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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转型之文献综述(关于我国增值税转型的思考论文)

巴曙松 郑军


基于产业结构变动的国际经验规律和不同国家产业结构演变的成功或失败案例,经济学界曾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均致力于解释一个核心问题:即产业结构变动的驱动力是什么?为何有的国家可以成功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有的国家却没有。针对这一问题及本文的研究重点,这里重点介绍几篇最新文献,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



(三)硬性及软性基础设施


从数据上看,基础设施投资向内地倾斜的趋势十分明显,对全社会投资的区域结构变动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近十年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分布变化看,以2005年为分界点,东部地区投资比重开始回落,而此后则是内地投资比重开始上升,并且出现内地投资增速持续高于沿海的情况。从FDI投资中也可看到基本一致的趋势改变。促使这一比重变化的重要原因,是先期投入的基础设施改善了投资环境,提高了投资收益,基础设施投资所带来的各区域在投资收益、风险等方面的变化,改变了社会投资的区域选择。从数据上来看,内地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已在持续上升,平均增速也高于东部,去年内陆交通设施建设已接近东部水平,这将为内陆省市承接东部沿海区域的产业转移奠定硬性基础。


第二,然而,不同国家技术水平向全球技术前沿追赶的速度往往会出现极大的反差(如俄罗斯和巴西的TFP增速甚至低于发达国家),这种反差的出现取决于一国所处的不同产业阶段及技术提升的不同路径。具体而言:1)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技术提升的关键是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移到更高生产率的制造业。这个转移部分通过城市化在供给端实现,部分通过出口导向在需求端实现。2)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型则有所不同。技术提升的关键是将现有制造业的生产要素需要转移到更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中、实现劳动力和资本在城市内部的再分配、以及资源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而对新产品的需求可以来自国内或国外。从这从这个角度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之所以在经历快速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与美国的收敛程度分别达到90%、50%、60%之后顺利进入平稳增长阶段,由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实现以上第一阶段的技术追赶和第二阶段的结构转型;相反,巴西、南非、叙利亚、菲律宾在经历类似的追赶式增长,从贫困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之所以出现资源配置效率难以持续改进,增长陷入停滞并落到“中等收入陷阱”,与美国人均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是因为这些国家虽然实现了第一阶段技术的追赶,却未能实现第二阶段的顺利转型,技术的提升后续乏力。


第三,基于中国第一阶段技术的快速追赶以及中国广泛存在的区域差异,最富裕的东部省份目前需要实现第二阶段的追赶和技术的继续提升,从而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转型,而相对贫困的中西部省份仍然继续完成对全球技术前沿和中国东部省份的技术追赶,从而全面提升投资效率,实现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的转型。因此,从最终结果看,中国要想成功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同时进行上述两种不同路径的对全球技术前沿的追赶,这需要东中西部不同省市推进不同的产业政策,实现产业的阶梯式升级。


第二,制造业产业向中部六省和西三角转移。从产业就业结构来看当前我国中部六省和西三角地区与21世纪初的东南沿海、70年代的韩国、50年代的日本、60年代的台湾和20实际初期的美国相似,而接下来这些国家均处于产业结构快速工业化阶段。东南沿海区域土地缺乏和要素成本上升驱动的制造业产业将向中部六省和西三角转移。


第三,西部资源带将成为中国的资源“大后方”。从产业结构来看,当前西部资源带与70年代的韩国、60年代的台湾相似。但由于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的不同,预计中国西部资源带将难以重复亚洲新兴工业国和东南沿海的发展路径。可以参考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智利、中东北非等资源输出国的发展路径,发挥自身的能源优势,例如:新疆、陕甘宁等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黄河、长江上游的水电基地;陕北、蒙西、宁夏和云贵等煤电基地;甘肃、云南铅锌、四川钒钛、内蒙古稀土开发基地;青海、新疆钾肥生产基地等。


(二)推动产业转型的政策选项


为了顺利推动中国的产业转型,充分发挥中国已经变化的要素禀赋的变化趋势,我们需要开启诸多方面的结构性改革,这包括:


第一,推动金融业改革,使金融服务于产业转型、服务于实体经济。为了促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结构转型,金融体系也要改革转型,温州的试点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要加快金融市场多层次建设和推进金融主体多元化参与,从而支持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企业多元化融资需求。中小企业是驱动我国经济转型的先锋军,针对其特点,推动债券创新,发行集合债,垃圾债等,将会为其提供难得的直接融资渠道。此外,还要完善现代融资租赁、直接引用外资、项目融资、商业票据、出口信贷等其他融资方式,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才能有效结局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推动经济转型。


第二,放开行业准入限制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国有集中度高的领域。如果把中国工业行业按照利润率和生产效率分类,国有企业集中度最高的行业多是上游资源和原材料等高利润率行业,也是生产效率最低的行业,如果放松这些行业的准入管制,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将有极大的提升。这些低效率的国有垄断行业分别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另一方面,民营企业集中度最高的行业如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纺织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制品业,虽然效率最高,但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放松行业准入管制,将民营企业引入高利润率、低效率的垄断性领域,是当前最为重要和迫切的促进产业转型的结构性改革措施。


第三,扩大营业税转增值税试点范围优化产业结构。通过税制改革带动企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推动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允许企业把更新改造投资和研发的投入从增值税的税基中脱离出来。这将对企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技术升级,有利于提高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从长远看,增值税扩容将扶植第三产业,可有效避免服务业重复征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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