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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理雅各《论语》等译本的优势当然不仅限于此，费乐仁列出了十五种之多[26]102-111，其余的不在本文探讨范畴内，故在此不赘。理雅各包括《论语》在内的《中国经典》的翻译直接启示了后来者，例如法国的顾赛芬、英国的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德国的卫礼贤和中国的辜鸿铭等等。

卫礼贤翻译的《论语》曾有三个版本，卫氏《论语》德译本的第一稿于1904年发表在《东方世界》（Die Welt des Ostens）的续篇上，这是青岛出版的报纸《德国—亚洲瞭望》（Deutsch-Asiatische Warte）的副刊；[29]467而第三稿则于1910年在耶拿出版社出版。[30]德国对于孔子及其《论语》的研究最远可以追溯到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及其弟子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等。莱布尼兹景仰中国的精神文明，赞叹孔子思想的伟大与高洁，认为东方秩序良好的国家可作为充满怨恨和仇恶心理的西方国家的模范。[31]49戴维斯（Walter W. Davis）则认为孔子思想的引入使莱布尼兹看到了在世界宗教中发现共同真理的可能，这些真理将使全世界的人民连为一体，而且其观点影响了同时代的其他思想精英，尤其是其弟子、哲学家沃尔夫。[32]535-36而第一部《论语》德译本则出自朔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33]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