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地方税务局马鹏(山西省大同市国税局局长)

第二章

深入敌营 从事情报工作

抗大毕业 重返白区

许天民

北京西山无名烈士广场，图片来自网络

1940年9月初,我在“抗大”四分校第一期学习即将结束。一天大队总分支部书记刘结挺找我谈话。他对我说:“组织上已决定派你到永城第四区任区委书记。”他又具体介绍了第四区的情况:“这个区的武装力量很强,区本身就有100多条枪,十几支短枪,还有一个自行车队,支队司令部的领导机关,边区党委就活动在这一带。这个区在保卫领导机关和开展武装斗争方面,是有极好条件的”。

他问我的意见,我说:“我过去是搞地下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的,没有搞过武装斗争,特别是反顽斗争游击作战的知识和经验,我是一窍不通的。地理情况不熟,对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以及当地的风土习俗,也都不了解,怎能完成这样的斗争任务?请组织再作考虑。”

过了两天,刘结挺又找我说:“六支队政治部副主任赖毅同志找你谈话,对工作的安排根据你的意见,可能有所变动”。

第二天,我即往政治部见到了赖毅同志。他住在永城麻冢集一间坐西向东的草屋内。可能是就近取土筑墙关系,房间是外边高而里边低。屋里的陈设极为简陋,除了用一张破旧条桌来办公外,剩下的就是一张用粗麻绳编织的蛛网般的单人“卧床”,充分显示了一个老红军将领的俭朴形象。

我进入房门之后,他十分亲切地让我在条桌边的一个凳子上坐下来。我细看他年约35岁,短小身材,穿一件黑色上装,谈话明快而言简意赅。他问了我在豫西山区搞地下党的活动情况,我说我担任过掩护县委机关的联保处书记和中心学校教员,以职业掩护来发展党的工作。

赖毅同志说:“那很好嘛!你在蒋占区作过地下工作,比较驾轻就熟,看来你还是回到白区去工作吧。”他性情很豁达,处理问题十分果断,况且那时的战争环境下,第一次到部队应是绝对服从的。他的谈话态度,不容我有再争辩的余地。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他又说:“工作任务和有关具体安排,由联络部长任泊生同志和你详谈”。并告诉我任泊生部长的驻地村庄,他又拿了一片用过的废纸,在纸的反面写了很简单的两句话。大意“兹介绍某某同志到你处报到,请接”。下边署名赖毅。我收好了信,就回到了我的住处唐楼。这一夜我的思绪联翩,不能入睡,不知道重回白区的工作性质?工作地点?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等等。我的同伴者有几人?还是我匹马单枪,生活上的接济如何?和组织上的联系如何解决?这些都必须见到任泊生部长,作出明确的布置和交代,才能揭晓了。

次日一早,我从唐楼动身,行程约一小时,来到任泊生同志所住的地点,见到了他。任似为南洋华侨,年约30岁,身材适中,方型面庞,色白微胖,举止文雅,谈吐持重,风度潇洒。身穿浅灰色细布马裤式的军服,腰中佩带着左轮手枪,系着一条崭新的子弹袋,整个穿着贴身而整齐。绑腿也打得错落有致,脚下穿一双帆布皮底鞋。光看这一身装束,当时在根据地里也是独一无二的,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任泊生部长让我在他对面坐下来,我很快把他房内的陈设看了一遍。他的住室虽然也是茅屋草舍,但比较宽敞明亮。桌面上铺着深蓝色的台布,上面摆了四、五个搪瓷军用茶杯,背后的土墙上钉着豫皖苏边区的地图,另一旁挂了一个黑色的皮制公事包。这些陈设用具,当然说不上讲究,但在当时艰苦的战争年代的抗日前线,也的确是不多见的。

