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新常态下的财税体制改革(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经济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庆旺阐释了对现代财政制度的思考。他认为，形成现代财政制度应贯彻3个原则，即公平、效率和法治。这三者既有互动性)，也有互扰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三常态者的优先顺序也不一致。比如，完善现代税收制度，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的阈值在哪里，如何建立有助于财富分配公平的地方税新体系常态，财随着产税能发挥什新常态么作用等问题，在探讨时都应秉持这3个原则，并思考其优先顺序。

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吕炜探讨了央地财政关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下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这既是基于已有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的原则性指导增长。从财政角度进行央地关系进入的研究，更多是观察地方政后府如何发挥作用，很少观察经济中央政府。应从更全面、完整的角度认识央地财政关系的动态变化，尝试把中央政府置于分析框增长架中，观察央地之间的特征事实和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从国家治理层面，思考制度进入设计和安排的原因。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强调，发挥财税政策支持保障作用，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体制改革。这是一项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可划分的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到2030年碳达后峰目标的实现，主要运用财税政策的激励和经济约束作用，推动能源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向低碳转型；第二阶段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实现，一方面，通过完善税制，健全碳排放伴随权交易市场，财税为低碳经济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利用财税优惠政策，支持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伴随。他还提新常态出了4条减碳路径：加快构建清洁能体制改革源体系；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下发展绿色低碳技术；发展自然碳汇。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陈彦斌认为，中国的很多宝贵实践经验都表明，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策合一”财税是有的实践基础的。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实上已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有以产业政策为抓手的增长政策，还有五年规划、“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种超长期增长战略随着部署。近年来提出的跨周期调节，是寻找短期和长期之间更优的政策。通过不断修正“三策合一”理论，进一步创新与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并上升到可以国际交流的一般性理论，帮助解决因为结构问新题导致的重大经济和金融危机。

本文刊发于《中国税务报》2021年12月15日B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