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吴晓波

01

13岁来到父亲身边之前，我寄住在宁波和绍兴的母亲亲戚家里。在宁波我学会了爬树和打架，在绍兴学会了游泳。到杭州读书后，同学给我起了一个绰号“香港佬儿”，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学会了杭州话，才明白是“乡下佬儿”的意思。杭州人调侃起人来，从不带脏字。

杭州话自称“官话”，与周边的宁波话、绍兴话大异其趣，语尾常带“儿”音，比如“姑娘儿”“小伢儿”“耍子儿（玩）”，杭人自称“杭州佬儿”，很有点话本古韵的味道，而这一发音，与河南开封话非常类似。杭州本地的明代音韵家郎锳就认为，杭州话跟周边各地的语音都不同，是南宋迁都之后带来的结果。

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宁绍人爱海鲜河鲜，独独杭州人喜欢吃面。

在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上，“南人饭米，北人饭面”，而杭州的面食文化十分发达。在《梦粱录》中专有“面食店”一节，记载了当时临安的各色面食，有猪羊生面、丝鸡面、三鲜面、鱼桐皮面、盐煎面、笋泼肉面等二十多种做法。今天的杭州菜里，有“片儿川”“猫耳朵”和鲜虾小笼包，都是很出名的特色面食。

杭州城市的市井气息特别重，喜欢追逐时尚和道听途说，当地人戏称“杭儿风”，有两个谚语说这一景象：

杭儿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

杭儿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这都是嘲笑杭人“浮诞恶俗”的话，不过从语气和用词来看，倒很像是杭州人自己发明出来用以自嘲的。

再有一个，杭州人不好实业，特别乐于做生意。从南宋到明清，很多文人笔记说到杭州人，要么是“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南宋周淙）、要么是“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明王士性），要么是“杭俗浮诞，轻誉而苟毁”（明田汝成），更绝对的，说杭州人“男子诚厚者十不二三，妇人则多以口腹为事，不习女工”（元陶宗仪）。总而言之，杭州的民风是善贾能商、追求安逸和轻浮求奢。这里是一个“销金窝儿”，不像一座被儒家圣贤“统治”的城市。

有一年，我在苏州与一位当地的学者闲聊，他突然提出了一个很有点挑衅的问题：“人们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过，自隋唐开科取士之后，一千多年里，我们苏州府出了50位状元，而你们杭州府只有15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这个问题让当时的场面冷了好几分钟。杭州状元数量不但无法与苏州比，也比不上江西的吉安府（24位）、安徽的徽州府（24位）、福建的福州府（26位），甚至同省的绍兴府（19位）。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恍然意识到，杭州人林林总总的习俗和个性，大概都与南宋偏安的那一百多年脱不开干系。

02

1091年（元祐六年），苏东坡离任杭州的时候，绝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后，这里会成为帝国的首都。

1127年（靖康二年），金人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康王赵构“泥马渡江”，流窜于建康（今南京）、扬州，还到东海上漂泊了一阵。1129年（建炎三年），他把杭州升格为临安府，定为“行在所”，即皇帝临时驻足的地方，这一“临时”就是146年。

从东晋的“衣冠渡江”到赵构的“泥马渡江”，两次狼狈的渡江却带来中国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决定性南移。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前期的建康、后期的杭州，分别扮演了“舞台中央”的角色。

与建康城的几兴几毁不同，杭州自从钱镠建城，历北宋、南宋，有整整350多年未遭战火蹂躏。

* 在这期间，方腊起义（1120-1121年）和陈通兵变（1127年）曾短暂侵扰杭城，不过都未造成重大毁坏。

长期的和平带来巅峰性繁华。极盛之时，临安城的常住人口约124万，为全球最大的城市。当时正值欧洲的黑暗中世纪，最大的商业城市为地中海边的威尼斯，人口约10万。

我们今天仍能完整地目睹当年临安城的全貌和每一条街巷，这要感谢《杭州日报》记者姜青青。我认识他超过三十年了，但直到他有一天拿出那幅地图，才知道他干了一件这么厉害的事情。

