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三篇文章主要讲述了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期间，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六军分区主力部队反扫荡的情况，下面主要讲讲第八军分区的反扫荡。

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基本处在第六军分区的东边，活动范围在沧石路以南、津浦铁路以西、滏阳河以北这一片区域。在1942年的大扫荡中，第八军分区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特别是在同一天内相距不长的时间，军分区司令员和政委双双殉国，这在我军的历史上也罕见。

日军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大扫荡

武汉失守以前，华北地区的根据地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冀中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这一片是日军控制华北的核心区，也是我山东、冀南根据地与太行、晋察冀根据地连接的枢纽，同时，也是我山区根据地兵员及粮、棉等物资的重要供应地。

华北敌后根据地最困难的阶段其实是在1943年，由于冀中反扫荡的失败，导致我失去了重要的物资来源，贫瘠的山区供养几十万军队倍感吃力，因而才有了“大生产运动”，才有了“精兵简政”。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以及为了支持太平洋战场作战而发动1号作战，日军从华北陆续抽调了七八个师团去南洋和国民党正面战场，代之以新组建的一些独立大队，我方才渡过了黎明前的黑暗，逐步开始反攻。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军即向北调兵，开始扫荡冀中根据地。其后，一直到42年的“五一大扫荡”前，冀中根据地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成为常态，只是，都没有1942年的这一次规模大。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岗村宁次成功了，而其前面的几任司令官寺内寿一、杉山元、多田骏都失败了呢？

第一、1941年华北平原遭受了严重的旱涝灾害，收成减少，导致我方物资供应不如以往，战士们营养跟不上，体力上打了折扣。

第二、1941年2月，石（家庄）德（州）铁路建成通车。

1902年8月，德国以修建津镇铁路（后南方终点改在浦口而称津浦铁路）支线的名义向清政府提出修筑德州至正定、兖州至开封两条铁路，被清政府拒绝。执着的德国人又以放弃胶澳条约中获得的胶州经沂州至济南的铁路和济南至山东省西界的铁路权益，从而换取清政府允许其在1922年以内修筑两条铁路。

德国人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把触手伸向内陆，通过石家庄至太原的正太铁路，再加上他们自己新修的铁路，连接上胶济铁路，将山西的煤炭、河北的棉花等物资运到青岛，再通过海运攫取利益。

一次大战德国战败后，日本取代德国获得了在山东的权益，也因此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时这条东西向的铁路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石家庄至德州，一个是沧州至石家庄。精明的小鬼子最终确定了石德线，因为此线路最终至青岛港的距离比走沧石线短150公里。然而，由于五四运动，中国拒绝了在巴黎和会签字，之后通过华盛顿九国公约，中国收回了大部分在山东的权益。

1940年5月，石德线动工，11月合龙，1941年2月通车。

石德线上的日军装甲列车

日本此时修建这条铁路，不仅有在经济上掠夺中国资源的目的，还有军事上的考量，即通过这条铁路，将冀中根据地与冀南根据地从地理上隔绝。再通过沧石公路、滹沱河、滏阳河等将我冀中根据地分割。

1942年五一大扫荡，日军正是利用正太、石德铁路，将在山西的第41师团千里机动，给予我方突然打击。

第三、1940年的百团大战持续到年底，之后的1941年，日军对冀中根据地不断地发动中、小规模的扫荡和清剿，我军各军分区部队一直处于战斗中，部队得不到休整和训练，战士们相当疲劳。

通过1941年的扫荡，我冀中根据地被压缩和切割，其中第十军分区已全部变为敌占区，日军已经完成了战场准备。

冀中女民兵埋地雷

五月份正是华北平原冬小麦灌浆时节，青黄不接，此时发动大扫荡让我军无法就地取食，而扫荡结束后正是麦收时节，在根据地的日军据点可以随意抢粮。而如果推迟到秋季，高粱玉米长高了，青纱帐起，那就不是日本人能随意横行了。

由于我军对日军的扫荡估计不足，应对失策，导致反扫荡失败，主力部队被迫离开了根据地。

天时、地利、人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东、西岗村战斗的一些辨伪问题

第八军分区有两个正规主力部队，23团是主力团，每营四个连，30团是基干团，没有营的编制，团部带五个大连。反扫荡开始后，23团一分为三，其中二营负责保卫分区司令部，一营由副团长赵振亚、政治处主任孟庆武带队行动，团长谭斌、政委姚国民带团部和三营。

