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税务局张凡(马鞍山市税务局局长及副局长)

哀牢山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之间，西北东南绵延数百公里。在这莽莽苍苍、气势雄浑的崇山峻岭之中，流淌着一条小河。这条小河小得在市级行政区图上，都很难被发现。

这条小河就是前河，现称三街河。三街河右岸，从倪家梁子延伸下来的缓冲地带，密密麻麻、高低错落的坐落着许多房舍，这些大多还保留着明清时期建筑风格的房舍，顺着河流的方向布局发展，呈现出一个硕大的“一”字。这就是三街镇。笔者作为土生土长的三街人，对于三街发生在1950年前后的那段硝烟弥漫、充满腥风血雨和英雄人物可歌可泣的故事自然不会陌生。

一 “楚雄八哨”地区，地处哀牢山以北，主要包括前安、后义、碧鸡、自雄、礼舍、罗摩、六合（又称达摩）7个乡。在这里“抗铲队”兴起较早。1947年，地霸王家与国民党楚雄县长黄愚生勾结，在哨地种植鸦片。他们贩来烟种、土布、红糖、腊肉等物，借贷给农民，待收获后用鸦片抵偿，以此诱惑农民多种鸦片。饥寒交迫的农民，为觅一线生机，遂犁掉豆麦，种上鸦片。正当鸦片秧苗出土三四寸时，黄愚生奉调离任，周坤继任为县长，官绅狼狈为奸，指令王家强令农民铲烟，趁机搜刮民财，兼并土地。农民愤怒地说：“种烟是你王家叫种，铲烟又是你王家叫铲，铲了烟，麦子种不成了，叫我们怎么活？”在这民怨沸腾之际，楚雄西舍路炒豆人李文仕受全国解放形式的感召揭竿而起，于11月在朵苴依沙大地山成立了由20余人组成的“抗铲队”，李文仕任大队长，带领农民武装反抗以铲烟为名进行的敲诈勒索。

“抗铲队”成立后，数次打败了王氏地霸武装和县长周坤带领的常备队的轮番进攻，给反动派以重大打击。抗铲胜利的消息传遍七乡八哨，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反抗斗志，各地纷纷成立抗铲武装。同时李文仕的抗铲武装已经发展到100余人，100多条枪。根据这一情况，中共滇西工委决定，由工委负责人李鉴洲到哨区三街秘密进行串联活动。1948年9月23日，各“抗铲队”负责人在三尖山集会，会上通过了“不向国民党出壮丁、纳粮、上税，不叛变投敌，不向敌人告密”等条款的《信义合同》，决定扩大“抗铲”武装，各乡成立“抗铲”大队，各保成立“抗铲”中队，全哨区成立“抗铲”总队，推选丁锡功为楚雄哨区“抗铲总队”的总负责人，李文仕派人参加了集会，并被推选为副总队长。11月，李鉴洲在礼舍江边的蚂蚁堆召开“八哨联防会议”把“抗铲”引向“三抗”（抗征兵、征粮、征税）并成立了“八哨三抗联防总队”，统一指挥哨区反蒋武装力量，提出要“利用上层，发展下层，争取改造上层”的指导方针，党组织派陈海任联防总队政治代表（指导员）。

自此，人民群众自发反蒋武装“抗铲队”发展成为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哨区三抗联防总队的成立，标志着哨区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自发斗争，从分散进入联合的阶段。1948年冬至节的第二天，陈海受中共滇西工委委派来到三街“抗铲队”工作，他发现“抗铲队”的工作条件极为简陋，不仅没有床位，甚至连被褥都没有一床，仅有一条薄薄的陈旧线毯，陈海租住在三街杨家村一户人家的草楼上。过了几天，房东给他弄了个床，铺上草席，加上一条麻袋，算是有了安身之所。由于陈海患有严重的哮喘病，经常咳嗽不止，加上他发现大队长宋国兴心怀不轨，就很少与他说话，宋国兴看他整天咳嗽不止，嫌他脏，更加对他爱理不睬，还在背地里骂他“陈哑巴”。

