道光十二年的《宗茂源助田崇聖院契》和刻立於道光十六年的《薛益元助田大士庵絕單》都疑似這種情況。

寺廟在重建、修造後所刻的記事碑上都會附刻田產數目，並上報縣府備案，以防僧侶的盜賣和周邊豪強的侵奪，《福泉寺田山細目》和《永安寺香火田碑》便是此類碑刻；而《永禁盜賣南岳寺產告示》一碑中記載了南嶽禪寺前任住持聿修因盜賣寺廟田產，被荆溪縣令審訊枷責後驅逐出寺，同時縣令也命令南嶽禪寺“將原存田、山各寺產，逐一查明細號勒碑，永禁後僧盜賣”。

社會上對寺廟住持的臧否也常常取決於他能否更新殿宇、添置田產。《善慶庵續置田碑》就記載了善慶庵住持洪順和尚在數十年中將庵田數目從十八畝擴張到數十畝；而其出家不久的徒孫明秀更有手段，居然幾年內就替庵中弄來了七畝良田，洪順因此對他十分欣賞。距離寺廟近的田產，僧人有時會自己耕種一些，《重建福泉寺大殿山門碑》中就記載了“寺中居僧十數，皆操耜而耕，世其業”；而大部分田產由於距離太遠，都租借給失地的佃農耕種，寺廟坐抽租稅，充當地主。

五、訴訟與調解

宜興現存的古代碑刻中，有一些是訴訟判決結束後，將訴訟原委和官府判決文合在一起刻立的。如《永禁盜賣南岳寺產告示》碑中記述了一起寺廟田產買賣贖回的糾紛，原任住持聿修變賣寺廟田產，現任住持本祈要求贖回，引起了已購者的憤恨。他們以吳春昱為首，將本祈告上荆溪縣衙，誣蔑他“蕩廢寺產”。官司久拖不決，打了五年，直到江蘇巡撫和布政使聞訊出面干涉，荆溪縣令才將原任住持聿修驅逐出寺，但對誣告者竟没有一點懲罰，整個案件的判決十分蹊蹺。

刻立於光緒十一年（1885）的《永禁侵伐盧狄二氏祖塋告示》記載了金壇張某私自佔用盧、狄兩家族的墓地，並將盧象升墓地的樹木砍伐盜賣，引發盧氏和狄氏兩大家族聯名控告，荆溪縣和溧陽縣立即嚴懲了張某，並發告示警告，不允許破壞先賢墓地，盧、狄兩家族將訴訟始末連同判詞內容刻碑立於墓側，以儆效尤。

乾隆五十二年（1787）刻立的《薛家瀆記》碑和民國十四年（1925）刻立的《後疁墅塘水道碑》記載的都是因灌溉引發的大規模民衆械鬥類訴訟，這兩起訴訟雖相隔一百多年，但官方的處理方式、判決結果卻驚人地一致:没有對鬥毆者進行抓捕枷號，而是反復耐心的調解勸和，讓傷人者賠償，讓用水者出錢，結果鬥毆雙方對判決均感滿意；民國五年刻立的《旱圩橋碑》則記了湯盤圩和洪港村兩村村民因修建旱圩橋下的河道，為河道寬窄發生了爭執，隨時能爆發毆鬥，經“在地紳耆舌敝唇焦”的調解下，雙方終於和解，矛盾被化解於未激化之前。

刻立於民國十五年的《和橋敬節堂碑》記載了一起對官方判決失望、轉而依靠宗教勢力的調解，平息了糾紛的案例；敬節堂創始者的後裔與敬節堂現任管理者因爭奪管理權發生訴訟，官方久拖不判，兩造疲於訟爭，在澄光寺方丈恒海等衆多宗教界領袖的調解下，和平解決了糾紛。

通過以上碑刻中的記載，可以清晰看出:凡牽涉到群體與群體之間的矛盾，官方因為擔心引發民變，常常會認真調查，迅速公平地調解處理，不輕易地對某一群體做出處罰，而是以耐心勸和為主；而對於群體與個體之間的矛盾，則毫不猶豫地褊袒群體嚴懲個體；至於個體之間的紛爭，則是推諉拖拉，不能克盡其責。

六、女性與終養

宜興古碑刻中提及女性的為數不少，最早的當數東漢末期刻立的《許戫妻劉氏墓碑》。此碑因時代久遠，原字磨泐不清，民國時期被重新翻刻後也僅存部分文字，據現存的殘字來看，內容關乎頌德。

......

十一、文學與書法

宜興地區現存的古碑刻，都是用古文寫成的，其文章的撰寫者和書法的書丹者，都是一些文人學士，其中不乏名手大家。

三國東吳時刻立的《禪國山碑》記述了天璽元年（276）宜興發生大地震，有石如囤自立，吳主以為祥瑞，命人刻石封禪.此碑是我國最早一塊記載地震的碑，其文字為篆書，是東吳著名書法家蘇建書丹，由工匠殷政、何赦刊刻。其書法風格淳古秀茂，體勢雄健，筆多圓轉，繼承了周秦篆書的遺意，非常珍貴，具有很高的歷史與文化價值。唐代重立的《平西将軍周府君碑》是西晉著名文學家陸機撰文、王羲之所書，可稱雙絕；著名的《史貞義女碑》由唐代大詩人李白撰文、李陽冰書寫；另有明刊刻的《凈雲枝藏帖》、蘇軾《楚頌帖》等等。這些碑刻的藝術價值早就蜚聲海內，在此不多贅言。

宜興地區清代碑刻的文學與書法藝術也很突出。

雍正十年（1732）蔣錫震撰文的《澗橋蔣氏祠堂碑》，書法價值雖然一般，其文章卻非常優美，文中洋溢著一種不平的哀憤之氣，尤其是文末的銘詩：“安山之麓，南澗之濱。天祚蔣氏，九族以因……”鏗鏘上口，雄健優美。乾隆六十年（1795）荆溪縣令唐仲冕撰寫的《大蘆禪寺天王樓碑》把宜興風景描繪得十分優美傳神:“遙望縣南諸山，若屏若幛，若橫琴，若立戟，拔地嵌空，其狀不一，時朝暾初上，晨光宿霧復與東西二氿相溶?，儼然畫圖。”

刻立於嘉慶元年(1796)，由錢伯坰書丹的《重建和橋程氏宗祠》是一幅優秀的行草書法作品，書風受到明末王鐸的影響很深，通篇書法頓挫抑揚，雄健盤鬱。

嘉慶十五年任惇典書寫、吳玉麟鎸刻的《重建法華禪寺大殿碑》是一篇優秀的模仿元代趙孟頫書體的楷書作品，深得趙孟頫書法神韻。同時在結體上又有自己的獨特變化，而其刻工也十分精妙，把筆畫的一些細微之處表達得惟妙惟肖。

宜興古代碑刻是一筆珍貴的文化財富，其中值得研究的課題非常多，此次宜興市文管辦組建編委會投入極大精力釋讀碑刻文字，三歷寒暑，數次校對，但其中肯定仍有不少謬誤。誠望四方諸君子不吝指瑕，對宜興碑刻多加關注，進而深入研究，以發掘其中被掩藏的歷史信息，為繁榮宜興文化、復興金石之學增光益彩。

金陵葉伯瑜（執筆）

2020年3月10日

一宋史研究资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