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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调查团参观武汉大学始末

众所周知，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继而在很短的时间内陆续侵占了东北全境。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无力抵抗，只能向国际联盟提出控告，将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在国联的干涉上。应中国政府的一再要求，国联理事会在当年年底最终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的基本情况。1932年1月，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以英国人李顿（Victor Bulwer Lytton）伯爵为团长，美国人麦考益（Frank Ross McCoy）中将、法国人克劳德（Henri Edouard Claudel）中将、德国人希尼（Heinrich Albert Schnee）博士、意大利人马柯迪（Luigi Aldrovandi-Marescotti）伯爵为成员的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随后，该团先后访问了日本的东京、大阪以及中国的上海、南京、汉口、北平、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当年10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正式发表，该报告虽然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拒绝承认伪满洲国，并在1933年2月的国联大会上获得通过，但由于日本方面拒不接受，甚至因此而退出国联，这份报告最终也就成了一纸空文，根本就无法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变本加厉地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活动。

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接踵而至的国难深重关头，也是一部分中国人忍辱负重、争分夺秒地坚持进行各种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艰辛时刻。当时，华中地区的最高学府——国立武汉大学正在武昌郊外的珞珈山一带兴建新校舍，虽然这项规模宏大的建设工程先后受到了长江大水与国难突发的不利影响，但举校上下团结一心，咬紧牙关，终于在1931年底完成了珞珈山新校舍的一期工程，并于1932年春迁入新校舍开学上课。随后，“珞珈既声誉日隆，自引起国内外的重视。其著者为当时国际联盟调查团之远来珞珈考察”[1]。

1931年底竣工的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部分建筑

1932年4月1日，国联调查团离开其逗留了五日的中国首都南京，乘船沿长江西上，前往汉口继续考察。当日，“武汉各界欢迎国联调查团筹备处”确定了具体的“招待程序”，其中，5日下午的行程便包括“参观武汉大学，武汉大学茶会”。[2]4月2日，该筹备处又决定由武汉大学、中华大学等大学共派代表百人参加欢迎。[3]随后，在来汉的轮船上，国联调查团初步议定了“旅汉日程”，其中，5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参观武汉大学，七时三十分回船”。[4]4月4日上午8时，国联调查团抵达汉口。[5]

据1934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的汤商皓（又名汤子炳）回忆，当时，国联调查团希望“了解长江大水后华中地区实况”，该团抵汉后，曾“约集各该国驻汉领事会谈，得悉自沈阳事变后，中国朝野皆益励精图治，加强建设，其中如武昌近郊珞珈山武大新校区之伟大现代化工程，全系由中国人自己设计与施工，绝未假手于一外人所完成[6]，情况至为突出，尤以此一工程设计新颖，费用俭节（涓滴归公），而规模宏壮，代表中国之新气势，咸认为有一实地参观与考察的必要。其意在求印证中国人是否如日本荒木陆相此次在东京所谈为一‘长期落后之劣等民族’？即依据‘优胜劣败’原则，日本能否征服中国？再如根据数十年来日人在中国东北之‘经营成果’，日本第一步应否设立‘满洲国’？进而依据此一模式，日人应否在中国逐步照样加以推行，以便越俎代庖，始能促进全中国之‘现代化’？以上各点大致为该团因受日本荒木谰言影响所拟之假想与所欲考证之腹案。该团遂向我官方表示欲往珞珈山一游，我方自表欢迎[7]，佥以此举对我方极为有利，其关系我国荣誉自必重大”。武汉大学接此通知后，一方面由学校事务部主任熊国藻“安排在武昌与本校间接送之合水准交通工具及适当之接待场面”，另一方面又派出工学院院长邵逸周及法学院教授时昭瀛前往汉口进行联络。当晚，邵逸周教授返校，时昭瀛教授则留在汉口继续接洽。[8]

4月5日上午，学校原拟安排法学院教授、著名国际法专家周鲠生为全体学生“演讲关于国际联盟调查团的事”，但由于周鲠生教授前一日渡江办事，“因阻于风”，未能及时赶回，只好由教务长王星拱做了一个简单的报告。对于“这次国联调查团到汉口来，我们学校里预备单独的招待一次”一事，王星拱指出，其意义主要有三点：

第一，“国际联盟虽然没有什么力量，但它究竟是保持人类和平的趋向的一个团体。我们现在的力量又不够和人家打战，所以要借他们的力量来给我们帮帮忙”；

第二，“请友邦的人们到我们学校来看看，使他们晓得中国这几年来并不是完全在破坏，还有一些建设，虽然这建设的范围很少，但也总表示我们在努力”；

第三，“也使他们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学术机关，在这纷乱当中并没有停止进行”。