对于这些，陈海从来不去计较，一头扎进彝家山寨，深入土掌茅屋，访贫问苦，做社会调查，研究阶级状况，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用翻身解放的前景，号召大家起来斗争。花西郎村民小组，隶属于楚雄市三街镇三街村委会，旧时因此地“化锡”而得名。陈海来到三街后多次到花西郎村开展工作，组织农抗会，组建儿童团，由当地村民罗常兴任团长，发动并组织邻近四、五个村的儿童参加专门反对吸食鸦片（大烟）的“赶懒队”，不让这些人睡懒觉，让其振作精神。他还给花西郎村的儿童团教唱革命歌曲：“金凤子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穷人要翻身，世道才像话，今天望，明天望，望着老天出太阳，太阳一出照四方，大家喜洋洋。

”多少个黑夜，他迎着寒风，踏着霜露，翻山越岭，涉水绕箐，以北斗星分辨方向，往往到深夜或拂晓才拖着疲倦多病的身子回到抗铲队来，在不间断的咳嗽声中艰难入睡。当他醒来时队员已经吃过早饭，却没有人给他留饭，有时吃到点残汤剩饭，有时什么也吃不到，他只能默默地强忍住饥饿投入到新的工作地点继续开展工作。抗铲队里，从大队长到队员都不识字，只有管伙食的是一个初识文字、患有麻疯病的人，陈海经常教队员识字，帮他们写文书、写契约。哨区人爱唱山歌，他就和队员们一起唱，教他们扭秧歌，教他们唱革命歌曲，他的嗓音特别好，用哀怨缠绵的“仁意调”，倾诉哨区人民的苦难。他的舞姿很优美，十分吸引人，年轻的队员们都围着看，跟着跳，就这样渐渐的，他与队员们打成一片，亲如兄弟，谈心摆家常，了解每名队员的心思，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不久之后，人们发现陈海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看人一眼就能把图像画下来，渐渐地人们才知道他有满肚子的文章，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由于他对人热情忠厚，从不摆架子，人们都尊敬地称呼他为“陈先生”。1949年1月，组织又派严实去协助陈海工作。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反“三征”，在农村组织农抗会，在学校组织读书会，发展和培养骨干，哨区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抗铲队”先后改建为“三抗”武装。陈海在以三街小学为中心的读书会成员中挑选40多名积极分子，组成“八哨政治工作队”，由队长李在民带领到滇西革命根据地祥云县下庄街接受培训后，派到哨区各地开展群众工作。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工作，哨区各地的“三抗队”和农抗会普遍建立，群众反“三征”的热情空前高涨，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

2月，八哨联防总队处决了经常抢劫杀人的惯匪头子刘伯英等三人，稳定了社会秩序，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3月下旬，陈海在三街主持召开了“三街会议”，进一步贯彻蚂蚁堆会议精神，会议重申了“利用上层，发展下层；以发展下层，争取改造上层”的工作方针。1949年4月19日，楚雄哨区“三抗联防总队”各大队、各中队，全部集中到三尖山举行对佛祖做斋还愿的“三尖山会议”，庆祝抗铲以来取得的胜利，到会二百余人，当天到三尖山赶会的群众达二千多人。“三抗联防总队”指导员陈海把做斋还愿会开成了革命的动员大会，他号召群众组织起来，继续反对“三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在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的形势下，1949年4月16日经中共滇西工委祥云分委批准，“滇西人民自卫团”宣告成立，并公开这一番号。李鉴洲任军政委员会主任，陈家震任副主任。

二 早在1949年2月，丁锡功就已经发生了动摇，他背着组织，秘密会见由国民党楚雄县县长杜震东按照专员杨炳麟的指示派到哨区活动的代表杞国成，表示同意杜震东亲笔信中提出的招抚条件，并于3月5日派哨区前安镇镇长者宗尧等作为他的代表参加由县政府代表丁伯芃主持召开的“楚雄县哨区七乡镇公务会议”。