在1268年，宋度宗咸淳年间，学者潜说友编了一部《咸淳临安志》，其中绘制了《皇城图》《京城图》《西湖图》和《浙江图》四图，标明地名1582处，是现存杭州最古老的地图。稍有遗憾的是，四图各自独立，拼接在一起的时候便出现了不少模糊和空白的地方。姜青青花费十多年的时间，查遗补缺，然后用电脑技术将之整合还原，终于实现了近乎百分之百的完整和准确。

从临安城的全貌图我们可以看到——

为基础改建的，位于凤凰山东麓，呈现西高东低的不规则方形。东至中河南段，西至凤凰山，北至万松岭，南至笤帚湾。皇宫依山势而建，殿阁叠进，建有殿、堂、楼阁约130余座，宫墙高三丈，周回约九里。

皇室在宫城内挖了一个占地约十余亩的“小西湖”，还在紫阳山东麓建了太庙，1995年，太庙遗址被发现。

在城市布局上，南宋杭州为“南宫北市”的格局，皇宫在南，民居在北，在市集功能上，为“东菜，西水，南柴，北米”。到今天，仍有菜市桥、柴木巷和米市巷等地名留存。

临安城内共有坊巷八十余条，大街和坊巷纵横交叉，沿途百肆杂陈。在城市中心有一条御街，它南起皇城北门（今万松岭一带），经朝天门（今鼓楼）、观桥（今凤起路、武林路），向西拐一直到景灵宫（今环城西路），全长四公里，铺设了香糕砖。其间出现了三个大的集市中心，共有四百十四行，每行大约数十至百户，“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

我读周密的《武林旧事》，还发现，当时的南宋政府在杭州已经建构起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官营的施药局，收养弃婴的慈幼局，安置贫穷失养老人的养济院，安葬“死而无殓者”的漏泽园。每当下大雪的时候，官府会发送“雪寒钱”，旱灾或涝灾时，则有赈灾的粮米供应。

03

当年的临安城，可谓“全民皆商”。

由于政治上的悲愤压抑和商贸的繁荣，南宋的思想出现了两个大的分叉，一是以福建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内求“天命之性”，“去人欲，存天理”，另一则是温州叶适的永嘉学派，他们反对“重本抑末”，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

两股思潮并行于世，临安城里的人们各取所需，考功名的时候学朱熹，求生计的时候说叶适。据学者徐吉军的统计，当时临安有二十余万人从事工商活动，约占城区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自汉唐到北宋，都城均实行宵禁制度，而临安则“不禁夜市”。《梦粱录》描述说，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市开到三更，游人始稀，到了五更之后，鼓钟鸣响，热闹的早市又开始。

1202年（嘉泰二年），78岁的老诗人陆游受朝廷征召，从绍兴到临安来修撰史书，他住在御街旁边的砖街巷，此处正是闹市，昼夜热闹非凡，老先生原本要在8个月里完成的工作，拖宕了一年多。他在《夜归砖街巷书事》中描述道：

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

经常“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老诗人应该是不喜欢此等热闹的，因为他在诗的最后叹息说：

独吟古调遣谁听，聊与梅花分夜永。

在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中，最为世界各国疯狂热爱的是陶瓷和丝绸。甚至有人考据，在中世纪前后的欧洲，China一词是“中国”与“瓷器”的双关语。

杭州在中国陶瓷史、丝绸史上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宋代“五大名窑”——官、哥、汝、定、钧，排名之首的“官”即特指南宋临安的官窑。而丝绸则更加显赫，目前全国唯一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便落定杭州。

宋室定都临安后不久，就建了两座新窑，一座在凤凰山下，一座在乌龟山南麓，所用胎料是乌龟山的紫金土和瓷石配制而成。早在吴越国，越窑的秘色瓷已闻名天下，而随着大批顶级瓷匠南迁聚集到临安，一位叫邵成章的人主持在修内司建窑烧造青瓷器，制瓷用澄泥做模子，工艺极其精雕细琢。出产的瓷器釉色莹润清澈，在当时就“为世所珍”，一器难求。

在审美上，南宋官窑瓷一改北方的雄壮豪迈、气象万千，转而呈现为闲适淡雅、绵软柔弱，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的气质陡变。如钱钟书所评论的：

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

再说丝绸。宋室南渡，汴京的宫廷绫锦院、染院、文绣院、裁造院等工场纷纷迁杭，工匠们带来精湛的丝绸织染制作技艺，盛极时，仅官营织锦院就有雇工数千，织机数百，临安城内“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杭州丝绸质地轻软，色彩绮丽，明清至今，杭扇、杭伞仍是人们喜爱之物，所谓“千里迢迢来杭州,半为西湖半为绸”。

