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律师 税制改革 企业法律顾问 税法增值服务

从立法视角看，财税法也属我国重要的部门法之一，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为避免法律服务与商业实践脱钩，传统法律顾问服务模式急需变革。法律强调风险预防，商业强调利润获取，如何在传统服务模式上通过增加税法增值服务，来达到风险与利益之间的平衡，提高企业法律运用的效率与效能，从而助推企业真正实现依法治企、合规经营，是当前我国律师行业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税改背景下律师法律顾问业务面临的新挑战

国地税合并、金税三期系统工程的建设、税收实名制认证、个人税号、信用体系、五证合一、警税协作、纪税协作等税收新措施，企业财富与个人财富必须透明化、阳光化，给广大企业无形中编制了一张缜密而无可逃避的国内税网，广大企业纳税人面临前所未有的税务风险与税收压力。“2018年，全国共查处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企业108970户，定性对外、接受虚开及其他可抵扣凭证582.5万份，涉案税额1108.93亿元。”

在当前税制改革背景下，律师为企业提供法律顾问服务，无论是日常经营管理服务还是单项服务，往往不能单靠其中一方面专业知识就能达到客户的预期目标，尤其是在并购重组、股权架构设计、重大资产交易等具体项目的操作中，律师在出具交易方案或者提供专业意见的时候，要想做到合理合法又高效经济，法律与财税的知识与经验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能再传统、机械地认为财税与法律是完全孤立、互不交叉的业务领域。法律顾问服务不能再仅限于诉讼、咨询、审查合同等纯法律层面的传统模式，而应该在传统法律顾问服务模式上增加税法增值服务，将财税法商一体化的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升级性的服务。这对于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律师或律师团队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

二、税改背景下法律顾问服务模式需做出的新变化

优质的法律顾问服务应当同时满足两个要求：一是给客户专业法律体验，二是实现客户商业目的。在这个全球税网收紧的时代，顾问律师为企业创造价值，除了防控法律风险，降低损失，还包括通过税法增值服务来降低企业税负，以免遭到税务稽查。

要做好税法增值服务，就要求律师时刻有意识地将企业税务风险防控和税务筹划服务有机结合到法律顾问服务中，将“法律 财税”一体化综合服务整体到落实到企业身上。税法增值服务包括合同涉税审查、涉税行政救济与刑事辩护、税务稽查应对、企业经营管理税务筹划、用工涉税筹划、税务咨询与培训等。

下文以法律顾问服务中常规的合同审查、公司治理、劳动人事管理三个服务板块为例，简述税制改革背景下律师法律顾问服务模式在这三个板块上可以提供怎样的税法增值服务。

（一）合同涉税审查服务

1.合同涉税审查的意义

合同是企业经济业务的起点（谈判-缔约-履行-结算），合同文本是司法裁判与税收执法中的重要证据，合同条款的约定会直接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承担及税款缴纳，合同签订不当是诱发法律&税务风险的重要因素，正是基于合同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合同审查在律师法律顾问服务内容中占比很大。

在合同具体条款中一般都包含有当事人的主体身份、交易单价、交易数量、交易地点、交易时间等交易信息，这些要素不仅关系着某项交易的法律性质，也决定了该交易的应征税种、纳税地点、纳税义务时间、计税依据等。因此，合同审查的进阶服务就是能够对其条款中的涉税事项进行税务处理提示、税务风险提示、条款涉税优化等。从而一方面帮助企业避免因为不了解税收政策和税收规定而出现多交税、重复交税的经济性法律风险；另一方面帮助企业避免因为偷税漏税、虚开发票而产生的合法性法律风险，即违法承担补税、滞纳金、罚款等行政责任，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的风险。综上所述，合同涉税审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企业实现“两个最小化”：合同税务风险最小化与合同税负成本最小化。

2.合同涉税审查的流程

实务中，合同涉税审查流程主要由以下四个步骤组成：

（1）由于不同交易模式的合同需要注意的涉税风险也各有侧重，所以我们首先要从法律和税务角度审查合同背后的交易模式。
（2）在确定具体交易模式后，根据已有经验，判断与评估该种交易模式可能涉及的税务风控，以及针对该风险可以采取的合法节税措施。
（3）根据该种交易模式具体的税务风控和节税措施，分析和构思可以利用合同来防控税务风控和节税的相应条款。
（4）调整、完善合同可以防控税务风险和节税的条款，最终完成合同税务审查。