会议在镇南县镇么河团山村秘密举行，与会者表示全面接受县政府提出的：“服从政令，恢复乡镇组织，八哨武装改编为地方自卫队，拒绝异党分子再入哨区滋事”等条件。会后，杜震东向杨炳麟报告：“丁锡功已经归顺政府。”1949年3月下旬，丁锡功为剪除异己，扩大实力，独霸哨区，先是受三街大地主唐立功唆使，后又背着组织与镇南县恶霸刘尧泽、王哲义相勾结，攻打联防总队副总队长李文仕的部队。4月，李文仕在杨梅树战斗中失利，向鄂嘉撤退，至纳广河与礼社江汇合处，被王家伏兵杀害。陈海知晓此事后立即向滇西人民自卫团总部报告。当李鉴洲赶到楚雄县三街查处此事时，李文仕已被打死。当时李鉴洲还没有察觉丁锡功已与反动当局勾结，以为是误伤，对此只作了严肃的批评和警告，命其严格遵守纪律，服从陈海的领导，并命令丁部立即返回三街待命。李鉴洲回到总部后与陈家震商量决定：增派李扬等一批干部到哨区，加强哨区党组织的力量；将哨区联防总队调到祥云县下庄街进行整训。根据这次决定，1949年5月12日，陈海指导员率“三抗队”到祥云接受自卫团整编。滇西自卫团总部派政工队（金江二队）参加帮助整训。整训后改编为自卫团二支队，连同政工队，共计有280多人，丁锡功任支队长，下辖2个大队，1个直属中队。

1949年5月，经中共滇西工委祥云分委批准，成立了哨区人民政府。哨区人民政府驻三街，下辖前安、后义、罗摩、自雄、永胜、永和、碧鸡等7个分区人民政府，全区人口约8万人。陈海任人民政府主席。同时，组织了50多人的政工队，深入务阻、黑泥等村寨，发动群众清算少数抗铲队头目贪污烟捐的罪行。清理整顿抗铲队，得到群众的积极支持和衷心拥护。

1949年6月19日，滇西人民自卫团地方行政委员会，在祥云县大波那宣告成立，李鉴洲为主任委员，陈家震为副主任委员。7月，中共楚雄哨区委员会成立，陈海任书记。8月，陈海因病调离，改任滇西人民自卫团总部机关总支书记。10月上旬，为了巩固根据地，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哨区区委根据需要又作了人事调整，区委由严实、王金英、张凡、李在民4人组成，严实负责全面工作，王金英负责组织工作，张凡负责宣传工作，区人民政府主席改由李在民担任。为了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区委将金江一、二、三队（武工队）的一部分，分配到哨区各分区，加强基层的群众工作。整个哨区共成立了七个分区政府，分区人民政府除正、副主席外，均设指导员。哨区成为开辟较早、基础较好的根据地之一。由于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也由于总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制约了丁锡功的叛变行动，束缚着丁锡功在一段时间内未敢轻举妄动公开叛变。

10月，陈海任滇西地委候补委员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暂编总队政治委员。楚雄哨区委员会书记和主席由严实继任。12月中旬由王金英继任，王金英于1943年3月参加了游击队。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转移到楚雄哨区工作。12月24日，二支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八支队三十八团，丁锡功任团长。1950年1月25日，陈海任中共楚雄县委委员兼楚雄县长，王金英任中共楚雄县委委员、宣传部长，兼任哨区区委书记及区人民政府主席。王金英非常注意培养本地民族干部，一有机会就安排他们参观学习，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她十分重视教育，亲自领导组织编写小学语文和历史教材，用革命思想教育山区学生。当时，哨区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地主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疯狂地进行破坏和捣乱，采用造谣诽谤、诬陷栽赃、“改选”夺权等等卑劣手法，妄图夺回自己失去的政权。王金英依靠“农抗会”骨干和基层干部，团结广大群众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2月，边纵八支队三十八团团长丁锡功向八支队政治部写报告，诬陷前安镇里长兼民兵中队长李维俊勒索吊打李中秀、李培林（原国民党保长），并要求政治部将报告转县人民政府，查处李维俊。当人民政府转来丁锡功的报告，并训令查处李维俊时，王金英经过深入调查，弄清事实真相后，在给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依据各方面所得情况，丁团长所报完全虚伪，李维俊所称全属实情”，澄清了事实真相，保护了干部。