有鉴于此，王星拱特向武大学生提出要求：“为要使他们到这里来有好的印象起见，我们应该有一下准备，大家要想法怎样使他们满意才好。简单的说，凡是有碍观瞻的事或布置，大家要竭力避免一下。”[9]

4月5日下午3点半，国联调查团正式从汉口启程“赴武汉大学参观，除克劳德因事、马柯迪因病未去外，李顿、麦考益、希尼以次均前往，并有顾维钧及代表招待处全体人员，及陈光组等百余人偕行”，渡江后，他们先去参观了一处“妇孺教养所”，随后便来到了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10]对于当日国联调查团参观武汉大学的情形，汤商皓曾有一段比较生动的回忆。据其所述，“是日也，天气阴霾，阳光时隐时现，珞珈山头、东湖水滨皆凉风习习，虽闻贵宾来访，而本校弦歌不辍”。他因当时无课，“得与诸同学于列字斋宿舍凭窗窥望”。他们首先看到邵逸周教授“昂步疾行而来，立于列字斋最下层之辰字斋前”，“仪容甚壮”。稍后，又“遥见一列约八、九部轿车，进入校园大道蜿蜒而来，经前面车站将达辰字斋前”，邵逸周教授便赶紧前去迎接。“第一部车停止后首先下车者为时昭瀛教授，继则为由南京陪同该团前来之我国代表顾维钧博士。其后陆续下车者为李顿爵士等，皆仰视此一依山而建立高耸庞大校舍，欣然动容，当由邵院长扼要说明所询各点。一行人等继续步行前进数武，即与王校长雪公暨校中高级人员之欢迎行列相遇，经顾博士简要介绍后，李顿爵士欣悉王校长及本校老师多系饱学之留美〔英〕、法、德等国出身，且言语便捷，致交谈融洽，乃先后至文理工诸学院参观，并略进茶点，聆听简报”。[11]

1932年4月5日，国联调查团参观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并与武大部分教职员在文学院大楼（学校行政办公室所在地）前合影，图中前排左二为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第二排中立者为中国代表及顾问顾维钧，前排右三为校长王世杰，右二为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王星拱，右一为工学院院长邵逸周，左一为文学院院长陈源，第二排右三为法学院教授、政治系主任周鲠生

当时，武汉大学方面的“招待委员长”、工学院院长邵逸周，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王星拱，法学院教授周鲠生，文学院教授袁昌英、方重等人一同为李顿一行“招待茶点，以时间匆促，并未演说”。[12]在茶会上，武大理学院教授钟心煊、工学院教授赵师梅、法学院教授梅汝璈、文学院教授高君珊等4人作为代表，向国联调查团提交了一纸意见书，其全文如下：

April 5th, 1932.

Commission of Enquiry.

League of Nations.

Gentlemen:

The undersign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aculty of the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realizing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 between the Commission and the University in their common search after truth, wish to submit the following point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mission:

(1) To the repeated resolutions of the Council on Sept. 30th, Oct. 24th and Dec. 10th, 1931, China has offered her immediate and complete complianc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whoever consequences resulting from the non-observance of the Council resolutions should rest entirely with Japan.

(2)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have seen the devastation caused by the undeclared war in Shanghai. The killing of civilian population and the wanton destruction of cultural institutions proved beyond doubt that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can no longer be camouflaged under the cloak of self-defence orprotection of Japanese lives and property.

(3) In Shanghai and Nanking,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must have already observed the complete confidence which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reposed and are reposing 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your observations in Japan, a different attitude of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press towards the League must have been manifested to you.

In both Manchuria and Shanghai,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refrained from self-assertive measures in the hope that pacific means of settlemen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League are still possible.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may not be driven to utter despair about the efficacy of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e hope that the Commission will find it possible to recommend to the League:

(1) That the Japanese troopsnow illegally occupying Manchuria and Shanghai be immediately withdrawn.

(2) That all outstanding Sino-Japanese questions be submitted to pacific and legal means of settlement either through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League.

(3) That in order to observestrictly the obligations under Art. 10 of Covenant, the so-called Manchukuo be in no way given any recognition by the Commission while conducting its enquiry in Manchuria or by other agents of the League.

(4) Failing satisfaction to the decisions of the League, adequate preparations should be made for the enforcement of the sanctions as outlined in Art. 16 of the Covenant.

