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等这一收益之所进行的再分配)

2021年，“内卷和躺平”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焦虑，共同富裕也成为了中国新时代发展的新愿景。

随着数字时代加速到来，加上疫情的冲击，人类已然站在一切平衡被不断地打破与重建的历史节点上。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工具来重新思考，并寻找前行方向和最佳实践。

共益经济（利益相关者经济），是相对于所有者经济而言，强调经济体不但要对股东负责，还应该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

围绕“共同富裕——共益经济浪潮下的中国回应”这一话题，11月17日，在2021斯坦福中国创新峰会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实践者以未来的思维思考我们当下习以为常的经济，社会和工作，探讨全球共益经济浪潮的现状，同时聚焦中国在这一浪潮中的回应与表现，并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思考如何实现共同但有差别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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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共益发展的全球浪潮/

Marina Gorbis是硅谷非营利研究和咨询组织未来研究所(IFTF)的执行董事，也是一位未来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以系统的思维去思考未来，是应对未来挑战的最佳之道。” Marina 在峰会中首先介绍其著作《未来的本质》，该书解释了如何通过微观贡献的力量聚合大型网络，即使用社会工具和技术创造价值，实现社会的重组。以维基百科为例，世界各地的人们以会聚方式贡献自己的知识和专长。

Marina着重分析了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的重组，并分享了对共益经济全球浪潮的理解，强调惠及更多利益相关方，让真正为系统做出贡献的人得到公平的分配。

Marina认为，技术的发展令网络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在通信技术发展前，网络大多是中央控制式的，也就是核心内容都朝向一个集中汇聚点，而随着时间发展、技术进步，逐渐形成了分散式网络，即不再过度依赖任何一个节点，而是通过多个节点平摊获取信息的通畅性。

“这是一种高度分布式的基础设施，有助于促进人们通过新的方式与万事万物构建连接。这种连接所传递的不仅仅是社会信息，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形成了变革性的力量。” Marina说，新的信息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将项目的相关方组织起来，进入一个共同的网络并形成新的连接，降低交易成本，让运营和交易变得更加高效，例如滴滴这样的（互联网）平台，可以达到更高的连接性，如果想买一辆车或者寻找某种服务，可以很方便地在技术平台上找到。“之前这些事情是不可想象的，或者需要大型网络共同协作才能做成，但现在通过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就可以完成。”

固然，新技术意味着新机会，但它也不可避免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按Marina的说法，可能会出现数字化时代的封建主义，就像在封建社会，农民没有办法接收到很多的资源，所有的价值都到了地主阶层、贵族阶层；此外，平台也可能会收集用户的数据，可能做好的事情，也可能有不当的用途。不过，如Marina所言，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它的应用方式才是塑造社会的方式。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更是加速了新趋势的发展。疫情就像一扇连接新世界和旧世界的门，促使人们重新去想象、创造一个新世界。

Marina所在的未来研究所也在探索利用新场景去寻找新的可能性。” 她将其中一种“转变”场景称为“社会团结”。 “中国讲到了共同富裕，我们称之为社会团结，是社会福祉的一部分，发生在社会层面，也就是‘共赢主义’原则，‘共赢’是相互依存的一种形式，包括个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和支持”，Marina说：“比如，疫情期间，如果社区内有新冠感染病例，个人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健康也是相互依存的，要想自己健康，就要共同助力整个社区的健康。”

基于以上考量，未来研究所发起“公平企业”项目，从金融、商业、健康、战略等角度思考如何打造更加平衡的生态系统。

“公平企业”倡议，更多考虑不同企业的发展模式，有差别的模式，包括合作社，例如对线上的叫车平台做一些变革，由司机真正享有自己的拥有权，确保真正去做这些活动的所有者能够分享利益；又如社区信托模式，它的所有权归社区所有，由居民共同创造社区的财富池。

Marina强调：“要改变企业的唯一社会责任就是为企业创造价值这种误解，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最大限度的公平分配及活动的经济收益，让那些真正为系统做出贡献的人得到公平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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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共同富裕的中国呼声/

在Marina所提到的追求社会公正和团结的全球性浪潮下，中国的经济社会也正酝酿着一场新的理念性的变化，从改革开放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如今提出“共同富裕”。

为什么选择在当下提出“共同富裕”？国务院参事、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汤敏认为，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经相当大。数据显示，中国基尼系数为0.38，与发达国家相比较高，仅比美国低一点；且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有了很强的经济基础，在这时候推动共同富裕显得更为必要。

如何着手推动共同富裕？需要用三次分配的方式。汤敏解释，第一次分配是按照市场效率进行分配，如工资、土地租金等；第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调节手段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指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进行的分配，这三种分配方式是目前中国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最重要抓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次分配并不是均等的，汤敏认为，第一次分配占整个分配的80%以上，第二次分配的政府税收部分占比为20%左右，第三次分配在中国只占0.16%。“也就是说，这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里起到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第一次分配上。”

那么，怎样才能在第一次分配中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并通过市场效率的方式让分配更均等？