由于2、3营所有干部全部牺牲，战士幸存下来的极少，因而，23团的团史多是一营的视角，关于23团团部和这两个营在“五一大扫荡”期间的资料极其匮乏。

姚国民政委是东西张岗战斗中唯一幸存下来的领导，也许是这场战斗太过惨烈，而且我军实实在在地走了一次麦城，故而老将军不愿揭开这尘封的痛苦记忆，未留下关于这场战斗的回忆。

姚政委突围后找到了一营，之后又带着一营继续在冀中与日军苦斗，这些以后会写到。姚国民在作为红军战士时就立下大功，活捉了张辉瓒，之后又成为红军总部警卫排排长、连副指导员，担任了朱德总司令的警卫员、司务长。解放战争时，从白山黑水打到南粤广州，抗美援朝的金城战役，率领全师正面攻击，取得大胜，55年授少将，最后职务是装甲兵政治委员。

由于缺乏我方资料，只能通过对日军战报的判读和附近乡亲们的讲述，设法还原此次悲壮的战斗。

根据日军战报，此战我军460人左右。23团是主力团，每个营有600多人，如果再加上团部人员，我军这一股部队在大扫荡开始时当有700多人。

5月12日饶阳县的大小尹村包围圈中，我军有许多部队，其中23团3营也在其中。参考王长江旅长带的警备旅旅部及直属部队、警备一团二营，反扫荡开始时有1000余人，5月10日打了护驾池战斗，5月11日往北25里再次在西河头村被围，说明已经被日军缠住。突围后狂奔100来到大小尹村，此时人员不满700。待再次突围被打散，收拢人员只有300余人（含旅部人员），如果算上失散的8连（27日与营主力汇合时有80余人），那么总计从大小尹村突出来400人左右。

第二篇文章有一个错误，警备旅一团二营的战斗漏了护驾池战斗，这是一场经典的村落防御战，我方损失40余人，依托村落防御工事打死打伤数百日军。第二天的西河头战斗规模更大，还打伤了一架飞机，炸毁了一辆坦克，只是我军在此战也有相当大损失，故而护驾池战斗名声更大，西河头知道的人反而少了。所以二营实际上是一个月内连打了八仗。

如果参考警备旅在大小尹村的突围损失，23团团部和3营在成功突围后也应在400左右。可从5月13日突围到5月28日的东西张岗战斗，其间半个月时间，23团一直在根据地坚持，不可能不与日军发生遭遇，就算小战斗也会出现伤亡减员，因而，参加东西张岗村战斗的23团指战员绝不会有460人。

鬼子的战报跟委员长绝对有得一比，就如网友们对东南某岛的评论，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就靠诈骗了。因而，日军战报中所谓我军有450人是夸大了我方参战数字。

鬼子的《华北治安战》甚至连日期都搞错了。我方则是笼统的说战斗发生在5月中旬，而按照当地老百姓的说法，战斗发生时，“麦稍黄了”。

麦收时是从南到北开割，这主要是因为纬度的不同小麦成熟期也有所不同，有心的话可以注意一下麦收时节高速路上的收割机行驶方向的变化。在我国，麦子变黄的时间大致是：南方5月上旬，华北中南部5月中旬，华北北部5月下旬，西北5下旬，东北内蒙6月初。因而，战斗发生的时间当与日军163联队的战报符合，在5月28日。

日军在战报中夸大了我方参战兵力，而日军参战兵力55人和28个伪警其实是最初与我方遭遇的部队，后期陆续赶来参战的日军部队则被日本战史抹杀掉了，而日本人战报中自己的伤亡数字历来就是个笑话，也就是战斗发生日期是真的。

如果要相信日本人的记载的话，那么“皇军”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损失轻微，怎么解释下面这些日制武器怎么就成了土八路的了？八路如果有这么大能力的兵工厂，小鬼子还敢侵略中国吗？

战斗很残酷，我方最终突围出来的人数非常少。如果按照日本的我方参战兵力450人，战死和被俘近350人，那么我方突出来的有100人，这完全可以缩编为一个连继续活动。警备一团二营从高家庄突围后剩100人左右，缩编为一个连，到参加宋庄战斗时这个连是68人。可姚国民政委找到一营时，并没有将突围人员重组成一个单位的记载。这说明，我23团带3营参加东西岗战斗时人员也就是不到400人。