3月，八支队整编，丁锡功调任牟定县副县长。4月，楚雄军分区成立。“边纵第八支队”及其策动起义而改编的暂编总队，改编了军分区辖属的主力团，以及充实专区公安大队和各县公安队。

三 建国初期，解放军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和武装土匪，除台湾等少数岛屿外，中国领土全部获得解放。然而国民党溃败时留下的一百余万军队、二百余万土匪以及60多万特务分子，时时刻刻威胁着新的政权，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中共滇西地委和边纵八支队奉命接收近30个县的敌伪政权，作为滇西根据地之一的楚雄哨区的武装和干部，也往外调，哨区就显得特别空虚，只有年仅21岁的区工委书记兼区政府主席王金英同志带着李玉、宋光、刘恒秋3个外来干部和者思旺等一些本地干部在这里坚持工作，他们为完成迎军筹粮的紧急任务在哨区紧张奔忙着，当时党和人民政府正在大力贯彻合理负担的征粮政策，由于征粮工作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哨区顿时谣言四起，阶级敌人恶毒攻击党的征粮政策，煽动抗粮。当时刚解放，阶级阵线不清，情况异常复杂，群众容易受骗上当。

1950年春节前，三街镇的居民们即将迎来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个春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笑逐颜开。自由、欢乐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街道上也一改往日的萧条，变得热闹忙碌起来，在这欢乐祥和的气氛背后，一场腥风血雨即将到来。务租的恶霸李文章组织假农会，妄图夺取前安分区第六里里长和农会的政权，掌握了原农会在游击时期收缴的342支破旧枪支，王金英知道后，赶了80多里山路来到务租，连夜召集8个农会骨干商讨对策，会后，依靠他们分头发动群众举行选举，又把政权夺了回来，农会会长兼里长李维俊和彝族民兵干部普朝山、周福生等同志坚持和李文章进行斗争。但是地主恶霸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杀害党的基层干部，党的组织在群众中暂时显得非常孤立。在此前后，深受全国解放鼓舞的积极分子杞德良、李正学等在各里、各行政村自动起来清算伪乡保长和豪绅恶霸，要求批斗唐立功、唐文泰等，毕达的周兆瑞、普嘎的袁发俊等已被农民扣了起来，将他们解送到区政府要求处置，根据上级布置，王金英同志说服这些积极分子，应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斗争，随后就逐一地将解送来的人释放了，其中一些死硬分子，趁机进行阴谋活动。各地豪绅恶霸纷纷反攻倒算，抢夺基层政权的事连续发生，王金英同志与各地农会干部密商，准备在土墙的马鞍山召开群众大会，逮捕李文章等7个恶霸，但由于工作人员太少，贻误了打击敌人的时机。

四 丁锡功本是哨区八角大麦地人，幼年读过国民小学，青年时期曾两度担任保长，兼赶马做生意。李文仕成立“抗铲队”时，丁锡功也借“抗铲队”之名，在三街一带拉起了武装，任抗铲队总队长，总部设在三街。中共滇西工委分析了抗铲队情况，决定争取丁锡功。丁锡功调任牟定县副县长后，大为不满，报到后即请假回哨区老家。关于丁锡功回到老家后与三街地主勾结，彻底叛变革命，阴谋残忍杀害共产党干部的转变过程，笔者曾在“唐家大院”旁听过苏忠诚和孙庆明2位作家，对三街镇原文化站站长齐国然老人的采访。笔者对于齐国然老人及这所房子亦不陌生。

