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黄花岗税务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金城江。那时，如果村里谁到过金城江，全村人都会觉得此人十分了不起。而在金城江街头走过一圈的人就更是感到万分荣光。他们在说到金城江三个字时，就会很滑溜地省略掉一个字。有的念成金城，有的念成金江。没到过金城江的，是没有资格省略的。

到过金城江的人，回来都会说很多金城江的故事。比如，金城江的街道很多，你要是不机灵就会走失，永远回不了家，就会变成金城江街头的叫花子。那时，叫花子在没到过金城江的我们的心里，只是传说，从没亲眼见过。到过金城江的人会接着说，金城江的叫花子往往就躲在粉店的旁边。你买了一碗粉，才放在桌上，一个叫花子就会从斜刺里冲过来，朝你的碗里吐一口叫花子的唾沫，然后笑着在一边看你的反应。你当然不会再吃叫花子的口水。于是，那一碗香喷喷的米粉就只能让叫花子唏哩呼噜地吃光了。

于是，很多没到过金城江的村里人，都在暗暗地做好准备，哪天到了金城江，一定要像侦察兵一样，买了粉之后，看好四周，守住米粉。那时，一碗米粉也是奢侈品。

我第一次到金城江，也是带着这个思想准备过去的。那一年，我十岁，要到金城江的二医院住院治病。当祖父向我宣布，要带我去住院时，虽然我很怕住院，但想到以后回来也可以像某些人一样，说到金城江时，有资格省略一个字，心里的激动就多于害怕了。

事实上，我在金城江二医院住了近两个礼拜，直至出院的前一天，才在姨妈的带领下，挤着公交车来到金城江市区。我看到金城江的房子和大街时，内心十分紧张。姨妈把我带到文化宫（现在的帝王广场），就找她的同学去了，让我在文化宫那里自己游玩。我怕走丢，只是在文化宫的宣传墙前，反反复复地看着板报。直到姨妈过来，便又挤着公交车回二医院。这次到金城江，我对金城江的印象就是：有个很大的二医院，有个文化宫，坐公交车要两角钱。我左右顾盼了好久，也没见一个叫花子。后来才知道，关于叫花子的情节，完全是那些人吓唬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人的。

后来我又知道，金城江还有旅舍。我初中毕业后，在家无所事事，就跟别人学画，想考艺术学院。当时，河池地区考艺术学院的考生，都得到金城江考。考场就设在文化宫。如此一来，我就得在金城江住几天旅舍。为了节约钱，我和另外一个同伴在金城江的街头走了大半天，最后在一家木楼旅舍住下了，每晚八毛钱。这个旅舍的楼上有镜子、公共厕所。后来我看当年丰子恺滞留金城江的回忆时，所描写的旅舍与此相差无几。彼时，由于日寇飞机对宜山狂轰炸，浙江大学迫于形势，不得不西迁贵州。在浙大任教的丰子恺带着家人从宜山辗转来到金城江，欲买车北上都匀。岂料，时局危急，总雇不到车辆，而手头经费也越来越少，急得大画家无计可施。但天无绝人之路，金城江旅舍的老板居然认识大画家，就对丰子恺说，如果无车北上，日军打到金城江时，就跟他躲到乡下，然后进山画画。丰子恺这才松了一口气。后来，老板说，其父将到七十大寿，想请丰先生写个寿联。丰子恺爽快答应。由于用的是刷金纸，墨汁干得较慢。丰子恺叫老板拿到门口晒。哪知，才把对联一铺，迎面来了一个识货的，说这不是丰子恺先生的字么？于是，就跟丰子恺见了面。此君姓赵，浙江人，当时是金城江油站的站长，可以搞到车，把丰子恺一家送到都匀。当然，他还让丰子恺画了一幅画送给他。我想，如果那幅寿联和那一幅画保留至今，恐怕比金城江的一座大宾馆还值钱。可当时神州板荡，离乱之际，哪有谁会在意这件事。