东西岗战斗在日军方面被作为模范战例来宣传，因而其战报中较详细地记录了战斗经过。从其战斗详述中可知，日军参战的兵力有日军第11中队的全部，第9中队的一个小队，若干骑兵（日军解释称是步兵骑马），还有最后参战左右战斗最终结果的重机枪分队。至于有多少伪军参战，除了一开头的28人，其他没说。

日本人的岛国小民心态，在其战报中就是要缩小己方参战兵力和损失人数，夸大敌方参战兵力和损失数量，这其实是小岛国家普遍的自卑心理在作祟，棒子其实也有这个问题。

日军一个54人的小队编有三个步兵分队，每个分队13人编制一挺机枪。日军相当重视掷弹筒，每个小队编有掷弹筒班，二至三具掷弹筒，使得掷弹筒和轻机枪在日军基层装备的比例达到1：1。日军一个181人的步兵中队辖三个小队，9挺机枪、6--9具掷弹筒，从火力上来说，参战的我军与日军在轻机枪数量上持平，掷弹筒日军有压倒性优势，更何况日军还有关键的重机枪。参战兵力方面日军战报未提到过第11中队是否是加强中队（起码那些个骑兵就不好解释），因而只能按照日军说法计算，也就是250名左右日军和数目不详的伪军参加了战斗。

为什么很少提及东西岗战斗

毋庸讳言，这场战斗我军遭到了失败。冀中反扫荡期间，我军多支部队均遭受过惨重损失，失利的战斗很多。

在此战发生的前一天的5月27日，发生过三场较大的战斗。

一场是警备一团二营先是凌晨在中央村被围，快速突破包围后在下午再次在高家庄被两三千日军合围，最后苦战脱困，损失了200多人。

另一场战斗是在束晋县杨家庄，七分区45地区队也遭遇了1000多敌人的合击，当部队转移到杜和庄的时候，又被敌人再次包围。除胡俊生代政委率领一部分人突出重围外，部队大部分被打散，区队长刘进负重伤被俘。敌军用担架想将其抬走炫耀，刘进区队长数次从担架滚落，故意撕裂伤口，壮烈殉国。

也就是在5月27日的那一天早6点，163联队联队长上坂雄率200日军包围了定县北盯村，对我县大队和民兵曾经打击过日军小股部队，破坏了日军在沙头围修建炮楼的计划而展开疯狂报复。县大队和区小队只是脱产、半脱产民兵，装备差，战斗力弱，只是地方武装。

县大队政委赵树光率县大队战士打退了日军三次进攻，下午时分日军冲入村来，我县大队又依托地道与日军逐屋争夺，之后藏身地道。邪恶的日军挖开地道口，施放毒气，烧杀抢掠，将逃出的村民枪刺、刀砍，放出军犬撕咬活人，把人填入井中。后我定南县长、县大队长带人赶到现场，安置善后，村边的两口水已被尸体填满，最后掩埋尸体上千具，这就是北盯惨案。

第二天发生的东西岗战斗，我方相关资料奇缺。这估计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此战后不久发生的薛村战斗，八分区和23团2营、30团被合围，那一次损失更大，人们也就更关注那一场战斗。二是东西岗战斗敌我双方参战兵力，就算按照日军战报记载的战斗经过反推日军参战兵力，也少于我军或者至多与我兵力相当，结果却是那么惨烈。其它的战斗，多是被数倍、十倍、二十倍的日军合击，而这一仗，可以说败得相当憋屈。因而，幸存的直接参战者没人愿意再去提及这场失败。

交通沟与日军的反制

反扫荡期间的战斗我方大多是被迫应战，看到最多的就是被日军包围后战斗、突围，主动向日军发动进攻的战例不多。

五一扫荡开始后，日军先是用大部队合围，之后反复拉网扫荡，我军被迫分散为一个营甚至更小的规模活动。这样规模的部队虽然行动灵活，但是只能对日军小股部队发动攻击。

由于装备和士兵的战斗技能、后勤、通信联络等方面的差距，我军的作战原则是要达到兵力6：1的优势才有可能达成攻击成功。在第一、第二阶段，日军都是集团进攻，我方根本没有战机。