他谈话慢条斯理,没有“这个”、“那个”一类重复的句子。语言持重,层次分明,他十分透彻地分析了当前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说明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特点,赞颂了近两年我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讲述了坚持豫皖苏边区抗日战争巨大的战略意义。然后说到,现在国民党重庆政府,反共倒退,倒行逆施,不仅消极抗日,而且积极制造反共摩擦,准备向日寇投降,全面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政权坚持实行一党专政只能愈来愈反动独裁。现在不论是从军事战线或政治战线上看,我们都迫切需要加强在友军中的工作,加强我们的军事联络工作,以随时了解和把握蒋介石军队的政治和军事的活动与动向。密切注意国民党军队内部不同派系的矛盾和斗争,及其对抗日的态度,特别要高度警惕他们的投降活动,警惕他们对我根据地的军事布置和武装进攻,使我们能够得以及早防范或及时加以制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我抗日根据地,才能争取时局的根本好转,把抗战的局面和长期斗争的革命形势,坚持下去。

他倒了一杯开水放在我的面前,谈话就由此转入了正题。他说:“驻在郑州的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孙桐萱,还兼豫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所有在豫皖两省活动的河防游击部队都是归他指挥的”。他又说:“孙桐萱总部在周口设立了一个“通讯处’,又在涡阳设立了一个通讯分处’。这是两个专门在豫皖边区一带搜集我新四军六支队的活动与军事情报的特务机关。“涡阳通讯分处的负责人是第三集团军的少校参谋谢励新,谢本人住在周口。涡阳通讯分处’原是我地下党员、现在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的田瑞珍代理谢的职务在涡阳负责。几天前,田来过根据地谈了他所在这个“涡阳通讯分处’机构内部组织情况,要求我党派人到涡阳去联系和指导他的工作”。说到这里,任泊生同志眼光炯炯有神地伸出两个手指在我面前比划着说:“这个机会很好,我们要迅速趁机打进去,要利用敌人的军事情报机关来为革命的情报工作服务。这就是打入敌人内部,钻进敌人的堡垒,深入虎穴的反间斗争。你有敌区工作的经验,组织上相信你能够完成这一秘密工作任务。你和田瑞珍的彼此关系,要编造一套合情合理便于对外应付的说词,说法保持一致,不要露出任何破绽。请田给你安排一个可资掩护的职务,从中了解国民党驻涡阳、蒙城一带,涡河两岸的驻军和所有地方游杂部队的军事活动。特别是他们向我搞摩擦进攻、分裂、投降破坏团结的反革命活动的有关情报,要随时报告回来,以保卫我根据地的安全”。

我提出:“今后交通联系怎么解决?”

任部长说:“你先在那里站住脚步,等你脚跟站稳,组织上会派专人和你联系。

我又提出:“如果得到重要的紧急情报,而无可能及时送回根据地,应如何处理呢?”

他又和我作了如下规定:“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可以直接到我驻涡阳联络站(我驻涡阳的公开机关)找站长吴宪同志(解放后,吴任杭州市委书记)取得联系,请吴设法把情报送回来,他可以用电话密语报告回来的。并一再交代和叮嘱说:“这种联系(指与联络站的联系),只能在万分紧急情况下,并在绝对安全可靠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切不可经常使用,以免暴露你的身份。”

谈话完毕,他取出一套灰色斜纹布料短裤褂和同样的布料的一件长衫,还有一双皮底皮鞋,又给了一封署名柳莪青的信件,作为我和田瑞珍见面的介绍信。另外给了我两角边币“流通券”(我豫皖苏边区发行的钞票),为渡涡河的船资。要我立即起程,争取当天赶到涡阳,落实打入敌内的秘密工作部署。

我在通往涡阳的大道上,边走边琢磨,我现在很快要由公开转入秘密,由根据地转入敌占区,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弯子呀!又感到今后任务的艰巨和重大。特别是此去要进入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情报机关,要用两种身份,两种面孔来开展工作,这和我的豫西山区作地下党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也大不相同,必须随机应变,假戏真作,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一些情况,如果应付不当,难免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即使打入进去,得不到重用,得不到信任,能有什么作为呢?特别是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吃喝嫖赌、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我置身其中,今后将如何作到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路上,我反复想到:遇上盘查,问我姓名、年龄、职业,我将怎样回答?如何闯过登上渡船一关?我穿着全新的纯一色的衫裤,应作如何解释?我原籍河南为何一个人来到皖北?等等。不觉来到了涡河南岸的渡口。果然,国民党的军警围拢过来盘问了,他们横眉竖目地问我:“从什么地方来？”

“龙山集。”

“你是干什么的?”

