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修正史兴起于东汉，成形于唐朝。在唐朝之后，大部分的正史都是由官方写作班子炮制出来的，其目的都是为维护官方意识形态。刘知几作为唐朝人，他在《史通》里就揭露了官修正史的危害，意识到政治侵入历史领域之后，会造成许多恶果。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史书的篇幅越来越大，质量却越来越差；人们更愿意翻阅文采飞扬的《史记》、《汉书》，而懒得去理会《晋书》、《宋史》里的官方死文字。

为什么倾尽全国之力的官修正史在质量上却还不如私家著述呢？

唐朝史学名著

质量最高的“前四史”都是私家著述

私家著述是自古以来修史的优良传统，例如鲁国之孔丘，晋国之董狐，齐国之南史等等。这些史书出自一人之后，所以才能前后统一，风格凸显，自成一家。

二十四史中，前四史的普及度最高，这四本书都属于私家著述的性质。《史记》的大部分内容出自司马迁之手，在他活着的时候，这本书尚未广泛流传，直到汉宣帝之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惲才祖述其书，使其为世人所知。

班固跟司马迁一样，有着“良史之才”，然而在他创作初期，曾一度被人告发“私改作国史”，为此身陷囹圄，直到汉明帝读完他的著作，才因叹服于其才学而特许赦免。出狱后，班固除了奉朝命撰写《世祖本纪》之外，私底下还追溯前朝历史，编成了《汉书》。如今，官修性质的《世祖本纪》早已失传，而私家著述的《汉书》却仍广为传诵。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担著作郎一职。然而，《三国志》也属于私人著述。据《晋书》记载，陈寿死后，范頵等人上表推荐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朝廷这才令官员到陈寿家中去抄录这本书，送入史馆收藏。可见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朝廷并不知道，当时官方的三国史是王沈的《魏书》与韦昭的《吴书》，但这两本书最终都被《三国志》所掩盖。

东汉是官修正史崛起的时候，光武帝大集群儒，著书于东观阁，历朝又相继增补，导致“著述无主，条章靡立”。汉末之时，蔡邕想要进行统稿，编成《东观汉记》，不料因座中一叹，便被王允处死。在《东观汉记》之后，人们又编写了数十种东汉的史书，较著名的有三国谢承的《后汉书》，薛莹的《后汉记》、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这些史书或为官修，或是私撰，质量参差不齐。直到南北朝之时，范晔才集诸家之大成，编成一部新的《后汉书》。

可见，“前四史”都是通过竞争，能够脱颖而出，被大众广泛认可，最终由官方采纳并收入史馆中的史书。它们经历了优胜劣汰的考验，因文笔出众、叙事简练才被广为传诵。这种形成正史的模式是唐朝之前的传统，那时官方并未禁止私人著述，能够让各家都自由创作、自由发表，之后才对发表出来的史书进行择优采录，使某部私家著述上升为官方正史。唐朝之后却颠倒了过来，先由官方组织写作班子，编出一本“御撰”性质的正史，然后要求所有人都得以这本官史为准，凡是与官史违背的，一律斥为野史外传。

这种改变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晋书》的出现。在唐朝之前就出现过许多类《晋书》，其中臧荣绪版的《晋书》最为完备。然而唐朝人并不甘于直接将这本书上升为正史，而是令房玄龄、令狐德棻等人在臧荣绪版的基础上重编一部新《晋书》。书成之后还特别冠以“太宗御撰”四个字，使得诸家《晋书》皆废。对此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为臧荣绪鸣不平，说：

“欲求晋史全书，自当以荣绪为正，惜其为唐人所压，遂致失传也。”

臧荣绪是南北朝人，或许他的历史观不符合大一统的需要。可是唐朝人重修的《晋书》质量却不怎么样，这本书采录了许多荒诞不经的六朝志怪小说，饱受诟病。

唐太宗多次干预修史工作

官修正史有哪些严重缺陷？

私家著述的质量比官修正史高，这是《史通》的主要观点。在《史通》的末尾，刘知几附录了一篇写给上级萧至忠的辞职信，题为《忤时》，阐述自己与时俗历史观的分歧，并且揭露了官修正史的五大缺陷，认为官修的史书不可能达到前四史的高度。最好的证明就是他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与诸公共事多年，却编不出一本像样的国史来，原因在于政治已经过分干扰了历史的独立性。