日军“五一大扫荡”第二和第三阶段界限并不明显，日军的主力一方面积极寻找我军决战，另一方面日军开始在我根据地大建炮楼、修公路。

在古代，十里一座烽燧，五十里一座驿站，这基本上就是部队或者商旅一天的行程距离。骑兵的话，一天50公里，基本与步兵强行军差不多。冷兵器时代最强的蒙古骑兵，其一天的移动距离也就一百多公里，说的是常态，不是个案。蒙古骑兵之所以能做到，主要靠的就是每名骑兵三匹马，并且随身携带高热量的肉干、奶块。唐朝时，吐蕃骑兵更是达到每人四五匹马，自然对唐朝构成了相当威胁。

冀中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在地利上自古就是利于攻不利于守。八路军为了坚持抗战，动员根据地人民改变地貌，除了挖掘地道外，另一个就是挖掘交通沟。

农村都是土路，经年累月，雨水冲刷，路的两边越来越高，路却越来越低。根据地的军民有的利用现有土路进行改造，有的直接开挖，基本上每个村都有一条长短不一的道沟。如果弯下腰，远处根本看不见在道沟里有人。道沟既能用于部队隐蔽机动，又能作为现成的工事。

日军的对策是——修炮楼、修公路、挖封锁沟。日军借鉴了古代的烽燧系统，每隔一段距离（大约10里）修一座大炮楼，驻一个小队左右的日军，炮楼之间用公路相连接，其间还加修一些小碉堡，每座碉堡3--5名士兵。在关键地方有时还会修建一些巨型炮楼，能装一个中队的士兵。

对于炮楼，鬼子就是欺负八路没有大炮。如果国民党把国际援助的那些重武器给八路一些，那些个炮楼就是活棺材。而国民党拿着那些重武器，却屡战屡败，大批的大炮装甲车成了日军的战利品。

鬼子的炮楼用公路连接，这样一旦我军对一个炮楼的日军发动攻击，周围据点的日军就能快速增援。如果我军久战不下又未能及时撤退，反而会遭到四面八方日军的合围。

日军用炮楼、碉堡做点，公路为线，将冀中平原网格化。为了保证公路不被我军破坏，更进一步分割根据地，将我军限制在一块块孤立的网格中，日军又强迫老百姓沿着公路的两边开挖“封锁沟”。封锁沟深三米，宽四米，难以逾越。

从追歼到被合围

东、西张岗村地处滹沱河北岸，此处是饶阳县、肃宁县、蠡县交界地带，从地图看，东西张岗距离5月13日被围的大小尹村仅20多里，滹沱河在其南方二十里处。

滹沱河水面不宽，平常水深两三尺左右，河底是黄沙底，可以徒涉。由于滹沱河经常发水，河两岸成为滩涂地，有茂密的芦苇荡。

日军扫荡时，河两岸村庄的百姓都往滹沱河跑。日军一般是以滹沱河作为部队扫荡的分界线，久而久之，百姓们也摸到了规律。南岸的日军扫荡，百姓们就挽起裤腿跑到北岸，北岸的日军扫荡，百姓就跑到南岸。青壮年三两下就能过河，可是那些老人、妇女、孩童、还有行动不便的病人就遭了罪。

23团带3营在13日突围后一直坚持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半个月时间未被日军合围，估计就是得益于滹沱河两岸复杂地形的掩护以及滹沱河南北日军分属不同部队，行动不统一。

日军在扫荡和清剿的同时，开始肆无忌惮的修碉筑路，当我军经过夜行军进驻村庄休息时，时常与抓夫、拆房、修碉、筑路、挖沟、搜捕我失散人员等敌军遭遇。即便躲开了这部分敌人，却不易避开另一部分敌人，即使躲开了一次，却难以避开第二次，当打击了这一拨敌人后，另一批敌人马上蜂拥而至，部队连续作战，连续被敌人追击，根本得不到休整，减员严重，处境艰难。

这次的失利，估计和之前多次激烈的小规模遭遇战以及连续的夜间急行军有关系，造成精力体力都严重不足。

5月28日拂晓，23团带3营经过夜行军来到东张岗村，东、西张岗相距仅二、三里地。

事实上，在前一天的下午时分，日军已经在肃宁县的海市村附近发现了23团的踪迹，为此还派出了小川讨伐队前往追击。当时，在泊庄是日军第11中队，一个重机枪分队、一个无线电分队、以及蠡县特务队，正配合着大岛工兵中队，修筑碉堡、炮楼和公路，开挖封锁沟。因而，日军那个无线电分队是能够收到肃宁方面的日军发来的情况通报，这让日军能提前有所准备。