那个时期，不止丰子恺在金城江一筹莫展，巴金等大师也曾在这里坐困愁城。这些文化大师，都从大都市向大后方撤退，从湖南，转经桂林等地过来，最后居然在金城江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城里聚齐。若是和平年代，这么多大师一齐光临金城江，那绝对算是一场文化史上的盛事。可当时逃命之际，丰子恺急着拖家带口乘车北去，而巴金先生却来到老河池，并在老河池的小旅馆里翻译了王尔德的作品《自私的巨人》。巴老还在这里写下了两篇散文。尤其在最后一篇文章里，我们完全可以读到巴老在离乱时的心境，更读到了巴老对老河池人民的感激之情。他在《河池》这篇短文的结尾写道：“‘明天我就要踏着你们的汗迹、血印往前走了。可是我又有什么报答你们呢？’我揩着眼泪低声说。不仅是我，许多经过这条公路的人，都应该拿这样的话问自己。”当时，经过金城江逃难的人如过江之鲫。

据说当时在车站里等车的人，有很大一部分是香港那边来的人，他们都在胆战心惊地谈论着日军在故乡的暴行。由于情况危急，大部分人并没能乘车北上，而只是就地疏散。直到2005年，我参加了一项抗战调查活动，才知道当年部分滞留金城江的难民，最后都辗转到了我的家乡环江下南。当时下南一带较大的村寨都收留了从不同地方来的难民。这些难民中，有的来自上海，有的来自广东，有的来自湖南。这些人中，有当时的社会名流，也有作家、教授。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一个是陈荡，是上海来的作家；一个叫徐维扬，是黄花岗起义敢死队的队长。徐维扬在下南落脚之后，赋诗一首：“桃源寻觅遍尘间，到此安然乐不还。天赐武陵开大道，敌人何敢犯仙山。”还有一个是美国飞行员，也是从金城江一路逃难而来的。当时毛南族人把他安排在下南税务所的洋房上——这是当时下南最豪华的房子。老人们回忆说，每到街日，这个讲英语的飞行员就从楼上的窗口上探出身子，对着街上的毛南族群众挥手致意。我这才知道，神州板荡之时，毛南山乡曾经与金城江一道，共同承载着当时的苦难，收留了从四面八方逃奔而来的各地同胞。抗战胜利后，这些从金城江转到下南的同胞们，又都离开下南，到金城江乘坐火车回家了。

不过，仍然有一个人留了下来。

逆着她的来路，再往前推四百多年，即明朝的万历年间，也有一个湖南人，在金城江怅然数日之后，一路跋涉，几经辗转来到毛南山乡。这个人就是我们毛南族谭氏始祖谭三孝公。谭三孝后来在毛南山乡成家立业，子孙分居毛南八疆，最终使谭氏成为毛南族首屈一指之大姓，河池各县市均有其后裔分布。谭三孝在河池的经历，被编进毛南族著名的长编叙事诗《始祖颂》里，至今传唱。我想，我们毛南族人之所以特别向往金城江，一定与始祖曾盘桓金城江有着不可切割的关系。他跟后来那些难民一样，把这个桂西北小镇当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驿站之一。

毛南族人对金城江的向往之志，百折不回。前些年，我到环江上南采访时，看到一个人工隧道。该隧道便在明权村前。20世纪70年代初，村民们苦于要翻山去种那十几亩地，于是就想把村前那座山打出一个隧道，直通山那边的耕作区。可是挖了几个月，才知道挖隧道的难度实在太大了，甚至比愚公移山的难度还要大。于是，大家都气馁了。后来，队长说，我们继续挖吧。挖通之后，我们从隧道里骑单车到金城江，只需要半个钟头，以后我们赶街就赶金城江。大家一听，立刻又都信心十足。他们从1970年，一直挖到1977年。其间世界格局千变万化，但他们挖洞的决心从没有改变过。在我走过那条隧道时，这个村子里已经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那个当年誓言从隧道里骑自行车去金城江赶街的队长，已经老态龙钟。但他的儿孙们，一个又一个开着车通过这个隧道直达金城江。他们现在要去金城江，是说走就走，说回就回。毛南族人几百年来对金城江的渴望和向往，他们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我想，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村子里，一定会骑着自行车去金城江赶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