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中“严控省会城市规模扩张”还有一个点可以解读，那就是在严控省会规模扩张的同时，省域副中心迎来了大机遇。

严控省会扩张和设立省域副中心，其实是同一个目的，就是不希望一个省和自治区的人口、经济、资源过度集中在一座城市，同时也希望效仿头部强省，利用双核或者三核模式，更好带动全省发展。

这前一战略，并不是管理层一时兴趣，而是酝酿已久。早在20中国20城市年，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排名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定调了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文章明确提出：

1、长期来看，全国城市都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要有控制标准。

2省份、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目“省份摊大饼”。要推动城市组团式发展，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大的、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城市之间既要加强互联互通，也要有必要的生态和安全屏障。中西部有条件的省区，要有意识所有地培育多个中心城市，避免“一市独大”的弊端。

之后，各省市的规划文件以及发改委的重要文件中，先后出现了各省与自治区定调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02

​本城市号梳理数据发现，截止到目前，有二11个省官宣了自己的省域副中心城市。

其中部分省自治区在省文件中公布，有些省市则是透过发改委的文件官宣。

比如，去年年末发改委接连发布多份文件中，就陆续披露前了7个省与自治区的省域副中心城市。具体为：

河南省域副中心洛阳；江西省域副中心赣州；贵州省域副中大的心遵义；陕西省域副中心延安；江苏省域副中心徐州；山西省域副中心长治；湖北省域副中心襄阳。

此外，在各省的文件中，广东早就列定了湛江、汕头为省域副中心。

湖南“十四五”规划中，将岳阳和衡阳列为省域副中心。

广西在去年年末发布的《广西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的—2035年）》中，直接圈定柳州和桂林为省域副中心。

安徽在《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公开征求意见版）》里提出，芜湖为省域副中心。

此外，湖北省发布的《湖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公众版）》规划了“一核两极五廊多组团”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一核便是武汉，两核则是襄阳与最大宜昌。显然，湖北自己圈定的省域副中心不仅包含发改委指定的襄阳，还有宜昌。

各省选定省域副中心，主要有三所有个考量：区域位置角度、政策扶持和经济实力。选定省域副中心，或因为其中一个原因，或是综合考虑。

比如，陕西省域副中心选定延安而不是实力第二的榆林，主要是为了扶排名持延安这个老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贵州选定遵义，湖北二选定襄阳与宜昌，江西选定赣州，安徽选择芜湖，广西选定桂林与柳州，是综合经济与区域位置考虑之下的结果。

河南选定洛阳，湖南选定岳阳与衡阳，则主要是从经济实力角度考虑。

至于广东选定湛江、汕头，江苏选定徐州，则主要是从区域位置角度考虑，以便省域副中心能够更好地协助省会带动全省发展。

广东的经济、人口、生产要素主要集中在珠三角，若论经济实力，佛山、东莞都是实力派高手，但广东苦于粤东粤西落后，所以需要在粤东粤西选定一个城市，带动两个落后片区的发展，粤东的汕头，粤西的湛江，当仁不让。

江苏与此同理，论综合实力，省会以外的苏州、无锡、南通、常州都是高手，都比徐州要强。但江苏的人口、经济和生产要素集中在苏南和苏中的，苏北地区需要一个城市担当带动区域发展的大任，这个重任，除了徐州，还是徐州。

无论如何，在当下这个时代，省会自然还是各省发展的重点，但同时属于省域副中心的大机遇，也来临了。

03

关键问题来了，管理层过去不是一直都在走强化省会的路线吗？为何现在要限制省会规模，而开始扶持省域副中心发展？

主要有两个：

第一，战略需要与时俱进。

诚然，在过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对于经济欠发达的省与自治区来说，不断提升省会城市的首位度，让经济、人口、交通、教育以及各种生产要素集中在省会城市，有利于做强省会城市的能量，有利于带动全省发展。

成都、武汉、合肥，就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但随着各省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需要转换战略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毕竟一个城市的辐射半径有限，即便强如深圳、广州，也只能辐射珠三角，对于粤东粤西也是鞭长莫及。

毕竟，头部强省均是双核或者多核模式。比如经济第一强省广东，有深圳、广州两个超核，还有佛山、东莞两个大辅助。经济第二强省江苏，有苏州、南京两个核心，还有无锡、南通、常州等高手相助。经济第三强省山东，有青岛、济南组成的双核。经济第四强省浙中国江，有杭州、宁波双核。

此外，富裕的福建，更是有福州、泉州、厦门组成的三核模式。

所以，中等省份要想更进一步，需要优化战略，才能取得突破。

第二，疫情改变了一切。

战略的改变，和疫情有直接关系。

疫情之前，人口、经济、交通、教育与各种生产要素高度集中在省会城市，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重大的负面影响最大，至多是带来交通堵塞，或者房价与租金高企，但都不是致命的。

疫情到来，改变了此前的惯性思维。

人口规模与密度过大，一旦爆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损失非常大，资源紧张，会出现难以控制的情形发生。

比如2020年的武汉，2021年的西安，2022年的长春、上海，都是人口规模大的城市，控制起来，难度非常大。

与之相反的是，很多小城市反倒安全，即便出现一些确诊者，也能快速控制住。

更为关键的是，在全球秩序正遭遇重塑的当下，若爆发战争，那别人只要专攻击省会或首府，就能把整个省打趴下。

从省会占全省比重的首位度来看，经济方面，长春首位度高到53.67%，也即整个吉林省超过一半的经济集中在省会长春。银川首位度也超过40%。

四川、黑龙江、陕西、西藏、湖北的经济，超过三成集中在各自的省会与首府城市。合肥、长沙、昆明、沈阳、杭州、贵阳占各自省份经济比重，几乎都在四分之一以上。

人口首位度方面，基本也是如此。在全球各种不确定性增加的当下，城市发展战略调整，已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

换句话说，疫情和防范战争，是城市发展战略发生调整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