官修正史的第一大缺陷在于出自众手。刘知几说：“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或是兄弟共撰，或者是父子相继，存在时间上的继承关系。古人共同修史，讲究共同的理念与价值观，这样编成的史书才能前后统一，矛盾稀少，最好是由史学世家来担任。《史记》与《汉书》就是在两代良史的努力下，耗费数十年时间才创造出来的成果。官修正史却不这样，它把一群互不熟悉、理念各异的人集中在史馆里，人人都自比班马，动辄争论撕逼，导致工作难以展开。而且官修正史自恃人多势众，想要在短时间内编成正史，总是有草率、粗制的毛病，《元史》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官修正史的第二大缺陷在于管理混乱。古史由于出自太史一家，所以很方便管理。经常是郡国各处将收集到的史料呈送给太史，太史进行编纂，然后再上交给丞相审核。太史有很大的权限，为此司马迁才能可以遍览经籍，掌握丰富的史料；故而《史记》记事广博，史料来源丰富，传闻、采访、典籍、谱牒都可以成为修史的依托。官修正史由于出自众手，而且众人往往又都是兼职，在负责自己所要编写的部分时，只能亲自去询问采访，各个领域又多设障碍，动辄机密文件，不宜外借，导致史官“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经常接触不到第一手的资料；

官修正史的第三大缺陷在于不能秉笔直书。古人修史是公开透明的，董狐写“赵盾弑其君”，直接出示给赵盾本人看，并与其展开辩论。南史氏听闻崔杼连杀太史，依然执简以往，坚持直书。到了孔子修《春秋》之时，除了为君父掩饰羞辱之外，对弑君等罪恶始终直书不讳。在《史记》里，司马迁因揭露汉武帝迷信方术而被删去了《景帝本纪》。那时候修史的主要压力来自于皇帝。而到了官修正史盛行的年代，除了皇帝之外，任何有权之人都可以对史官施加压力。刘知几说：“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为的是避免过多人干预修史工作。那时，只要史官有一字褒贬，就会被人唾骂，勒令改正。孙盛只因如实记载桓温北伐的败绩，就受到后者的死亡威胁；王劭直书齐隋旧事而被贵族嫉恨。人心如此，能无惧乎？

官修正史的第四大缺陷在于主题模糊。古人修史目标明确，立意鲜明。《春秋》以惩恶劝善为宗，故而乱臣贼子惧；《史记》为发愤之所作，有时会“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则抑忠臣而饰主阙，《三国志》曲笔回护以免灾祸。它们的笔法鲜明，风格突出，史官修史时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去写。官修正史却并不如此，怎么写？如何写？全看监修高官个人的喜好来定。在可以公开讨论的地方，监修就要求“必须直词”，而在敏感的部分，他们又强调“宜多隐恶”。监修经常是多名，由他们来指导修史工作，常令史官们感到“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的问题，写着写着也就不知道在写什么，经常把生动的历史写成流水账一样的死文字；

官修正史的第五大缺陷在于分工不明确。监修是修史工作的领头人，应当由造诣很深的人来担当。由监修来规划史书，创纪编年，确定断限，草拟传记和分配任务，这个职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历朝历代的官修正史中，监修经常是由高官来挂名担任，他的任务只在于审核、监视修史工作而已。笑里藏刀的李义府不通史事，却能妄改《晋书》；刘昫无功于《旧唐书》，只因书成之时他正好任宰相兼监修，就署了自己的名字，真正的监修其实是赵莹；其他的如脱脱之于《辽》《宋》《金》三史，张廷玉之于《明史》皆是挂名而已。监修一直没有发挥出相应的作用，导致史官们互相推诿、坐变炎凉，一再耽误修史工作，致使史书一拖再拖，始终难产，徒耗经费而已；

正因有着以上五大缺陷，导致官修的正史始终无法超越古代私家著述，除了藏之秘府之外，这些书流传甚微。统治者本想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改写历史，然而这些史书却不受大众欢迎，只能束之高阁，历史岂能任人随意打扮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