汤敏介绍了企业社会价值投资这种新方式。“投资有多种方式，一种是传统的投资方式，通过投资得到经济回报；一种是公益捐赠的方式，追求社会价值，不追求经济价值；而社会价值投资介于这两种传统方式之间，企业的投资既追求社会价值，也要有商业价值。这部分由社会创新型企业进行，这样的企业关注社会价值，就能使分配更公平。”汤敏说。

乐平基金会正在推动B Corp在国内的发展。B Corp（B Corporation的简称，中文译名：共益企业）是由名为”共益实验室”(B Lab)的非营利组织提出，通过共益影响力评估工具（BIA, B Impact Assessment）筛选出一批在社会与环境绩效、透明度，以及责任感方面达到高标准的营利性企业。作为利益相关方驱动的新型经济的一股领导力量，共益企业追求不作恶，主张不但要对股东负责，还要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员工、社区居民、合作伙伴，自然环境以及整个社会负责。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77个国家的150多个行业的4276家公司获得共益企业认证，截止2021年10月，中国大陆地区有32家企业获得该认证。

事实上，不同的公司推动商业向善、社会向好的做法大相径庭。对于好公司、好产品，其实并不需要一个完全统一的社会标准，但需要有一些共同的底线。

除了共益企业，汤敏还介绍了另一种方式——义利99指数，指从沪深300指数样本中评选社会价值最高的99家公司作为样本股，以反映上市公司社会价值创造能力与股价走势的变动关系。

数据归因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价值评分每上涨1分，股价提升0.83（2016年）和1.38（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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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共益经济的实践和挑战/

康奈尔大学可持续全球企业讲席教授、哈佛大学社会创新与变革计划委任教授Chris Marquis目前的教学和研究涉及社会创新和变革领域，对于全球共益经济的发展非常熟悉。他认为追求共同富裕，应该要思考如何让投资进入一些有用的领域，创造真实性的连接。“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过去的一些投资方法已经不适用于新世界，应该由风投基金支持的公司支持我们的社会创新，支持共同价值。”

中国有众多大平台，如拼多多、阿里巴巴、腾讯、滴滴等，从电商、金融技术等领域来看，这些平台成为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创新领导者，但同时它们也创造了不平等，如财富的不平等。Chris认为，关键在于如何创造更加公平、平等的共同富裕，同时又不会破坏创新。“我们需要创造一些具有共益价值的企业，这样才能在全球范围内尽量靠近共同富裕。”

目前，共益经济风潮不仅在美国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也同样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兴起，如巴西、印度，当然还有中国。

新事物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新挑战。据Marina观察，在推动共益经济的发展和实践中，最大的挑战是文化、信仰体系、价值观等思维方式的不同。比如，有些风投只对某一领域感兴趣，股市或者公共市场上对类似共益经济的倡议非常少，基础设施欠缺。

“企业不仅要做自己的事情，更要考虑监管、技术设施等是否允许他们做出尝试，这就是信仰体系的根深蒂固性。”Marina举例称，硅谷并没有做很多革命性或创造性的事情，很多新企业模板化的发展非常明显。“从倡导的角度来说，应该让企业参与者获得拥有权，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在资助过程中，到底谁应该得到扶持，不同思维体系的人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解读。”

汤敏非常赞同Marina的分析，在他看来，新技术的发明实际上也进一步扩大了收入的不公平。汤敏认为，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应思考如何通过市场的方式，让企业、企业家自觉通过一种体系化的方式进行分享，让利益相关者能够共享成果。例如，通过在股市上加些机制，让这种分享得到社会和企业的承认；又如，通过共益经济真正地从制度上实现共益，而不是以“劫富济贫的方式进行分配。

Chris也有相似看法，他强调，打破不公平的分配制度需要进行系统化的变革，而共益经济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如果通过中国自上而下的体系运作，有望推动这一进程的快速发展。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共益企业带来的可能性和机遇，创造的新连接也让人感到振奋。

以Allbirds为例，这是一个来自美国旧金山的可持续创新时尚品牌，主打环保自然的概念，主要销售鞋子等产品，2019年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中国门店。

据Chris介绍，Allbirds不断朝着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前进，如果它的实践为更多人所知，包括如何实现零排放，有哪些最佳实践，如何减少木材、塑料的使用等等，将激励更多公司，共同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企业作为市场中重要的参与者，能够制定他们的自律约束，Allbirds做出了承诺，其他公司也会做出有希望的承诺，一同朝着碳中和的方向去行动。”

某种意义上，在中国语境下，追求共同富裕意味着追求共同但有差别的幸福，承担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作出共同但有差别的贡献。

这与如今备受热议的“躺平”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处，躺平彰显的，也正是一种对不一样的生活意义的找寻，和对差异化幸福的追求。如Marina所言，“躺平”意味着给大家时间慢下来，或者说寻找新的方向和机会，而时间往往是生活中最稀缺的个人资源。“与其说不停地追逐个人财富的积累，不如花时间去思考什么样的工作最适合自己，或者努力去获得新的学位，不失为一种非常积极的努力。”

此外，一些跨国公司也正在积极地实践，希望在海外经营的过程中实现共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