　　　　　 　Respectfully submitted,

Chung Hsin Hsuan (Science)

Chao Shih Mei (Engineering)

Mei Ju Ao 　 (Law)

Kao Chun San (Arts)[13]

《国立武汉大学周刊》对国联调查团参观本校的报道

在这封意见书中，武汉大学的教授们明确提出了四项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基本诉求：

一、非法占据东北及上海之日军，立即撤退；

二、中日悬案，须全部解决，或经过国际参与；

三、为严正履行国联盟约第十案，国联调查团或国联任何代表，不得予所谓满洲国以任何承认之行为；

四、如国联之决议均不能满意执行时，应即实施约章第十六案。[14]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向国联调查团提交意见书的武汉大学教授代表之一梅汝璈（1931－1933年在国立武汉大学法学院任教），在抗战胜利结束之后，曾代表中国政府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对那些发动侵略战争并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

对于李顿接到这份意见书之后与武大教授们的交流情况，《申报》曾有如下记载：

……李顿答复，俟调查后，必能将此意见转达国联。

旋由教职员代表周鲠生与李氏谈话，题〔提〕出问题三项：

贵团将来北上往东三省实地调查，但该地现为日军占领，恐其为掩饰行为，对贵团在该地行动，加以阻扰，使贵团不能尽量调查。李答：我们自有方法，使其不能阻扰。

周又问：贵团行抵东三省后，对于日本一手造成之伪国，将予以何种表示，是否认为国家，予以接谈？李答：我们对满洲伪国，无若何表示，亦不予以接谈。

周又问：贵团调查后，国联根据报告，处理中日事件，如日本再不接受，国联是否将依照约章，予以制裁？李答：此时当谈不到。

时已六时余，全体团员，辞别登车，绕行武大校舍一周，仍返汉阳门乘原轮返汉。[15]

会谈结束后，据汤商皓回忆，调查团“随即纵览珞珈之山光与东湖之水色，复各登车，由校长座车前导，凡绕湖滨及山前山后一周，每至一处皆停车暂驻，由校长或邵院长分别说明校务革新与建设工程进度诸情况，每令听者悦服”。[16]

参观完武汉大学之后，李顿曾在归途中对记者表示，“武汉受重大水灾，损失奇重，本人睹政府对灾民之救济及修复堤防等设施，异常钦服，对武汉建筑，尤表赞扬，并称许国人建设力之宏伟”。[17]后来，他还在自己的日记中简单记录了当天下午的参观经历：

后来，我们横渡长江参观一个灾民收容所，看到受灾的孤儿和老人受到照料。之后，我们开车去乡下约20英里远的地方。参观一所刚刚建立的大学。它的位置极好，群山环抱，湖光山色，风景宜人。我们与教授们交谈了一番，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并收下了精制茶叶。在我们访问的途中，挤满了好奇的村民。[18]

4月5日当晚，国联调查团乘船离开汉口，临行前，李顿“对记者发表此行之印象谈话”时声称，“汉口此行，印象极佳，京汉间沿途新建筑甚多，中国前途，极有希望”[19]，“至于武汉大学，诚为最完备之学府，其建设〔筑〕尤为美观而坚固。总之我们此次到汉口来，及在上海南京等地的观察，觉得贵国已经在积极着手于物质方面的建设，一切的一切，皆给我们以事实上的证明”。随后，与李顿一同参观过武汉大学的美国代表麦考益也“表示此行所得印象极佳”。[20]4月7日，李顿从南京去往北平之前，又再次向记者表示，其“赴汉印象极佳，经水灾国难，有此建设，至佩，武汉大学尤力求上乘，教育前途甚有希望”。[21]

4月11日，在国立武汉大学“总理纪念周”上，周鲠生教授作了题为《国联调查委员团与国联大会委员会》的演讲。他从专业的角度出发，先后向广大师生介绍了国联调查团成立的背景、经过、性质及其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刚刚成立的国联大会常任委员会与国联调查委员团在性质上的不同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基本情况，最后提出，“调查团及委员会的报告内容如何，自然与大会关于中日争议解决的建议有莫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现在一方面固然要准备长期的抵抗，而他方面仍要注意国联方面的行动，在这个时期中，国际宣传与外交活动的工作，更是特别关系重要了”。[22]另据汤商皓回忆，在国联调查团离去后，“本校于次周举行总理纪念周时，由校长雪公对全体师生报告当时国际局势及此次接待该团经过，并称吾人一切均能经受外人考验，劝同学安心向学以厚植建国救国之实力云”[23]。

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国际联合会调查团报告书》（1932年）

尽管国联调查团的种种活动最终仍无法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但无论如何，该调查团在中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毕竟也曾亲身感受到中国社会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比如当时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即为一个比较突出的典范），并将这些不错的印象付诸文字，传达给全世界，这对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反映中国人民追求进步、反抗侵略的正义诉求，多少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正如武汉大学校友汤商皓所言：