“小学教员。”

“到什么地方去?”

“到涡阳城里?

“有什么事情?”

“找一个同学”。

“他叫什么名字?住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

“他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派驻涡阳通讯分处的主任,名谢励新”。

他们一听说我找的是第三集团军通讯分处的人,就不再追问了。他们点头,意即放行。我走出了闸门,因没有带行李,也免了搜查,而顺利地过了这一关。

我按图索骥,很快在涡阳城内找到了那家旅社,通讯处就设在这个旅社内。我走了进去,登上二楼,正碰上田瑞珍同志(即谢励新的代替人)。

田我:“找什么人?”

“找谢励新”。

又问我:“从何处来?”

“从龙山。”

他面带笑容说:“我就是。”

我随即把带的信交给他,他看后把我领到一间房子里。这个时候,我打量了一下田的模样,高高的个子、满面红光、精神焕发、精明干练,说话一口天津腔。等我坐下,他悄悄地介绍了这个通讯分处的情况,他说:“这个通讯处,是搞军事情报的特务机关。任务名义上是作日伪军的军事情报,而主要是搞涡河北岸的新四军的军事情报。在豫东、皖北一带的国民党驻军,如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新编第七军(汪伪反正的部队,军长先为张人杰、后为宋克斌)及涡河两岸的游击部队,都和这个通讯分处有情报联系。因此,想了解涡河两岸驻军情况及其军事活动与动向是极其容易的”。

田安排我在通讯处担任一个抄抄写写的文书职务,主要是综合各方面报来的军事的、社会的所谓“匪情”资料,分类编写,上报郑州第三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遇有紧急重要情报,则由新七军的电台发往郑州。

关于我和田瑞珍的关系问题,相互确定为抗战前在天津的同学。由于北平、天津沦陷,才转逃来皖北。我在涡北龙山集小学教书,一天来涡阳偶然和田瑞珍相遇。在相互关照下,被田邀来参加通讯处工作。我们坚持这样的说法。

这个通讯分处,有一个中尉侦查队长王厚德,他是安徽界首人,是一个从事军事侦查的老牌便衣暗探,职业特务。他手下有便衣侦查员七、八人。此人阴阳怪气,阴险诡诈。田一再要我提高对王厚德的警惕性,对其一举一动绝不能掉以轻心。果然,我来通讯处后,他对我总是疑神疑鬼,特别对我来自龙山(我六支队的根据地)颇有怀疑,不时刨根问底或当面考查,或者试探,或旁敲侧击。我在思想上早有充分准备,使其无懈可击。后来他向我宣布了一套保密纪律,什么上报情报不准留有底稿;外来情报摘用后原稿须立即焚毁;什么不准外宿不归;什么不得擅离职守,什么去涡河北岸要请假等等。可是不久,这个五毒俱全的侦查队长,因为在涡阳“无毒可贩”,“无私可走”，就带着他手下的爪牙申请调离涡阳,回到周口去了。从此,我们在这里没有了顾虑,可以放手大胆工作了。

