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性原则论文选题背景(关于谨慎性原则应用问题的探讨论文)

王丁

茨默教授在中山大学讲学（2014年）

吐鲁番1981年出土柏孜克里克回鹘语摩尼教文书81TB10: 06-3

2013年茨默教授在“中山大学宗教史讲坛”的讲座海报

蔡鸿生先生、茨默先生、张小贵教授

森安孝夫在德国柏林科学院第七十二届高昌讲座上，茨默教授主持，右起第三人起：Röhrborn、Sander、Schwartz、Raschmann、Wilkens等（2014年，http://turfan.bbaw.de/bilder/collegiumturfanicum2014）

茨默先生的学术贡献

茨默先生精通多种古代中亚语言，也通古汉语，这方面的能力帮助他解决了很多突厥回鹘语特别是佛教经典的困难问题。在世俗文书方面，他也有非常精彩的发现，如对来自汉地民间的“五更转”回鹘语译本的勘定。尤其令我钦服的是，他在一组很小尺幅的残片中发现有《管子》的回鹘语译文，这个难度非常大。

吐鲁番文书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宗教内容，涉及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在这三大领域茨默先生都下足功夫，逐一攻坚。因为他博士论文做的是回鹘语的摩尼教文献，在1974年还出了一本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的合集，对这方面的上百件文书做了全面的搜集、鉴别与释读，书后附文书图版，成为学者必须参考的基本文献。佛教残篇是他下功夫最多的领域，著述也最多。景教材料相对较少，难度更高，在这方面，茨默先生是世界范围内对吐鲁番景教研究最多的学者，集大成之作为2015年在美国出版的《中亚出土的古突厥语东方教会文献》（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iscataway: Georgias Press, 2015）。

茨默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无法详举。有两个特点也许可以提出来，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详。一是他的著作具有科学性，一种具有可检验性的实证科学性。他的论证从来都单刀直入，不反复假设、迂回论证。我想这也许跟他最初选择化学作为专业有关，这种理科素养贯彻到人文学科的研究中，结果只能是提高文科研究的精确性。这一点，是在我回头看当下很多文科著作时感触尤深的，森安孝夫教授也提出“理科史学”这样一个类型，可为实证派文科学者的纲领。二是他有发现而后作文，所以每篇文章要么是公布他作出解读的材料公布，要么是老问题的新解说。这其实也是自然科学工作的基本要求。古人云，“修辞立其诚”，没有求真务实的诚心实意，只是故作摇曳，纵有宏大叙事之势，无攻城拔寨之实，到底是不能在科学的专利局存下获得批准的发明的。

年齿愈尊，文章愈短，虽短而味深，小中却见大。这似乎是一条学术定律，在茨默先生身上也有体现。他治学六十载，全部吐鲁番回鹘语残片都印刻在脑海中，很多问题一直萦绕于心，真积力久，往往一朝宿疑顿解。我喜读这些精彩的短篇作品，做过一点翻译，如《古代突厥人的酒》（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突厥语Sart一词流变考》（Sart即“萨宝”；许全胜等主编《内陆欧亚历史语言论集——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古突厥语的纺织品名称》（尤小羽译，王丁校，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五辑，2020年），其他如《香炉考》《项链考》等名物考证诸篇均是，有必要一一译出，结集出版。

茨默老师

身为科学院的研究人员，茨默先生的本职工作是研究、写作、策划德国国内和国际的学术合作项目。他也一直跟高校保持密切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教课，这也是由洪堡倡导的科研与教学并举的传统，在大学一方应有志于研究，在科学院一方应联系教学实际，把最新的成熟成果传递出去，培养学术新人。1994年起，茨默兼任柏林自由大学的客座教授，有一段时间还代理过突厥学研究所的所长。在这段时间上海交通大学的陈浩老师曾经从学于茨默教授。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吐鲁番出土的数术文书整理研究，导师是冯孟德（Erling von Mende）教授，论文写作则是在科学院完成的，当时跟宗德曼先生听伊朗语的几门课，另外也为准备景教研究的基础，学了拉丁语和圣经希伯来语。茨默先生学术兴趣很广，他往往是先不耻下问，问我一些古汉语的问题或者我貌似熟悉一点的东西，其实他对那些问题已经有相当的研究、探索，不过是想得到一个印证或更多的例证。久而久之，我跟他渐渐熟悉，到后来他甚至建议我不再称他Herr Zieme，直接指名不道姓，叫他Peter。这一点我至今都做不到，但不敢完全违命，所以采取折衷方式，先称Peter，之后说话、行文仍然用“您”（siezen），绝不敢说“你”，毕竟他是我从前敬畏、现在敬爱的师长。满族人、北京人在家里对长辈不也是都称“您”吗？