3.四类常见经济合同的涉税审查重点

（1）销售或者采购合同

我们站在买方的角度，要考虑服务提供方是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明确约定卖方开票义务、开票时间、要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是增值税普通发票；因增值税为价外税，需明确约定价款是含税价还是不含税价；全面了解卖方的实际经营情况，防止出现失联或走逃而导致发票失控的情况；明确约定不及时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违约责任。

我们站在卖方角度，重点注意价格的审查，是否含税价、不同税率商品的分开（可节税）、定价不要无理由偏低等，这些因素都会引发税务风险，而且税负成本较高；明确约定关于增值税发票的发票主体及开具时间，避免“三流不一致”引发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税务风险；审查合同约定的收款时间，避免提前支付税款（如未收款但已开票）或因不能支付税款的税务风险。收款时间决定了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如不能按时如数缴纳税款，则会引发税务风险。

（2）股权转让合同

着重审查合同中的税费承担条款。测算出交易各方税负大小，应当注意股权平价、低价转让涉税问题，变资产转让为股权转让涉税问题，如果股权受让方愿意承担所有的税款，可进一步审查是否有保障股权受让方及时足额支付税款的条款。

谨慎“阴阳”合同风险。审查合同时，一定询问是否还有其他股权转让合同以及内容，避免因为签订“阴阳”合同而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偷税，要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还有行政罚款，构成逃避缴纳税款罪的，还要承担拘役、有期徒刑等刑事责任。

注意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约定。股权转让双方均为个人的情况，在审查股权转让合同时，一定审查是否明确约定股权受让方代扣代缴的义务、应当代扣代缴的所得税的金额以及未履行代扣代缴的违约责任等。

（3）房屋租赁合同

首先，房屋租赁涉及到房产税，房产税若采取从租计征，为租金收入*12%税率，若采取从价计征，为房产余值*1.2%税率，不同合同性质产生的税负差异有时也很大。因此在审查租赁合同时，需要测算一下这两种方式下的税负高低，差异很大时，则需要从节税的角度考虑是否通过改变合同性质降低税负。

其次，企业出租房屋时往往会附带很多附属设施及配套的服务费，税法上对配套设施和服务费并不征收房产税，但与房屋不加区别地同时写在一份租赁合同里，则会一并征收房产税。因此，为了降低税负，又不影响出租方的收益，可将租金的金额拆分成租金和非租金的金额分别签合同。

但这样的操作需注意约定的租金不能过低；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注意留存证据证明拆分出来的非租金金额确已履行了合同义务！

（4）关联交易合同

不同国家、地区的税收政策与优惠政策存在较大差异，于是实务中很多关联方主体间采取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避税，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因此，关联交易也就成了税务机关监管的重点。关联交易的常见涉税风险是股权在关联企业之间频繁变更，隐匿真实关联关系和交易，长期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实现对交易活动进行实质控制转移利润。或平价低价转让股权，逃避企业所得税。

因此，针对关联交易进行相关合同审查时，应当重点注意：一是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是否遵循独立交易原则，关联交易产生的利润应与独立企业经营所获取的利润基本一致，否则将面临税务机关转让定价调查的风险；二是关联交易的价格是否公允，如果税务机关认为该交易定价“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将进行关联交易避税的纳税调整，要求补税和加收滞纳金；三是股息分配是否扣缴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四是是否按规定履行关联申报及准备同期资料， 如未按规定履行，企业将面临行政处罚、反避税调查、增加罚息等风险。

（二）公司治理税务筹划服务

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保证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石。公司治理中，顾问律师的服务范围包括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对公司顶层架构、项目交易框架、经营模式、股权结构等进行设计与改造，在此过程中尤为需要通过法税结合的综合考量，通过合法合规的税务筹划，有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实现企业运营管理的效益最大化。缺乏税务风险与税务筹划意识，很可能导致重大经济损失、企业信用信誉损害以及部分权利受限。

1.税务筹划的概念

“税务筹划(Tax Planning)，是指通过对涉税业务进行策划，制作一整套完整的纳税操作方案，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纳税筹划不是不交税，而是避免交冤枉税或重复交税，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的调整和安排，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负担。