宋高宗的皇后吴氏曾得到一卷《蚕织图》，它由二十四个场面组成，用长房贯穿，描绘了蚕织户自“腊月浴蚕”到“下机入箱”为止的整个生产过程，全卷74人，户牖、几席、蚕具、织具惟妙惟肖。吴皇后爱不释手，在每幅小图下都加了详尽的注释。此图流传至今，被定为“文物一级甲品之最”。

南宋以后数百年里，杭州丝绸在海外的名气非常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际贸易。南宋与日本、高丽和南洋的60多个国家有经贸往来，先后在梅家桥（今水星阁花园一带）和清水闸（今南星桥一带）设立市舶务，还在崇新门（元末改称清泰门）附近建了一个蕃坊，供各国外商居留。

江浙一带出产的绫绢锦帛，以临安为交易中心，行销各国，自然大大地提高了杭州丝绸的知名度，这里成为史书上常提及的“丝绸之府”。

12世纪的临安城，如果是一幅画卷，它的表面华丽喧嚣，而底色却似乎是阴郁而悲凉的。北地的沦陷和长期侵略的威胁，让这座城里的每一场欢愉背后，都漂浮着挥之不去的压抑。林升题在涌金门外一座酒楼的诗句，正是这一情景的写照：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偏安”，是南宋政权在中国史书中的一个定位，也似乎是一个专属于它的名词，在以“中华”“中原”自居，讲究“正统”“正朔”的中国文化里，“偏安”显然是一个贬大于褒的概念。

定都临安的一百多年里，那些住在凤凰山麓的窄小皇宫里的皇帝们，就如同一个笑话。他们每天都被“北伐”“北伐”的声音所环绕，却必须装作无动于衷。而那些臣子们尽管知道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为了不被史官以懦弱者的形象写进史书，也必须做出悲愤激昂的样子。这是一种很滑稽的、充满了默契感的长期对峙，它每天都在发生，渐渐扭曲了这座城市的高贵气质，令城里的每一个人都分享了一份无从宣泄的屈辱和抑郁。

今天杭州人的某些城市性格——追求安逸、避谈政治、热衷投资做买卖和街谈巷议，或许都是那一百多年的“临安岁月”打下的底子，而它们分明也烙下了“偏安”的气质。

偏是一个选择，安是一种姿态，它提供一种小心翼翼的安全感，最终构成属于所有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和生活方式。

一座乐于偏安的城市，如同一个内向而自得其乐的人生，它缺乏攻击性，不善于拒绝，喜欢看得见的快乐和享受，分不清简单与肤浅的区别，把“活着”视为至高无上的生活准则。杭州人并非没有“勇敢”，只是他们的勇敢藏得很深很深，而且是一种微妙的、只敢与时间对抗的勇敢。

04

1142年（绍兴十二年）1月，帝国最著名的抗金将领岳飞被皇帝赵构和首相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刽子手用铁锤猛击岳飞的肋骨，造成其内脏碎裂而气绝。行刑地在大理寺监狱的风波亭（今环城西路上）。岳飞之死，在临安城的官场和民间引发了极大的心理震撼。

悲剧发生当夜，狱卒隗顺冒死将遗体偷出，掩埋于钱塘门外北山脚下水边，上植两株桔树以为标识。隗顺临死时，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儿子。二十年后，宋孝宗为岳飞昭雪，他的遗体被迁葬于栖霞岭下，这便是日后的岳王庙。

后来的数百年里，杭州人对岳飞的喜爱和崇拜是空前的，他们把他安葬在湖畔最好的位置，建了最大的祀庙，还别有创意地在岳坟前铸了四尊跪着的铁像，其中之首便是秦桧。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杭州人把油条叫作“油炸桧儿”，表达对秦桧的愤怒。还有一个特色小吃，是把油条和小葱裹在面饼内，在铁锅上压烤或油炸至脆黄，叫作“葱包桧儿”。秦先生因为害死了岳飞，已经被杭州人在油锅里翻来覆去地炸了几百年。

作者 | 吴晓波 | 当值编辑 | 张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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