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前言

1925年，由于党的领导和天津各界联合会、天津学生联合会等组织的推动，革命群众运动十分高涨，使得天津反动当局恐慌万分。

时任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的邓颖超，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号召力，对反动当局构成极大威胁。1925年7月初，天津反动当局下令通缉邓颖超，邓颖超在天津已难以容身。而此时的广东，正需要大批干部，同时，党组织也要照顾她和周恩来结婚，于是决定调邓颖超去广州工作，让她立刻离开天津南下。

也就是在广州，邓颖超与周恩来喜结伉俪，从此夫妻二人携手，一同为新中国事业而奋斗终生。

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婚礼，没有邀请一位客人

邓颖超途经上海时，代表天津各界联合会慰问了“五卅”反帝爱国斗争中的罢工工人，受到了上海妇女联合会的欢迎。她于8月7日到达广州，但周恩来因工作繁忙抽不开身，便派陈赓前往迎接。

想当年，邓颖超四五岁时，曾随母亲由南宁飘泊到广州。母女两人就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客店里，生活没有着落，母亲终日双眉紧锁，愁苦不堪。如今，邓颖超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到广州，展现在她眼前的广州真是美极了！

邓颖超与周恩来

白云山、越秀山逶迤雄丽，珠江像一条碧绿的丝带，菩提树、棕榈树等多种乔灌花木，郁郁葱葱，各色花卉，争奇斗艳。这座美丽的城市，经过镇压商团叛乱和肃清杨希闵、刘震寰滇桂军阀的反动势力，愈加焕发了革命青春。国民政府已经成立，省港大罢工轰轰烈烈，街头贴着五彩缤纷的革命标语，时常行进着高呼革命口号，手持革命旗帜的游行队伍，这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使邓颖超备受鼓舞，激情满怀。

邓颖超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一看周恩来已经把结婚新房简单地布置好了。全是浅色家具，一张双人木床，一张书桌，几把藤椅，一个衣橱，一个藤制书架，一个衣架和一个洗脸盆架。窗台上放着两盆盛开的鲜花，高洁脱俗，清香四溢。新房虽然简单朴素，却很雅致、和谐、温馨。

周恩来与邓颖超

邓颖超与周恩来已经五年不见了。他们都是“五四”运动的闯将，同为《党悟社》的第一批会员。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作为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前往法国留学。留法期间，他广泛地研究了各种学说和主义，经过比较和思考，作岀信仰共产主义的重要抉择。

1921年春，经张申府和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他把自己的选择写信告诉邓颖超时，邓颖超无比惊喜，立刻给周恩来回信，谈了自己经过“五四”运动以来几年的革命实践，又阅读进步书刊，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样也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邓颖超与周恩来

共同的信仰和理想，像一根无形的纽带，把两颗年轻火热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周恩来又一次作出了重要抉择，跟志同道合、勇敢坚强的小超结为终身伴侣。

周恩来入党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当时在欧洲的共产党员人数较少，组成一个小组，附在团组织中，一切公开活动都以团的名义）执行委员会书记。根据中共“三大”决议，周恩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先后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代理部长，主持国民党旅欧支部的工作。

1924年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指示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选送干部回国，周恩来奉命于1924年9月初回到广州。

周恩来与邓颖超

为了加强党的工作，1924年10月，中央决定重新建立广东区委，任命刚从国外归来的周恩来担任委员长，并兼宣传部长。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通常被称为两广区委。11月，他又担任了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

周恩来工作异常繁忙，新娘不远万里来到他的身边，不仅没有亲自迎接，而且又让新娘等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回到寓所，与阔别五年深深爱恋和思念的小超相见。

这一天，他们结婚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宴请一位客人。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分头上班去了。这简直就是革命高潮中最革命化的结婚方式啊！

周恩来与邓颖超

邓颖超为宾客讲述，与周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

黄埔军校的同事们知道周恩来结婚了，一定要见见新娘子，还闹着要他们请客。周恩来推卸不了，便在他们的住所请了两桌客人。参加婚宴的有邓演达、何应钦、张治中、钱大钧、恽代英、熊雄、高语罕、陈成、李富春、蔡畅等。大家热烈鼓掌要求邓颖超报告恋爱经过，邓颖超落落大方地向大家介绍了她与周恩来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