上小学时，人们都叫他齐老师，但是他并没有教过书。放学回家时，经常看见他在唐家大院墙壁外开辟的宣传栏上出黑板报（当时的唐家大院是三街镇党委政府的办公地点），他的那手俊逸清秀的粉笔字给笔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眼前的齐国然依旧是慈眉善目，说话的语气和腔调具有三街人平和、温柔的特质。据齐国然讲述：当年他大概只有10多岁，曾亲眼目睹唐家地主当年的盛况和气派，每次唐家的骡马队走夷方回来时，数十匹骡马排成的长队和数里之外都能听见的骡马脖铃发出的叮当声，像具有某种魔力一样，吸引着街上的娃娃们。当然这热闹也不是白看的，唐家地主的骡马队每次回来，都会从尚未停稳的马垛子中取出各色糖果糕点分发给前来看热闹的娃娃们。唐家大院在笔者上初中时划归三街中学，被用作教师宿舍。那时师生们都以它的原本属性叫它四合院，那时笔者对于这所房子的故事还一无所知。这是一所建于民国年间，坐西向东，一进两院，格局为“四合五天井”外套“三房一照壁”的豪宅，具有明显的白族建筑特色，体制完善，造型古朴，气势恢宏。后院由正房三间，左右厢房各四间，过厅楼四间和四角耳房组成，均为上下两层，形成印章型四合院；前院由左右厢房四间与照壁和大门组成。院内门窗全部为实木制作，做工精细，雕龙画凤，花草树木，虫鱼鸟兽，栩栩如生。那天当笔者重新走进这所房子的时候，在老房子里，听老人讲老房子里发生的故事，恍惚间笔者好像穿越了历史，成为事件的亲历者，眼前似乎看到了当年发生的一幕。丁锡功回到老家后，虽有当时号称哨地第一美女的二姨太“小花红”日夜安抚陪伴，心中的失落与惆怅终究无法排解。一日，丁家下人来报，说有三街来的客人在门外求见。

来人送来了一封信，丁锡功接过信封一看，信封上面用麻线拴着一个火炭，旁边还沾着几根鸡毛！丁锡功拆开看时，信的内容只有10个字：“请公速来三街商议大事。”落款：唐立功。第二天下午，丁锡功带领随从10余人，全副武装，骑着高头大马从大麦地来到了三街，走进了唐家大院。唐家地主在筵席上使出浑身解数，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企图拉拢丁锡功意图谋反。深谙时事的丁锡功知道，天下大势已定，逆势而为，只是自寻死路，遂劝唐立功放弃幻想，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政策。但是，唐家地主认为，丁锡功调任牟定县副县长，实在是不值当。他们口口声声骂着的陈海，却当了楚雄县的县长。陈海，生于1923年，汉族，广西苍梧人，生于越南海防，十岁归国。1943年，陈海于云大附中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他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1945年初，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同年暑假，化名陈海，到昭通中学任教，开展党的地下活动。1946年夏，西南联大分校北迁，他留在昭通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任教于南菁中学，参加“反美扶日”爱国学生运动。“七一五”被国民党军警打伤后囚禁。营救出狱后，省工委派陈海到滇西开辟游击根据地。陈海父亲早亡，家境贫寒。他生活俭朴，学习勤奋，从小受爱国主义思想熏陶。1935年读小学时，就参加捣毁金碧路日本“保烟洋行”的爱国行动。进云大附中以后，他成绩优秀，爱好广泛，课余喜好体育运动，是篮球场上有名的球将，游泳、跳水名列前茅，有“巴江健将”之称。他尤其喜爱绘画，无钱买画笔，就利用假日到湖边采来柳枝烧制炭条画画。其画粗犷、明快、有力，有《坟场》《送葬图》等木刻艺术作品，表现了劳动人民深重的苦难和如火的愤怒。曾与赵宝熙、李凌等同学组织“阳光美术社”“现实壁报社”，用画刊和壁报宣传抗日民主思想，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陈海还是有名的业余歌手，是西南联大“高声唱”歌咏队的男高音领唱。4月下旬，陈海、王金英来哨区征粮，时任中共楚雄县委委员和县人民政府县长的陈海哮喘病缠身，夜不能眠，但他主动承担重担，要求到自己曾参与开辟工作的哨区进行征粮，当时盐永井、广通、双柏等地匪患已经发生，他建议县委让当时已外调的倪茂等本地干部回哨区，自己带着警卫于27日往三街进发。哨区的阶级敌人正酝酿着一场阴谋的反革命暴动。陈海走了3天再次来到三街，发现这里的政治气候反常，实际敌人早已磨刀霍霍，地主豪绅拒不交公粮，陈海立即写成《告哨区父老兄弟姐妹书》。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王金英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创作了《交粮歌》与县长陈海的《告哨区父老兄弟姐妹书》相互配合，宣传动员群众，完成党的征粮任务。哨区到处传唱着王金英同志编的《上粮歌》：“来呀，来呀，我们大家来上粮，挑的挑来呀背的背……要使解放早成功，幸福才能来到，穷人才能解放，衣暖食饱个个笑盈盈。”