我的博士论文序言花了一些篇幅写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所到过的新疆南北道各处遗址，这类在外人属于不太容易掌握的冷知识，地名之小无处查考，何况还是用拉丁字母转写。但在未刊的德国探险队档案里有很多相关材料，可以比勘确定。这些遗址体现在德藏吐鲁番文书的早期整理者制定的“发现地编码”（Find-Sigel）中。写作这个部分，得到科学院吐鲁番所几位师友的大力帮助，其中以茨默先生、宗德曼先生赐教最多，毕竟他们对经手的所有文书都了若指掌。宗德曼先生的论文《以语言文献学的手段完善、补正考古工作：吐鲁番文书的个案研究》（Completion and Corr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Work by Philological Means: The Case of the Turfan Texts. In: Histoire et cults de l’Asie Centrale préislamique, P. Bernard, F. Grenet eds., Paris 1991, pp. 283-288）就是使用这类信息而写成的。茨默先生也经常以发现地编码作为参考，推证文书出土地与文书内容的关联。

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时常给茨默先生看一些部分，请他提意见，后来就成了习惯，让他都看，再后来他干脆说，你把写出来的尽早给我看，这样来得更快。我发现，他这样做，对学生最大的好处是：有错尽早改正，免得一路写下去，重复同样的错误，或者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这包括德语表达错误，几百页非母语写作者的论文，改下来是占用了他很多宝贵时间的。偶尔有德国人对本人的德文德语予以谬奖，我心里知道，茨默先生也义务承担了语文老师的角色。

我的第一篇吐鲁番学习作《Ch 3586：契丹大字残篇考》也是在茨默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文书中夹行书写的回鹘字是由他协助释读的。当时在柏林科学院客座访问的卡拉（Kara György）先生也是契丹语言文字研究的专家，一起讨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笑话：我的契丹材料都存在电脑里了，到哪里都跟着我。也许哪一天梦里福至心灵，我突然就懂契丹语了。你的发现重要，继续努力，破解语言，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卡拉先生是李盖提教授的学生，也就是伯希和的再传弟子。能够有机会在科学院、在茨默先生那里接触到东方学的正脉，我深感欣幸。

最近两次见到茨默先生，一次是2018年6月在日本，一次是2020年6月在德国。从2012年到18年，茨默先生因家人在日本工作，他也随同常住日本，展开了繁忙的退休后工作期，也是他的一个学术高产期。临近告别东京的时候，东洋文库梅村坦教授准备办一个送别活动，给我来邮件，建议我去给德国和中国同人代个表，顺便在东阳文科做一个讲演。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坐飞机去听茨默先生的Farewell Speech，会晤日本师友。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讲座那天，不仅有主人梅村教授热情主持，气贺泽保规教授也到场指教，老朋友松井太教授甚至特意多在东京停留两晚，等待这个活动举行。那次我讲的题目是《屏南文书的发现与摩尼教研究》，也在圆满完成这次讲座任务之后，迅速成文，将全部材料完整发表，以答关心这批新材料的国内国际同人。

2020年柏林再见茨默先生，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已身染重疫，德国也是半封闭状态。打电话的时候，我得知茨默夫人不甚愿意他出门，因为当时大家都还没有注射疫苗。他执意要进城会面，遂骑自行车到轻铁站，乘车进城，会面地点是老地方：寿司店。餐后，他建议我们一起去科学院看看。他退休后仍然时常去研究所，还有门卡。我们从后门走进去，办公室走廊都是黑的，古老永动的Paternoster电梯也终于停歇不开了，我们从楼梯走上去，到了研究所，看到还在办公室坚持工作的Alisher Begmatov博士，握手寒暄，互道珍重。