故事还要从“五四”运动时说起。那时，周恩来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会报》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了深刻地揭露，无情地鞭挞，广泛地报导各地的反帝爱国运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恩来主办的《会报》不仅学界爱看，而且铁路、邮电等各行业的职工、爱国资本家以及家庭妇女也爱看。《会报》的订阅者不仅限于天津，还遍及保定、北京以致上海等地。因此，周恩来在天津的学界颇有声望。而邓颖超和周恩来的相识则是从演戏开始的。

那时，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南开学校演戏，周恩来总是扮演女主角。还别说，周恩来扮相秀丽，演技逼真，惟妙惟肖，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五四”运动中，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为开办平民女校筹措经费，组织游艺晚会，排演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邓颖超饰演刺杀伊藤博文的高丽爱国志士安重根和替父从军的女英雄花木兰。由于大家没有演新剧的经验，便邀请周恩来给予指导。就这样，邓颖超和周恩来结识了。

邓颖超

在谈完相识的经过后，邓颖超接着为大家讲述。

“五四”运动时，男女学生虽然常常联合行动，但是邓颖超和周恩来真正互相了解还是在“觉悟社”里。

“觉悟社”是在周恩来倡议下成立的比学联更严密的爱国进步青年团体，作为领导爱国运动的核心。1919年9月成立的时候，最早的会员只有20名，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十人。

邓颖超和周恩来同时成为“觉悟社”的第一批会员。当时，周恩来为“觉悟社”写的宣言里，提出要“自己觉悟，自己决定，革新思想，革新世界”，要“睁开眼睛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样为人”，“先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中国。”

邓颖超与周恩来

邓颖超十分拥护和赞赏周恩来写的宣言。“觉悟社”也常常请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等很有声望的人来作讲演。大家在一起讨论，又分组研究家庭改造、共同生活和工读主义等问题，把自己的认识、心得写成文章在《觉悟》杂志上发表。

当时，邓颖超是“觉悟社”里的小妹，大哥哥大姐姐们给了她很多帮助，特别是周恩来对问题的认识总是比她深刻，分析起问题来，条理分明，说理透彻，邓颖超十分敬重他。

后来，当周恩来赴法留学的时候，邓颖超因为家境贫寒，无法筹措这笔不小的费用而不能同去，心中很是遗憾。

临别时，邓颖超送给周恩来一件亲手织的毛衣，领内绣了“给你温暖，小超”几个字。

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恩来看出了邓颖超心中的怅惘，便主动安慰邓颖超：“小超，你年龄很小，以后还有学习机会。我到欧洲后一定常给你写信。你马上要踏上工作岗位，这是很重要的社会实践，祝你在工作中求进步，求发展。”

周恩来到欧洲后，果然常常给邓颖超来信，只是都是谈工作，谈学习。

1923年春天，在周恩来的一封来信里，装了一个漂亮的明信片。上面三个披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在绿草如茵、姹紫嫣红的花园里，迎着春风奔跑。明信片背后写着这样几行字：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周恩来与邓颖超

邓颖超收到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信，一下子震惊了。但“心有灵犀一点通”，邓颖超理解了周恩来是以含蓄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真挚的感情。但邓颖超心中还有疑虑，因为周恩来一直以来都宣称自己是“独身主义”，说要革命、要救国，最好独身，这样可以无牵无挂、完完全全地献身。现在怎么变了？

此外，邓颖超还知道有一位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姑娘和周恩来是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关系比较好。邓颖超一直以为他俩会好起来，没想到怎么突然会对自己有所表示呢？

周恩来与邓颖超

邓颖超回忆：我给他的回信，像往常一样主要谈工作，谈学习，最后，含蓄地问他，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很快回答了邓颖超的疑问，他说自己到欧洲后，通过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这些理想的革命伴侣的事迹，认识到革命和爱情并不是对立的、矛盾的，独身主义的想法已经改变。在法国，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位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

面对朋友的劝说，周恩来坦率地说到，自己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但他觉得这姑娘性格脆弱，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他已决定将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生共患难同奋斗！