他们在三街召开了附近8个分区的干部会议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吸收豪绅富户代表参加，贯彻征收公粮的合理负担政策。会上，陈海县长明确了交粮数额，警告豪绅富户。唐立功、唐文泰表面上答应，实际在楚雄城内与接受蒋匪任命的滇东反共司令长官龙纯增派来的人暗中勾搭，要丁锡功与他们一起组织反革命暴动。三街会后，陈海、王金英同志于5月4日带着其他干部赶到尼郎，准备召开哨区下片各分区干部会议，继续贯彻征粮政策。出发前王金英在与普嘎的副里长杞德良同志谈话中，分析了目前阶级斗争的严重局势，她要杞德良在这危急时刻，坚定立场，坚持革命方向，经得起考验，并列举了许多游击队员和党的干部英勇战斗，临死不屈的事例鼓励他。

五 5月6日夜间，务租的恶霸李文章，得到三街恶霸唐立功、唐文泰通知，纠集一伙匪徒，由他的姐夫余登学连夜带去将陈海、王金英、李玉等同志逮捕，天亮后即将陈海、王金英同志押解到鲍家村，悬吊在梁上，严刑拷打一整天，他俩不哼一声，以无言的愤恨回答敌人，当晚匪徒们害怕我农会会员和民兵前来营救，将被捕的同志转移到上歹瓦这个偏僻的独家村。9日，匪徒将他俩的鞋子脱掉，捆绑着押往三街，一路上拳脚交加，用刺条抽打。唐增龙、杨增春用马屎塞他们，还淋尿在他俩身上，进行百般污辱，恶言秽语乱骂。两同志不为敌人暴行所屈服，严正警告敌人说：“反对共产党、解放军，决没有好下场！”“征粮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完全为了老百姓。”他俩忍受着荆棘的刺痛，赤着双脚，毅然走过崎岖嶙峋的山路，又沿着满地乱石的三街河谷，从河底爬到了三街，就这样被押解着走过了80多里的山路。农历3月23日，是三街街期，赶街的人们都围拢来看，他们心疼地看到：陈海、王金英的脸上满是鲜红的血迹，两只赤脚磨得鲜血淋淋，脸上、脚上全被树刺戳成筛子眼，被绳索捆绑的胳膊肿得有小腿粗，脖子上吊着的大铁索甩来甩去。人们一个个难过地低着头，两位同志仍以革命英雄气质，厉声喝斥敌人，高喊着革命口号从街子上走过。他俩被押到观音寺里，捆在下院魁阁楼里的两棵大中柱上，三街的群众和观音寺小学的学生们都拥来看望，人群中一位老大妈和小学生孔乔英等，还到水井里打水给他俩喝。匪首丁锡功走到跟前，王金英厉声大骂：“我们死也值得，解放军会为我们报仇，看你们还能猖狂几天！”丁锡功妄图劝降说：“陈县长，你家是知识高、学问深的人，请你来领导我们。”当即遭到陈海同志严词申斥：“昨天你是人民的朋友，今天你是人民的敌人，要我向你们一样（叛变革命）——办不到！”，“告诉你，死我们几个不要紧，你们这伙匪徒绝对逃避不了人民的惩罚，我痛心的是哨区老百姓因为你们的叛乱，会遭受更深重的灾难！”他俩刚被押进观音寺前院的大门，就发现一滩鲜血，立即查觉到：一定有战友遭难了！他们惦念着战友的安危，不断地转动头颈，四处搜寻，想得到答案。直到倪茂同志家族前来看望他们时，才哭着告诉他们，倪茂已惨遭杀害了。