最初,情报材料不多,略作整理,即上报第三集团军总部,把留下的底稿秘密送回根据地。后来情报渠道多了,人事关系通畅了,情报材料源源而来。据我记忆,有一次上报第三集团军总部的较重要情报,是我综合新七军、骑兵第二军和各游击司令部报来的有关我第六支队的军事、政治、政权、武器装备、作战士气、群众关系等情况。特别是对我六支队的各级领导人的出身历史、战斗作风、军事指挥才能、个性特点、在军中的威信等列述其详。这份情报名叫“万言报告书”。其材料来源,除各军情报系统秘密搜集,公开访问获取以外,还有骑二军、新编第七军借统一战线名义,派驻我六支队司令部的高级联络人员(如骑二军军长何柱国派其少将高参丙存,到我六支队作联络工我区与我负责同志直接接触中所得的印象编纂而成。其中由于涉及到我军许多领导同志的历史材料,我就先把底稿送回根据地,请我领导同志审阅修改后,再上报郑州第三集团军总部。又一次,我们获悉骑兵第八师马彪部协同汤恩伯所指挥的快速纵队,向我蒙城以北的泮塘集、板桥一带发动奇袭,妄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进攻,来消灭我军主力。这一情报我迅速送回四师政治部联络部,由于情报及时,使我主力部队有所准备,避免了摩擦,减少了损失。

由于情报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军事情报时效性特强,必须不失时机地送到根据地。而我根据地处在日、伪、顽三面夹击之中,处境极为恶劣,我领导机关驻地变动甚快甚大,我们进入根据地往往找不到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为免失时误事,往返徒劳,只好按照任泊生同志所约定的作法,和涡阳联络站秘密取得联系。每天我把当日的情报送往联络站。这种做法本来不符合任泊生部长“不可轻而使用”精神的,但在当时战云密布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又为了保密起见,联络站长吴宪同志特在联络站大门口竖起了一道形墙壁,使我出入有所掩盖,以避免守候的特务监视或发现。但是这种办法毕竟是权宜之计,临时措施,不可能排除它的危险性。如果过于频繁使用,形成规律,就有可能被敌人发现。为防微杜渐,我和吴宪同志研究了一个不见面的情报交接办法,局外人很难摸到规律。办法是在涡阳城内,邻近联络站的教堂、庙宇、学校和公共厕所四种公共场所,在其不显眼地方找一个目标,如墙缝、旮儿或能放进纸球的地方,用粉笔画上标记,使来人一看便知是密藏点。我事先把用隐语暗号编写的情报放置其中,迅即离开。联络站每日派马鹏、老康二同志轮换去取。上述四种地方按一、二、三、四的日期排列次序,往复变换,交替去取,即可圆满完成,也避免了我频繁地去联络站传送情报。同时也方便了联络站随时用电话把情报报告给支队首长及时使用或参考,发挥了秘密情报准确及时的作用。实践证明在恶劣的环境下,这种办法是稳妥可行的。

总结这一段我们的工作任务和进行方式,那就是为了克服投降的危险,争取时局的好转,巩固国共合作所实行的针锋相对的政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允许的条件,打入其情报机构内部,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革命斗争。

这一段情报获取统统来自敌内,其准确性是比较可靠的,但究竟发生了多大作用,有多少使用价值,我是完全不清楚的,到了建国之后,1991年才听胡虹江(原华东局联络部组织科长,解放后任总参情报部广州局长)同志对我说:“1941年涡北的保卫战是十分艰苦的,我们四师被敌、伪、顽三面包围,国民党七倍于我之兵力,截断了我四师的南进出路,使我军北拒南御顽敌,正所谓四面楚歌之势。特别是1941年春的自卫反击战,汤恩伯以十万之众向我包剿,我军实施三个月的保卫战,而后因战略原因,我军转入津浦路东。当时的情报准确,信息及时,我军能安全到达路东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奇迹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可以看到关键时刻的关键情报,它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四师到达淮北后,陈毅军长在淮阴召开了一次会议,对涡北的情报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予以奖励和表扬,发到全军以资学习和推广。但是这个荣誉因我们“特支”远离在豫东,是无法享受的,我知道这一荣誉时,已是五十年之后了。胡虹江同志为此又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在敌人心脏中开花》载入附录。

（未完待续）

夫天下有大勇者，智不能测，刚不能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朕加之而不怒，此其志甚远，所怀甚大也。所怀者何?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

铭曰: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旌。——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主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