周恩来与邓颖超

邓颖超被周恩来那诚挚热烈的感情深深打动，赶快给了周恩来明确的答复。从此，他们便从相知到相爱了。

邓颖超讲完她和周恩来的故事，在场的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张治中夸奖说：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是极出色的演说家。

大家听完再次鼓掌，要求周恩来作补充发言。周恩来随后也毫不推辞地站起来说了他爱小超的缘由。

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恩来为宾客讲述，自己心中的邓颖超

在周恩来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邓颖超的前半生是多么的困苦，而她又是多么的渴求进步。

邓颖超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生活困苦，从小她就跟随母亲颠沛流离，跑了大半个中国，饱经忧患。她亲身经历过失业、失学、饥寒交迫的苦难，亲眼看见过人世间许多不平事，所以，邓颖超要比她的同龄人成熟得多。她非常痛恨黑暗的不合理的旧社会，渴望创立一个光明的平等的新社会，她对国家大事更是十分关注。

邓颖超与周恩来

随着“五四”运动的消息从北平传来，邓颖超立即联络郭隆真、刘清扬等在天津掀起爱国学生运动，以支援北平学生的正义斗争。她们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邓颖超被推选为讲演队长。当时，她只有十五岁。

邓颖超带领讲演队走街串巷，以清脆响亮的声音控诉帝国主义霸占我国领土，侵犯我国主权的罪行，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屈辱卖国的可耻行径，呼吁人们起来打倒卖国贼，决不允许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那时，年纪小小的邓颖超慷慨激昂地讲着高丽亡国的惨痛，做亡国奴受人凌辱的悲剧，讲中国面临的危机，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她的讲演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激动处声泪俱下，感人至深。听讲的人滚雪球似地越来越多。讲演队也由几十人增加到一两千人，扩大为讲演团。于是，邓颖超便被推选为讲演团团长，领导几十个讲演队，由原来每月讲一次增加到每周讲三次。

通过她们的宣传，许多妇女从安静的课堂、闭锁的深闺，冲破封建的牢笼，勇敢地参加到伟大的爱国运动中来。

邓颖超、袁雪芬、周恩来

周恩来接着说：“小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勇敢与机智。”

那是在1919年6月初，天津学生联合会声援北平被捕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男同学被反动当局围困于南开操场，邓颖超和直隶第一女师的同学为抗议此事，先找教育厅长，然后要见省长。她们在灼灼骄阳下，与荷枪实弾的卫队、马队对峙了六七个小时，终于迫使省长曹锐接见。

曹锐解释说男学生不是被军警包围，军警阻止他们出发，是怕近日土匪乘机作乱。邓颖超机敏勇敢地质问省长，土匪怎能冲进天津南开操场？如果这样，那天津的治安也太糟糕了，省长怎么向民众交待？说得曹锐满面通红，无言以对。

邓颖超

邓颖超为对付阻拦游行的警察，还发明了“竹竿掀帽法”。就是游行时手里拿的小旗子的旗杆用坚硬竹竿制作，柄要长些，当警察围挡游行队伍时，用竹竿去掀他们的警帽，警察们猝不及防，帽子滚滚落地，警察们忙着弯腰去追拾自己的帽子，游行队伍就乘机冲了过去。

在场的大家听了这种像儿童恶作剧似的“竹竿掀帽”的斗争方法，不禁笑出了声，同时也赞叹年轻的邓颖超真是太聪明了！

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恩来一边讲述过去，一边充满欣赏地望向邓颖超：“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小超表现出的坚强、勇敢和指挥，使我作出与她终身结伴同行的选择。”

宾客们听完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故事，一边鼓掌，一边啧啧称赞，这是多么理想的一对，真是天下无双的结合啊！客人们为有幸参加这样一次不平常的婚宴而兴奋，一杯又一杯地频频向新郎新娘敬酒，表达他们衷心的祝福。

周恩来知道邓颖超不会饮酒，便体贴地代她一饮而尽。这天，海量的周恩来也醉了。

邓颖超与周恩来

不得不说，邓颖超与周恩来的婚姻，是两位共产主义革命者的终身结合。在他们并肩走过的半个多世纪里，历经无数狂风暴雨，闪电雷鸣，跨越无数急流险滩，坎坷崎途，他们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互敬、互爱、互谅、互让，在人世间留下了永远传颂的模范夫妻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