5月4日夜间，土匪攻打我区联政府，土匪副总指挥宋国兴一枪击中倪茂的左额，脑浆溢出，匪徒杨成才补了一枪，另一匪徒又向其左胸连击四枪。倪茂被他的妻舅周喜出卖，这个家伙接受匪首的指使，将他姐夫的大枪、小枪窃走，倪茂因手无寸铁，牺牲在匪徒的枪下。倪茂原来是伪区政府助理员，由于接受了党的教育，竭力支持我地下党的工作，自从参加革命后，他就没有向佃户收过租，并将借契交还农民，在哨区第一个缴纳了800斤公粮，游击时期先后捐献银元一千元，资助我军费用，经过考验吸收为中共党员。

1950年初任命为我哨区区联政府副主席，哨区豪绅恶霸对他恨之入骨，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4日这天晚上，土匪将区联政府围得水泄不通，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倪茂与秘书刘恒秋（一位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军官），关门抵抗，土匪四处高喊要他们投降，接着唐文泰派已经叛变的原前安分区主席周仕江送来的劝降信，他们坚决拒绝，土匪就将倪茂杀害，刘秘书也受了重刑。面对匪徒加诸战友的暴行，陈海、王金英两同志怒不可遏，由于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当晚，陈海和王金英在反动派的牢狱中彻夜长谈。

1948年11月，刚满17岁的王金英，在全国革命高潮到来之际，下定决心，献身革命，献身人民，离开温暖的家庭，走出繁华的城市，到革命需要的地方开辟工作。临行之前，为了避开父母痛惜和阻拦，她没有向父母话别，只留下一张纸条说：“我到山那边去了，请父母和哥哥们不必挂念。”离开了家庭，经过长途跋涉，来到祥云县前所镇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白天教书，晚上到村庄访贫问苦，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抗会”，为“反三征”武装斗争作准备，并以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工作。1949年元旦，在学校文艺晚会上，王金英主演了活报剧《兵、粮、款三座大山》，她扮演农妇，真实地再现了国民党抓兵的凶暴情景，台下一片呜咽，国民党临教院的伤兵也触景伤情，怆然泪下。3月，在党的教育影响下，该院官兵30余人宣布起义，加入人民自卫团，王金英在文艺演出中扮演农村妇女，惟妙惟肖，战士们都风趣地叫她“大妈”，这时，她年龄还不满18岁。5月10日，匪徒为陈海松绑，他立即要来纸笔，扛着铁锁和千钧，把贡川纸铺在膝盖上写满了哀悼烈士的祭文，表达了自己和王金英对烈士的深情，上面写着：“倪茂同志，你为人民洒下了热血，你的牺牲是光荣的，你的血没有白流，它洒在土地上，将来会开出一朵朵美丽的花来。我也是囚徒之一，即将踏着你的血迹走来，我们三人在生同心，死了不悔，别看敌人气焰嚣张，他们只能猖狂一时，但终究会被人民所消灭，乌云一定会被大风吹散……共产主义永不褪色，我们是光荣的……”倪茂出丧那天，念祭文的才开头，匪徒们向烈属抢走了祭文。但是陈海气壮山河的诗句已在群众中传开了。敌人反生一计，扬言要将陈海、王金英释放，但要他们承认征粮是搜刮老百姓，两位英雄揭露了敌人欺骗群众的阴谋。5月12日，两位英雄被铁链缚住双手，脖子上吊着大铁锁，从观音寺里赤脚走下石阶来到街上，他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怕死不当共产党，土匪没有好下场！”“征粮为了老百姓，血债要用血来偿！”在豪迈的口号声中走过大街。敌人用枪托打，他俩努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昂首挺胸，走向刑场，土匪害怕英雄的口号声唤起群众，连忙找来一些碎布塞在他俩嘴里，街子两边的群众个个擦着眼泪，人人低头哭泣，人们认识到自从陈海、王金英他们来到三街，哨区的农民就没有出过门户钱，乡丁、保丁再也不敢来抓壮丁，“牛打滚”的利租子也减了。两位英雄走过猪市岭岗，赤脚踩着碎石子路，走到义地岭岗，在这里他俩昂然挺立，怒饮敌人的枪弹，威武不屈地倒下了，连匪徒们也惊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强硬的人”。河边杨柳低垂，山上青松怒冲天，义地岭岗肃然起敬，三街河水呜咽地唱着哀歌。