套里村与河头村一带，由于滹沱河经常发水，在此形成了许多芦苇坑、沙岗，地形复杂，方便隐蔽。日军如果过来，很容易防守，也可以打鬼子伏击。估计23团是当晚行军来到这一带，第二天拂晓来到东张岗村。

上午八、九点钟的时候，一股日军冲入了西张岗村，这就是日本《华北治安战》所说的此战日军全部参战兵力的一个小队54人及中队长1人，并有28名伪军跟随。

鬼子进村，村里的老百姓就遭殃了。

当时的敌情态势是，日军在北边的泊头有个大据点，驻有日军11中队部及其主力，在其南边的北捻头和西捻头之间的中捻头村，日军正在修建一座炮楼。窜入西张岗的这股日军就是来强抓民夫，拆毁房屋用于建筑炮楼，并抢粮抢吃喝。

百姓受难，八路军不能置之不理。冀中的八路军的兵员几乎全来自冀中大地，23团的很多战士大多是附近几个县的人。看到乡亲们遭罪，子弟兵决定狠狠打击这一股鬼子。

猜测当时谭斌团长的考量是，这股日军只有几十人，我具有兵力优势。此处距离滹沱河仅20里，如果能速战速决，等到周围日军赶来时，我也能迅速撤到滹沱河岸边，利用两岸的复杂地形摆脱日军。

我军立即行动，从东张岗村南出村后先向西后向南机动，我军的企图是迂回到西张岗的南边，再绕到西边，将日军三面合围予以歼灭。

正在我军开始运动时，敌情发生了第一个突变。从西张岗出来了一股日军，向着东张岗扑来。很快，日军就发现了正在运动中的我军。

9:40，战斗打响。

日军见到我军，转头就跑。这股日军是11中队第一小队第一分队，以及6名骑兵。日军的步兵顺原路跑回西张岗村，骑兵则是向南兜了一个大圈子再向西逃跑。

我军原计划是先包围，然后再伏击日军，这一突然变故使得伏击战变成了遭遇战。我军发起了追击。

10:00左右，八路军遭遇第一次伏击。

就在我军追到西张岗南边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兵的排枪射击。

抗战时，很多民族败类给日本人效力，伪军中最让人痛恨的就是特务队。与普通的混口饭吃的伪军不同，这些特务队多是真心实意的给日本人卖命。他们穿着便衣，四处活动侦察我部队动向，抓捕我落单人员。

日军在向东岗头派出侦察班时，估计已经获得了汉奸的告密，知悉在东岗头有我军部队，只是不知我军虚实。

向南逃跑的日军6个骑兵，明显就是起到将我军引入日军伏击阵地的作用。只是，日军的小队长原以为只是小股的八路，没想到却碰上了我军的大部队。

10：30，我军突破日军拦阻，占领西岗头西，完成三面包围。

11：00，日军向西北方向逃跑。

村民对当时的回忆是：

1942年，麦子黄梢的季节。一支八路军的部队路过，在西张岗村刚准备歇脚，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来了，八路军先是撤到村外去隐蔽。日本侵略者在村里扫荡烧杀，八路军又追过来打……当时刘居藏在屋子里没敢出去，只听见外面嚷“插旗”“插旗”，后来听见几声枪响，接着枪声远去了。

鬼子在前面跑，八路在后面追，从上面的地图可看出，西张岗村正北1200米左右是西谈论村，我军沿着道沟很快就追到了西谈论村的西边。

眼看快要追上，突然，八路军遭遇了第二次伏击。日军从东边的西谈论村（第2小队）向我军射击。而向西北逃跑的日军这个时候也转回身向我军发起反扑。

局势变得复杂了，23团3营遭受了日军两面夹击。

事后分析，去西张岗的那一小股日伪军中，除了日军第一小队以及28个伪军，骑兵的数量绝对不止6个。按照日军以建制出动来看，应该是一个鬼子的骑兵班。日军在获知在东张岗有我军后，两个分队的日军带同伪军去西张岗南埋伏，6个骑兵随一个班的日军向东张岗武力侦察，剩余的几个鬼子骑兵则赶去其他据点报信。

泊庄是日军第11中队，此处距离西谈论村4公里。从战斗打响到我军在西谈论遭日军伏击也只一个半小时时间，日军要在这么短时间从听到枪声，判明情况，做出作战部署，整队出发，布置伏击阵地，时间上是不够的。而日军援军没有前去西张岗解围却提前跑到西谈论村设伏，就更令人费解。唯一的解释就是日军中队得到了情报通报，而报信的就是没参加行动的那几个骑兵。

