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传统记载，《诗经》流传到汉代，产生了四个流派，即《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这四家对于《诗经》有不同的解释，依据的《诗经》本文也略有不同。前三个流派很早就失传了，流传至今的唯有《毛诗》。因此一直以来，当我们谈及《诗经》，其实谈论的始终是《毛诗》。无论我们去西安碑林博物馆瞻仰唐代的“开成石经”，还是我们到北京的国子监观赏清代的“乾隆石经”；无论是在日本的古写本中，还是在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古卷子中；我们所看到的《诗经》无一例外都是《毛诗》。汉代失传的那三家诗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汉代还有没有其他的流派？汉代以前的《诗经》又是何种面貌？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历代的学者。他们从东汉的“熹平石经”残石中猜测着汉代《鲁诗》的样子，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钩稽着遗失的三个流派的零章断语，然而那些在春秋的宴会上吟唱的诗篇和在汉代的政治舞台上引据的经典依然杳无踪迹。
所幸，随着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近五十年来，我国已出土了三批重要的《诗经》文献，让我们得以看到《毛诗》之外其他《诗经》文本的真实样貌。
第一批“阜阳汉简《诗经》”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出土。发掘者确认墓主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死于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则这批简牍的书写下限当在此年之前。这批简牍出土时残损严重，后被送到北京整理，李学勤先生首先辨认出其中有《诗经》的内容，引起学界震动，这是当时所发现的关于《诗经》的最早抄本。随后，胡平生、韩自强先生对阜阳汉简《诗经》进行了系统整理，他们对170枚《诗经》残简编号并做了释文，这些成果在1988年结集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一书出版，胡道静先生在序言中激动地说：“故此竹简古籍，上距秦皇下焚书令，极限不过四十八年尔。华夏文献，灿然重光。人间《诗经》，此称第一矣。”
阜阳汉简《诗经》用成熟的汉隶书写，胡平生先生将其书法特点总结为“飞龙走蛇”的草率体汉隶。对照传世的《毛诗》，阜阳汉简《诗经》保留了《国风》和《小雅》共69首诗的残章断句，其字句与《毛诗》多有不同从而引起对诗句新的理解。比如，《邶风·北风》“惠而好我，携手同车”，阜阳汉简《诗经》“车”作“居”。“车”“居”二字古音相同。然而“同车”为同乘一车，“同居”则为“同居一室”，意义有别。考虑到此诗的前两章分别作“携手同行”、“携手同归”，则从“同行”到“同归”再到“同居”是一个层次分明的递进关系，如此看来，阜阳汉简《诗经》的“同居”似乎更为合理。
通过仔细考察阜阳汉简《诗经》的异文，胡平生、韩自强先生指出阜阳汉简《诗经》的文本不属于汉代四家诗的任何一家，可能是当时流行的另外一种师传的《诗经》。这为学界重新认识汉代《诗经》文本的流传开拓了新的空间。
胡平生先生还对阜阳汉简《诗经》的简册制度及书写格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其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即在于将每支竹简作为天然的分章标志。具体来说，凡是三句至十一句为一章者，则一支竹简书写一章；凡是十二句为一章者，则两支竹简书写一章，而书者根据字体大小来调节每支简上容字的多少，这种书写格式也是从所未见的。在每首诗之后，有单独一支简题写篇题并记录字数，在每一国风之后，有单独一支简题写某国之风。这与传世《毛诗》为每一首诗和每一国风标注章句的形式异曲同工。这说明至少在西汉初期，《诗经》的传播是具有并且要求固定的书写文本的。
第二批“安大简《诗经》”是2015年安徽大学收藏的。经过相关单位的检测，这批竹简的时代为战国早中期。2019年，黄德宽、徐在国先生主编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出版，这一册收录竹简93支，保存了《诗经》中六国之风共计60首诗。
安大简《诗经》用典型的战国楚系文字书写，在时代上要比阜阳汉简《诗经》早一到两百年，其所保留诗篇的完整程度远远超过阜阳汉简《诗经》，这成为我们至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诗经》抄本，对于我们考察《诗经》早期文本的形态毫无疑问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传世本《毛诗》相比，安大简《诗经》有大量异文，这些异文已经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对于深入理解诗篇的意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传世本《毛诗》中多次出现的诗句“之子于归”中的“之”字，在安大简《诗经》中无一例外皆作“寺”，而其他的“之”字则仍作“之”。这充分说明“之子于归”一句有其特殊的含义，很可能是女子出嫁的专用语。
除了异文，安大简《诗经》还出现了不少我们从未见过的“逸章”“逸句”。比如，今传本《毛诗·唐风·扬之水》共三章，前二章每章六句，末章四句，作“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安大简《诗经》中的《扬之水》最后一章比传世本多出两句：“如以告人，害于躬身。”安大简本《扬之水》不仅三章皆为六句，格式整齐，而且与《左传》和《荀子》中所保留的相关内容正相符合，显然是这一首诗最原始的版本。《左传》的作者尚能看到这一版本，到荀子时所见已不完全，到汉代以后似乎再无人见过全本，两千多年后，我们竟然能重新发现丢失的诗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同时，我们还发现安大简《诗经》每支简均有编号，每一《风》之后标注篇数。从安大简《诗经》的标注篇数，发展到阜阳汉简《诗经》标注字数，再到今传本《毛诗》标注章句数，可以看出一个文本固定化标准从宽松到严格再到适中的发展过程。
以上简要叙述了我国近五十年来出土的《诗经》文献。这些文献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战国和西汉时期的《诗经》抄本，还给我们展现了汉代经学化之前的早期文本和汉代经学化过程中的不同传本，这让我们对于《诗经》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作为一部流传三千年的经典，同时也作为一部具有两千多年阐释史的经典，古老的《诗经》将在今天重新焕发光彩，而这必将有赖于对出土文献的充分利用。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20日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