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教中介(邦德教育深圳价格表)

北京市朝阳区检方指控，2016年8月至2017年9月间，三被告伙同外籍人员ALEX（另案处理），组织有意来我国从事外教工作的塞尔维亚籍人员博格丹、

乌克兰籍人员安德鲁和亚娜等人，以虚构的入境事由骗取短期学习签证或商贸签证的方式进入中国大陆境内，并将上述外教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派往北京市多家幼儿园非法务工。2017年10～11月，刘某娟等三人被刑拘、逮捕。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三被告人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外教没有合法入境务工手续，仍非法邦德组织多名外教以短期学习签证或商务签证入境，并介绍外教非法从事劳深圳务，其行为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2019年3月27日，法院一审判处刘某娟有期徒刑2年，罚金1万元；判处刘某霞有期徒刑1年9个月，罚金5000元；判处赵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5000元。

刘某娟、刘某霞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7月16日，北京市三中院对本案作出了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被告非法组教育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严重扰乱了我国边境的管理秩序，使得边境管理机构无法监控这些来华人员在中国境内的真实情况。”于靖民向《等深线》记者表示。

国家对国（边）境管理的正常秩序，维系着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边）境的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属于自然人犯罪，且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只能由个人实施，因此，刑责最终落脚点也是三被告，而不是他们所在的公司。

“一些单位为了牟取非法利益，采取各种方式，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进行有组织的犯罪，在形式上、名义上是以单位的面貌出现，但实质上是个人直接进行策划、指挥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有组织犯罪的个人。”于靖民告诉记者，全国人大在立法的时候就规定本罪为自然人犯罪，因此，从组织性上讲，追究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根据我国《刑法》第318条规定，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存在7种情形之一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针对本案三被告所获刑期，于靖民向《等深线》记者解释说，刘某娟等人非法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多年下来已经不止10个人，按照《刑法》规定，刑期应在7年以上。但法院对3名被告判处的最高刑期为2年，是因为目前公安机关已查证的偷越国（边）境外国人数量不足10人。

“本着实事求是、证据审慎和人权保护的原则，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加剧被告人的法律责任是不公正的。所以，法院对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了认定。”于靖民说。

但他也表示，如果今后另有外国人被查证属偷越国（边）境的，相关责任人将再被起诉。

记者注意到，在上诉中，被告以“涉案外教的护照和签证是真实的”为由，辩称其不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价格表边）境罪。

“我之前觉得只要有签证，且签证是合法的，我们就可以给他们安排工作。”刘某霞供述。

但法院认为，入境事由是我国政府是否批准其入境的重要依据，3名被告人的行为方式和所造成的后果严重扰乱了国家对国（边）境的管理秩序，应当认定其构成犯罪。

“因价格表为外国人的入境证件是真实的，尚未发现造假情况，所以法院对外国人并未追究法律责任，而是作出了行政处罚。”于靖民说，按照我国的规定，已对涉案外国人员驱逐出境。

据了解，涉案中介公司、北京蓝海云端背后还另有其人，外教实际的大老板是一名余姓台湾人，目前在逃，公安机关仍在侦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本案与传统的偷越国（边）境罪案例相比，呈现了新的犯罪特点。以往偷越国（边）境，常规的犯罪行为是偷渡，往往发生在中缅边境、中越边境等。

“这个案子，三被告并没有提供给外国人偷渡的交通工具，教育而是通过网络、即时通讯工具以及外国人介绍，通过看照片、看视频、网上审核资料等网络和法律手续途径，以合法的方式实现了偷越国（边）境，和传统意义上坐着船、集装箱这种物理违法不一样。”于靖民说。

虽然此案发生在北京，但他也表示，在北京，这样的犯罪案例并不多见，大多数中介机构、幼儿园和外国人是愿意遵守中国法律的。

不可控的风险

但这个非典型个案，却给很多方面带来了潜在风险，给政府部门的监管发出警报。

首当其冲就是边境安邦德全。记者采访中了解到，通过涉案中介进入中国的外国人，还有不少处于失控状态。

被告人赵某供述的一个细节，令人细思恐极。赵某曾给外国人发过很多邀请函，但是外国人来到中国后，并没有来中介公司接洽。

“具体来中国干什么了，我就不知道了。”赵某供述，公司对发邀请函没有数量的限制。

“这样大量的外籍人员随意地进出中国边境，那么边境管理这个栅栏就拦不住了。这中介些人在华的行为也将变得不可控。”于靖民说，这种行为给教育系统带来的影响只是一个方面，如果在国家安全、交通等其他方面造成影响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于靖民看来，这种风险一定要从入境的源头就掐住，而源头就是出入境管理。“外教对儿童语言的学习和成长是有好处的，但手续要合法。”

但记者发现，案件侦查和审理中，被告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

“被告上诉时辩护认为应该追究其行政处罚责任，而非刑事责任，说明三被告中介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有基本的认识，但被告对刑事违法性质认识得是否足够充分，并不妨碍法律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这是我们在认定案子时一个基本的认识。”于靖民说。

相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规避法律。

于靖民在审理中发现，三被告会通过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提示外国人，平时要小心，风声比较紧的时候，如何应对公安部门和教育部门的检查等。

刘某霞就供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显示其知法犯法：安德鲁被警方抓获前曾找过她，她也知道幼儿园被公安机关检查发现了违法情况。于是她给了安德鲁一份缩短了合同时间的新合同，目的是“减轻处罚”。

此外，刘某霞在和幼儿园负责外教招聘的老师联系后，会叮嘱对方删掉微信记录和通话记录，因为“害怕警察查到公司给幼儿园介绍派遣过外教”。

采访中，《等深线》记者发现，除刑责外，涉案中介的行为还涉及其他违法违规事项。

按照我国相关规定，聘用外籍人员，用人单位不能接受中介机构的派遣，并与中介签订劳务合同。

“只允许用人单位与外籍工作者直接建立劳动关系，不能派遣，派遣是违法的。”北京市外专局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咨询时表示，至于用人单位去哪里招聘，是用人单位的事，但招聘完之后需要在国家指定系统中提交外籍人员在华外教工作申请。

此案中，幼儿园方面并未被追究法律责任。不过记者从北京市教育部门了解到，如果幼儿园非法聘用外教，教育部门可以要求其整改。

于靖民认为，幼儿园对外教是否存在监管缺失，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等予以认定。

实际上，我国对外籍人员从事教育行业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2017年4月1日深圳开始，我国收紧外国人来华工作政策，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

其中，针对从事语言教学的门槛有所提高，根据规定，外国语言教学人员需同时满足3个条件：原则上应从事其母语国母语教学；取得大学学士及以上学位；具2年以上语言教育工作经历。而此前，母语为非英语国家的人员也是可以教授英语的。

但通观本案，上述要求，在三被告所派遣的外教中，基本都不符合。这似乎是北京众多幼儿园面对的“困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