茨默大师

前些年，在一次《上海书评》的访谈（《高田时雄谈敦煌学》，2009年2月22日）中，高田时雄先生对国际敦煌吐鲁番研究曾做过一次巡礼，以往百年早着先鞭的东西方各国情形不容乐观，“日本搞敦煌学的越来越少，应该是与日本汉学的衰落趋势有关。其他国家也差不多，英法就是，因为他们的敦煌学主要是为整理、编目的必要兴起的，这个工作做完了就没有了。欧洲几个国家中只有德国还好”，德国似乎一枝独秀，所指的正是宗德曼、茨默两位大师开创的Turfanforschung盛业（在国际学界，敦煌学、吐鲁番学是不分家的，即使在只提敦煌学这个名目的情况下，吐鲁番研究也是包含在内的），不仅编辑出版目录（《德国藏东方写本注记目录》Verzeichnisse orientalischer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VOHD的伊朗语、突厥回鹘语等语种的吐鲁番写本系列）、专刊（《柏林藏吐鲁番文书》Berliner Turfan-Texte/BTT），还在柏林科学院设有专门的吐鲁番学研究所（Turfanforschung BBAW）以及挂靠德国几所高校或科学院的写本编目分支机构。由英国发起、多国参与的“国际敦煌学计划（IDP）”数字化项目，就完成程度而言，德藏部分最为完整，维护精良，得到好评。这是德国“工匠精神”的一个体现，“德意志彻底性”（季羡林先生对deutsche Gründlichkeit的译法）的实例。

茨默先生是公认的大师，成就之大，成果之既高产又卓越，不免令人有仰望宫墙之感。作为多年追随他读书问业的晚辈，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他的勤奋有恒、下扎实功夫，是令我这个“年轻人”既佩且愧的。他已是欣开九秩的老人，每天依然抓紧做功课，任何事情都不在手头停留，尽早一次性完成，就一个问题，往往在一天之内数次邮件往返，不落实不止。发邮件给他，最迟是第二天就能得到回复，除非碰上周末，他是基督徒，遵守风俗，周末一般略作安息停顿，所以仍然是有恒的。

茨默先生向我不止一次说过，他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探访河西的萨里回鹘故地。这还有待实现。在民大讲学期间，他曾利用周末时间和意大利学者Pierre Borbone前往泉州参观晋江草庵摩尼教遗址，两位不谙汉语的外国教授在机场打车，几几乎没有一个司机知道摩尼教草庵所在，所幸最后出现了明白人，协助指点路径。此行来去匆匆，未能参访其他遗迹。近年闽东地区的民间写本中发现的大量摩尼教因素，也在第一时间引起他的兴趣，并于2013年命我在柏林科学院的“高昌讲座”（Collegium Turfanicum）做过一次介绍（Neues zum Manichäismus in China）。蒙元时期吸引了众多高昌回鹘人的东南地区还是茨默先生不甚熟悉的。我希望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封闭、阻隔状态快快解除，好让他能尽早重访中国，从泉南到天山，我陪他好好走一趟。

2022年4月19日是先生的八十华诞，诚愿仍骑二八横梁大自行车、仍然耳聪目明、仍然高产、仍然与时俱进频繁更新他在国际网络学术平台academia.com账户并在此首发论文的福乐智慧茨默教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Sadu sadu qutlug bolzun！

附录：茨默教授简历

茨默（Peter Zieme），国际著名突厥学家，古代突厥语与中亚宗教史学者。1960年至1965年在柏林洪堡大学主修伊朗学、突厥学，1965年至1969年在民主德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课程，1969年获得洪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留科学院东方所工作。1970年进入民主德国科学院古代史与考古学中央研究所古代东方室工作，1993年转入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2001年至2007年间担任该所所长。1994年起任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当选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匈牙利科学院荣誉院士、法国亚洲学会荣誉会员、土耳其突厥语学会荣誉会士、英国学术院院士及多个国际学术专业委员会成员。

研究重点是整理研究中亚发现的各种文字书写的古代突厥、回鹘语文本，涉及佛教、摩尼教和景教（主要是公元九世纪至十四世纪回鹘王国时期）。另一研究领域为回鹘语社会经济文献与词汇学。主要著作有：Manichäisch-türkische Texte（《摩尼文字书写的回鹘语文献》，1975年）；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密教回鹘译本残篇》，1976年）；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回鹘佛教的押头韵诗》，1985年）；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与社会》，1992年）；Altun Yaruq Sudur. 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回鹘文本〈金光明经〉序与第一卷》，1996年）；Magische Texte des uigurischen Buddhismus（《回鹘密宗文献》，2005年）；Fragmenta Buddhica Uigurica: ausgewählte Schriften（《回鹘佛教碎金——茨默论文集》，2009年）；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中亚出土古代东方教会回鹘景教文献》，2015年）等，数百篇用德文、英文、法文、日文、中文、土耳其文撰写的论文与大量书评。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