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一员是他
1934年夏天在王明“御敌于国门之外”和“两个拳头打击敌人”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了，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被誉为苏区五老的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何叔衡，只有何叔衡被留下来坚持斗争，其余四人都跟随主力部队转移。
当时李德规定，10小时之内走不完100里路的人，一律留在苏区[1]。
[1]徐禹强．坚强的老战士[M]．内部资料，2007，第72页。
徐特立由于经常要走几十里路到各处检查工作，所以很轻松地达到了要求。而这四老当中，又以徐特立年纪最大，已经57岁了。
李坚真[2]在她的文章《徐老在长征中的模范作用》里写道：“其中徐老年纪最大，精神却最健旺。别看他须发斑白，身体消瘦，但总是生气勃勃，还像一个年轻人。”[3]
[2]李坚真(1907-1992)，女，广东丰顺人，自幼被卖与贫农朱家作童养媳，从小参加劳动。1926年夏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汀东县委书记，不久改任中共长汀县委书记。1934年1月调任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
中央红军长征中先后任军委第二纵队政治部民运科科长、军委总卫生部野战医院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在边行军边作战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组织保护了一批领导干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广东省粤中区党委书记、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长征开始一段时间徐特立和董必武都被编在军委第二纵队总卫生部，总卫生部组织了一个工作团，这个团由20个妇女加董必武和徐特立组成。
董必武48岁，任主任，徐特立57岁，任副主任。朱德总司令当时也48岁。
遵义会议以后，人事作了重新安排，四位老人都调到干部休养连。董必武担任支部书记，李坚真任连指导员。
世人皆知，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举世闻名的一次军事大转移，其艰苦程度，只要从出发时的8.6万人，到长征结束时仅有六七千人（没加上留在芦山 的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而且一路上还不断补员，就可想而知了。
美国记者斯诺在其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算了一笔账之后说：“这就意味着每日行程是71里合24英里——对于一支(携带辎重)大军来说，以这样的平均速度跨越地球上最艰难的地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速度。”[4]青壮年都难以渡过的难关，何况年近花甲的徐特立，走过这二万五千里多么的不容易。
上级确实分配过一匹马和一个饲养员给徐特立，一般来说饲养员除了养马，还兼照顾骑马人的生活起居。但是，徐特立极少骑马，有人估算过，徐特立骑马最多走了3000里，其余都是拄着他那自制的红缨枪一步一步向前走过来的，马多半被徐特立让出来驮运军用物资和给伤员骑。
临行时瞿秋白让给他的身体强壮的饲养员被徐特立让出来送去充实战斗部队，换了一个年过半百而且很瘦弱的老头，身体比徐特立还差，有时候是他骑马，徐特立在前面牵着走。除了走路，行军过程中徐特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主要是宣传鼓动和教育战士，每到一个驻地还要做当地百姓的思想工作。所以行军停下来以后，别人可以休息片刻，而他却忙不过来。
长征到底是怎样艰苦的，首先看看不怕困难不爱张扬的徐特立自己是怎么说的。
2006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重新发表他写的《长征中的医院》，其中部分内容是这样介绍的：
“夜行军的困难：我们有几十个担架，有二三十匹马，有几十个药箱子，集中起来，目标很大，行动很慢，飞机来了，就没有办法。跑吧，担架笨重。隐蔽吧，浅草灌木，不能掩蔽。因此，夜行军就成了经常的行动。
“在过大渡河前两日，经过‘彝族’区域，一日行一百四十里，天黑下雨。饲养员不走，自己牵马，用一手拿着缰绳及雨伞，另一手拿着一根竹棍，在路上拨来拨去，作黑暗中的向导。经过悬崖，马不前进，用力拉，马骤然向前一冲，我就随着马的前足扑下了。伞呢?
跌成两块，马上的被毯鞍子均落在地上。悬崖下河流澎湃，危险声在耳边鼓敲着。部队走了，掉了队怎样办呢?还有多少路宿营呢?不知道。从容不必着急，前面没有部队阻我，后面也没有人。我把马鞍放上了，捆好被毯与被子，再向前进。足足走了一百四十里，在干部团上干队指挥科宿营。房子小，不能坐或睡，站了几点钟，天明了前进，找自己的部队吧!天明路好走，饲养员也赶上来了，替我牵马，走了五里，他不愿走，停止了，没办法，他五十，我六十，他比我更弱，让他吧!我继续前进，赶上了部队。夜行军不算什么事，天雨路滑黑暗，也是经常的，我们成了习惯，可以抵抗一切。妇女儿童也有同样的抵抗力，并不奇怪，算不得什么事。
“过雪山：一共过了三个雪山，第一次是在六月天过夹金山。过雪山的前夜，在夹金山山下露营。这时我没有伞，没有油布，也没有饲养员和马，晚上睡在两块石板中间，好像睡在棺材中一样，上面盖上一幅蓝布。遇上下雨，蓝布湿了，毯子和衣还是干的。
(少共县委书记徐乾徐乾也讲过这个故事，还提到徐特立的挚友刘伯承元帅创作的一首打油诗：“沟死了沟埋，路死了路埋，野狗吃了得到一副肉棺材。”同样有难得的革命乐观主义。)
商城县委领导成员、红三十二师师委书记李梯云和红三十二师政治部主任漆禹源、县委委员漆先棣在斑竹园的花堰白莲宫（也叫柏梁宫，今金寨县斑竹园镇花堰境内）研究，决定编一首歌唱苏维埃和红军的歌，以表达广大劳苦群众翻身得解放和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时的喜悦心情，在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并把此任务交给少共县委书记徐乾。徐乾又与少共县委组织部长漆先棣、宣传部长漆先平商量，决定让佛堂坳模范小学校长、共产党员罗银青编写。
半晚出发，走到夹金山半山上，雨雪齐下，披在身上的毛毯全湿了，衣和裤子也全湿了。毫不觉得冷，因为山陡，费力多，体温增加。天明已经下到了半山，雪止了，下行也容易了，但湿衣湿毯，感觉寒冷，用跑步前进。到山下时，衣裤完全干了。
这一困难度过后，精神特别愉快，自己以为抵抗力超过一般的同志，不知不觉骄傲起来。多数同志称赞说我可活到九十岁。”活了91岁。
徐特立(1877年2月1日-1968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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