日军的部署是，第二小队占领西谈论村，第三小队则在村北设伏。

23团的对策是，一部分抗击东面西谈论村的日军，主力则向西猛攻，同时，派了一部分部队沿来路往南突破，目的自然是保证来路安全。猜想我军当时还未完全放弃歼灭那支在西张岗祸害的日军，企图在保证南撤通道安全的前提下，争取在周围更多的日军赶来增援前达成目标。

战至12点，在我军即将突破西面日军第一小队的防守时，埋伏在西谈论村北的日军加入了战局，从北面向我发动了攻击。我军三面被围在交通沟内。

局势开始恶化，然而很快，更险恶的情况出现了。

12：10，向南派出的部队也遭遇了日军，激战后被击退。我军被敌军四面合围。

中捻头北边的泊庄据点是日军第11中队，中捻头正在修建的炮楼里有日军一个重机枪分队，中埝头炮楼南边，则是日军第9中队的第1小队、一个重机关枪分队、一个无线电分队、以及半数的高阳县特务队的伪军在驻守。

在10：40，第九中队的小队长胜浦良夫率领这些日伪军紧急出动，刚好遇到了我向南派出的部队，将我军击退后直接向北压来。

事后来看，由于汉奸报信，我军原计划的伏击战变成了遭遇战，已失先机。在攻破敌军第一小队防线，追击到西捻头村遭到伏击后，此时应立即放弃攻击，全军撤回，退到滹沱河北岸，那个时候是最后的机会。

周围日军据点林立，战斗必须速战速决，如果拖延，就算最后能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也难免被增援的日军缠上难以脱身。

当时的我军被敌军压在道沟里，东边的日军占据着西捻头，道沟的南北是大平原，此时正确的突围方向就是沿着道沟往西打，冲击被我打了半个上午的那股敌军。从事后的结果看这反而是最坏的突围路线，因为新出现的情况是我军没能提前掌握的。

经过20分钟的冲击，我军付出15人阵亡的代价冲破了日军第一小队的防线，沿着道沟向西撤。就在我军前进了1000米，即将甩开日军时，一道拦路虎挡在了面前。

日军扫荡后，开始修建据点和公路。泊庄驻有日军第11中队，向南在中捻头正在修炮楼，而在距离泊庄10公里外的李岗镇则是日军第三大队的主力，李岗往南就是饶阳县城。日军扫荡的后续方案就是修建炮楼，再用公路连接，而这条从饶阳县城往北的公路刚好把西谈论村到北捻头的交通沟拦腰截断。

我军要继续西撤的话，必须翻过公路，然后再下到交通沟。好在此时日军的工程还未完工，封锁沟还没完全挖通。然而，前面一直提到的在中捻头未完工的炮楼里驻有日军一个重机枪分队，装备两挺重机枪。

东面的枪响了后，中捻头的重机枪小队长武田彦雄少尉立即带着两挺重机枪赶往战场，恰好遇到了带着中队指挥班赶来的第11中队中队长滨坂进。

滨坂中队长在率领2、3小队到达西谈论村布置好阵地后，通过交战他发现碰到了八路的正规部队，于是他立刻想到了那个重机关枪分队。他判断我军被合围后必定只能沿着道沟向西撤退，而遇到公路和道沟的交叉点时只能选择翻越公路，因而他带着重机枪就来到了交通沟断头处，将重机枪布置在公路东边一个几米高的土堆上。

战士们从道沟出来，刚刚翻上公路，立即有几十名战士被重机枪打倒，剩余的战士被迫退回道沟，被重机枪压得抬不起头。

村民回忆：“北面有一挺的机关枪，冲着八路军不停地扫射，看见八路军跟落枣一样，一个一个倒下去，太惨了！”

无疑，这两挺重机枪对战局的最终结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时的23团3营已陷入绝境，如不能尽快突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日军赶来。

八路军首先组织了向重机枪阵地的决死冲锋，战士们前赴后继的冲锋，终于有几位战士冲到重机枪附近，投出了手榴弹，日军的儿玉曹长和富坂一等兵被炸翻，然而，还未等战士们第二颗手榴弹投出手，纷纷被打倒。