七 “乌云一定会被大风吹散”。这是陈海同志1950年在三街临刑前一天留下的遗言，他坚信剿匪斗争的必然胜利。自从共产党进了哨区，广大农民逐渐懂得了革命的道理，生活上刚刚喘了口气，现在地主恶霸又卷土重来了。亲人解放军啊，快来吧，快来解放哨区的贫苦农民，为烈士报仇。黎明迎来朝霞，乌云终会散去。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楚雄军分区主力团张天祥（老灶君）副参谋长率主力一部开赴三街剿匪。5月28日9点，解放军绕道至三街街头大千树旁击毙了叛匪丁锡功直属中队宋国兴手下机枪手李宏成，丁锡功溃败至今三街敬老院处被解放军打穿帽子，丁锡功于当晚躲到大岔路一杨姓农户家。在叛逃的路上，丁锡功随叛逃人员丁伯功（陈海和王王金英同志在他家开会时被捕）、周照税、周士功3人相遇。4人相约逃往缅甸。叛匪宋国兴溃败后逃往小村后山大风丫口，躲藏于密林深处豪猪洞内后被牧羊人发现。1950年5月初七，解放军由黄庆宝连长带领13名解放军前往剿匪，参加剿匪民兵约有200多人，送饭群众近百人，棕树叶为号，将躲藏于豪猪洞内的宋国兴、宋国万、闫正从、闫发进4名土匪团团围住。小村人鲁万有时任8个自然村的农协大村长，因参加过抗日杀敌，听说要打土匪，早早就剃了光头，磨好了一把明晃晃的杀猪刀，唱着调子上了山。鲁万有到了战斗地点后，积极带领解放军熟悉地形，带领民兵将土匪顽抗地带团团围住。当听到黄连长的进攻命令后，解放军战士李代宝迅速冲到洞口，一枪将叛匪重要头目宋国兴（叛匪副总指挥）击毙于洞内，同时这位出身于大理州宾川县拉务村的解放军战士不幸被洞内射出的子弹打中，牺牲于洞口。另一名解放军战士彭凤诗受了伤。鲁万有大声喊叫着“杀死土匪宋国兴、宋国万”的口号，冲锋追杀至洞口，被子弹打掉4个手指，不多时又被子弹击中肚子和左腿。即使已经身负重伤，鲁万有依旧坚持战斗到后半夜，终因疼痛难忍而在地下刨开了很深的一个洞后牺牲，年仅29岁。解放军不断地往洞口射击和投弹，到天亮时进入洞中查看，土匪头目宋国兴已死，被其它土匪埋葬在了洞里，自新分子范从诊将其头割下来拿到三街示众。宋国万、闫正从、闫发进3名土匪在当晚仓惶逃跑。后土匪宋国万在南华沙桥被抓获，土匪闫正从在三尖山下在可摸被民兵罗开发抓回，2人均枪毙于三街，土匪闫发进则被本村民兵打死。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彻底歼灭了哨区的匪徒，马缨花又开遍了河谷山野，从此更加艳丽。1950年6月22日，楚雄地区为陈海、王金英及在征粮剿匪中牺牲的烈士们召开了追悼大会。

八 1955年4月，中共楚雄县委、县人民政府，在三街镇义地岭冈为烈士修建了陵墓和纪念碑。纪念1950年在楚雄市三街镇征粮、剿匪战斗中牺牲的18位烈士。后追补了2位烈士，共有20位烈士安眠于此。在20位烈士中，副处以上干部3人，副排级以上干部2人，解放军战士14人，民兵2人，共产党员3人。1999年12月，被楚雄州委、州人民政府命名为“楚雄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等各类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作用。丁锡功逃亡缅甸后被台湾方面委任为反共副司令伪职，继续与人民为敌，没过几年就死在了缅甸，其亲信乘飞机到了台湾当兵。近些年来为了寻根，丁伯功等陆续回老家省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