该团……调查竣事后，其所拟之调查报告中，曾强调中国已大有进步，应具有其完整之领土与主权，郑重建议国联应限令日本恢复我东北“九一八”以前情况。此一建议虽遭日本之悍拒，然该团何以愿作一此〔此一〕严正之建议，致欧美各国迄至第二次大战告终，除德义二国外无一国承认“满洲国”，我并取得英美法合作，终于获致抗战最后胜利，实鉴于中国人于艰苦拂逆中能庄敬自强，非如日酋所言之劣等民族。当时庄敬自强之道，固非一端，然其中珞珈山武大建校之精神所予该团之印证与感应，不可谓为不大。[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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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汤子炳：《记李顿调查团参观珞珈山》，国立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编印：《珞珈》第51期，1977年3月1日，第45页。

[2]《国联调查团今晨可抵汉》，《新闻报》1932年4月4日，第1版。

[3]《汉准备欢迎调查团》，《中央日报》1932年4月3日，第1版第2张。

[4]《调查团昨晨八时乘轮抵汉》，《京报》1932年4月5日，第2版；《调查团昨晨抵汉》，《益世报》（北京）1932年4月5日，第2版。

[5]王启华译、金光耀校：《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日记》，《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第19页。

[6]此说明显不确，事实上，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的总设计师开尔斯（Francis Henry Kales）为美国人，其助手及全权代表石格司（Richard Sachse）系德国人，至于具体的施工过程，则确由中国本土建筑商独立完成。

[7]此说亦明显不实，如前所述，早在国联调查团抵达汉口之前，武汉地方当局与国联调查团便已先后将参观武汉大学的日程安排就绪。

[8]汤子炳：《记李顿调查团参观珞珈山》，《珞珈》第51期，1977年3月1日，第45－46页。

[9]以上内容参见《教务长纪念周报告》，《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22期，1932年4月12日，第1版。

[10]《国联调查团今日过浦口北上》，《中央日报》1932年4月7日，第1版第2张；《国联调查团离汉》，《新闻报》1932年4月7日，第4版；《李顿赞美汉市灾后建设》，《京报》1932年4月7日，第2版。此三篇报道的具体字句略有出入，以上引文已做折衷处理。另外，对于国联调查团当日抵达武汉大学的具体时辰，此三篇报道与《申报》、《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上的记载均有所出入，前者称其“四时许赴珞珈山武大新校舍”，《申报》称“李顿等一行于五时一刻，抵武汉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周刊》则称“国联调查团李顿爵士等……五日下午四时半……至本校参观……五时在会议厅举行茶会”，后二者分别参见《调查团在汉第二日》，《申报》1932年4月8日，第7版；《国联调查团参观本校》，《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22期，1932年4月12日，第2版。

[11]汤子炳：《记李顿调查团参观珞珈山》，《珞珈》第51期，1977年3月1日，第46页。需要指出的是，汤文中所说的国联调查团离开南京、抵达和离开汉口以及参观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日期和具体时间，均与李顿日记及当时全国各大媒体的记载存在较大出处，很明显是记忆错误所致。

[12]《调查团在汉第二日》，《申报》1932年4月8日，第7版。

[13]《国联调查团参观本校》，《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22期，1932年4月12日，第2版。

[14]《国联调查团由汉乘轮东下》，《申报》1932年4月7日，第5版。

[15]《调查团在汉第二日》，《申报》1932年4月8日，第7版。

[16]汤子炳：《记李顿调查团参观珞珈山》，《珞珈》第51期，1977年3月1日，第46页。

[17]《国联调查团今日过浦口北上》，《中央日报》1932年4月7日，第1版第2张；《国联调查团离汉》，《新闻报》1932年4月7日，第4版；《李顿赞美汉市灾后建设》，《京报》1932年4月7日，第2版。

[18]王启华译、金光耀校：《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日记》，《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第20页。

[19]《国联调查团离汉》，《新闻报》1932年4月7日，第4版。

[20]《调查团在汉第二日》，《申报》1932年4月8日，第7版。

[21]《国联调查团昨过京北上》，《华北日报》1932年4月8日，第2版。

[22]《国联调查委员团与国联大会委员会》（周鲠生教授讲），《国立武汉大学周刊》第123期，1932年4月19日，第1－2版。

[23]汤子炳：《记李顿调查团参观珞珈山》，《珞珈》第51期，1977年3月1日，第46页。

[24]汤子炳：《记李顿调查团参观珞珈山》，《珞珈》第51期，1977年3月1日，第46－47页。

1932年5月26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舍落成典礼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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