东面的敌人有村落，西面和南面被日军的重机枪呈一个扇面封锁，我军只能选择向北突围。北面是日军11中队第3小队。

突击还未开始，日军的第3小队小队长日笠博少尉被我军战士一枪爆头，只是，由于我方几乎没多少幸存者，关于这位神枪手的信息无人知晓。

12：50，趁着日军的混乱，我军发起了冲锋。正面是日军的第三小队，而日军的重机枪也从后方向我突击部队追尾射击，造成我很大伤亡。我军冒着巨大牺牲往前冲，与日军缠斗在一起。

终于，第3小队顶不住了，派汉奸向上面请求增援。日本人虚荣心很强，他们管请求增援叫做“请求作战指导”，这与委员长的胜利转进有得一拼。

滨坂中队长从第2、第1小队抽调了兵力，将自己中队部十几个人也派了过去，身边只留了两个人。甚至，在日军的战斗详报中还出现了“第八中队长”，由于日军的战报隐瞒本方参战人数和伤亡人数，想通过日军战报还原战场相当困难。

日军增援部队的到来让北面日军稳住了阵脚，我军多次冲锋甚至白刃战都被打退。此时，日军的漏洞也出来了，那就是南面，由于抽调援兵增援北面，南面的防守就薄弱了。

1：30，我军先向北，继而向南，分兵突围。

向南突围的我军由团政委姚国民带领，突围过程中再次遭受了那两挺重机枪的侧击，甚至在我军突围后，日军的重机枪射手还不停地向南转移机枪，向我军吊射。我军在付出巨大伤亡后终于突破了日军第9中队第1小队的防线。

紧接着，日军派出左右两股追兵。从日军绘制的战斗详图上可看出，我军连续派出了三个班的断后兵力，最后一个班牺牲3人后日军再无力追击。

由于日军将大部分兵力移向了北面，我军在这一个方向的突围没有成功，部队又被压回道沟。战士们砸碎了电台，烧毁了密码本，迎接最后的战斗。

最后的战斗不得而知，根据村民的描述，战斗又持续了几个小时。

日军的缴获里有两挺重机枪，却没有轻机枪。这说明，往北突围的部队其实就是准备为了南面突围的部队而牺牲，他们把轻机枪全部交给了向南突围的部队。

战后，日军抓来附近村庄的老乡来掩埋尸体。老乡们回忆，这场战斗八路军牺牲了二三百人。他们把战士的遗体拉到一起，摆三四层尸体埋上土、再三四层尸体埋个坟头，大概四五个坟头吧，长长的一溜紧挨着。

当时还有些伤员也被老乡们装在车上，悄悄告诉他们别出声，埋在最边上，薄薄地覆一层土。到了晚上再去把伤员偷出来，运到西张岗村边的一片苇苘地里藏起来。早晨有人拿着篮子装上鸡蛋米粥去送饭，却发现苇苘地里一个伤员都没有了，也不知道是转移了还是又让抓走了。

除了西张岗芦蒿地里的伤员，西谈村村北当时还有个废弃的砖窑，有老乡把几名八路军伤员，隐藏在这个破窑洞里。日军走了以后，还派了几名妇女轮流送饭送药，一直到伤员们能动以后，才都出发去寻找部队了。

还有些战士，借着麦田的掩护，成功跑出了包围圈。

第二天，鬼子又回来了，搞了个所谓的超度仪式。其实，鬼子的真正目的是寻找团长谭斌的遗体。日军通过拷打战俘得知八路军团长牺牲，第二天就过来重新将烈士们的遗体挖出，经辨认找到了谭斌团长的遗体，运到西谈论村单独埋葬。

不过，被俘的战士们至死也未把团长的真实姓名告诉鬼子。

《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四卷第1218页：“三营由团长谭斌、政委姚国民带领进行反扫荡。在饶阳东西张岗被敌合击，激战多半天，日军有较大伤亡，三营也伤亡惨重，团长谭斌同志牺牲，政委姚国民同志从敌人火网中冲出来幸存，部队除伤亡以外，部分被敌打散，冲出敌人合围的同志很少。出来的同志有的未找到部队，有的找到后跟随部队继续战斗。团政委姚国民同志冲出后找到了一营，带领一营继续坚持反扫荡斗争。”

诚然，在东西张岗战斗中我军在战术方面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在面对强敌，面对突然而至的不利境遇，我军战士们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值得我们后人永远铭记、永远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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