2.税务筹划的服务价值

(1)大幅降低企业税负成本

纳税人是税收义务的承担者，但不同地区、不同企业类别、不同税种，对企业的税负金额影响很大。例如可以通过选择国际税收洼地；国内税收优惠地/地方政府财政补贴地；地方政府征管方式优惠地等对公司所在地进行筹划。华为公司是公司地址税务筹划的典型成功案例，通过在荷兰、新加坡、香港、印尼、日本等国家分别设立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投资等性质的子公司的方式，其15、16两年所得税税负率分别为12.9%和13.4%，低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25%，也低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15%，处于较低的水平。

(2) 合法合规实现法税零风险

节约税收成本的基础是合理合法，在法律与税务的双重专业保证下进行筹划，不仅有利于财务管理，更能为企业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与信誉损失。例如很多企业股东分得股息、红利后，想要逃避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这势必会为自身与企业带来法税风险，其实完全通过进行税务规划来合理减免此税负：可以改变持股方式。股东不直接持股、而是通过其他企业类型间接持股（比如合伙企业），并将企业注册到有政策优惠的园区、申请核定征收，从而达到降税的效果；或者改变业务模式。股东不以分红的名义从公司拿钱，而是以合作关系。在园区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向原公司提供技术上面的支持，然后拿到报酬，享受核定征收纳税。

(3)帮助企业争取资金时间价值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资金具备时间价值。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延长资金的缴纳周期或减免缴纳金额，对企业来说有着超越资金本身的价值。因此当我们达到纳税时点时，我们需要履行缴纳的义务，那么合理运用纳税时点，是可以将纳税时点向后移动的，达到延迟纳税的目的。例如，为了鼓励企业的并购重组，实现资产配置的最优化，近年来，我国逐步构建了一套企业重组的所得税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其核心是递延纳税的制度设计。因此在进行交易框架设计时，可以尽量争取满足特殊性税务处理的适用条件，实现享受递延纳税待遇。

3.顾问律师可以提供的公司治理税务筹划服务

表1.企业全流程税务筹划服务一览表

（三）劳动人事管理涉税服务

企业永远离不开员工，良好的劳动人事管理有利于促进企业与员工的良性互动。因此，好的法律顾问，应当从企业与员工互惠互利的视角来构建劳动关系。随着个税改革、社保入税，企业与员工正式进入新个税法时代与社保改革过渡期，为企业劳动人事管理带来不小的税收风险，律师在为企业提供劳动人事管理服务的时候应当注意与新个税结合起来。具体可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人事管理相关法税咨询

接受顾问单位的咨询是顾问业务常规服务内容。个税改革后，个税扣缴方式由原来单一的代扣代缴变为了代扣代缴与预扣预缴相结合的形式，企业作为扣缴义务人，扣而未缴、未扣缴、扣错人、扣多了等情形都会招致相应税务风险，企业人力资源处和财务审计处都需要将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工作列为重点任务项，因此，律师可以将咨询的领域有效延伸，比如最新个税政策解读，指导企业和员工如何进行符合专项附加扣除操作与年末汇算清缴，让全体员工最大程度享受减税红利。

2.用工成本涉税筹划服务

社保入税后，工资与社保关联度愈发紧密，部分地区或部分行业、企业的缴费负担将会加重，因此目前企业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个税法、劳动法、社保法三法视角下职工薪酬的不同处理、灵活用工模式下的税务问题，因此，律师在为企业进行用工成本规划时，应当将个税法、劳动法、合同法与社保法有机结合，律师用工成本法税服务具体可包括个税筹划、社保筹划、股权激励模式设计、灵活用工模式设计等。

3.涉税劳动争议处理与稽查应对

2020年3月1日迎来新个税法实施后的第一个汇算清缴期，很多纳税人登录个人所得税APP时惊讶发现，自己“被任职”了：明明没有在某公司任职，却有该公司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记录，税务部门与公安、教育等部门通力合作，依法查处了一批冒用个人身份信息偷逃税款的违法企业。因此，随着个税监管趋严，

不排除涉税劳动争议数量在劳动争议中占比会增高，律师为企业代理涉税劳动争议可提供的服务包括就争议事项同税务机关进行深入沟通与协调、税务听证协助、行政复议代理、诉讼代理等。

综上所述，对客户来说，分别单项的法律服务或税务审查服务，无论是经济性还是风险考虑全面性，都不如“法 税”综合服务来得更有性价比，能够规避合法性与经济性的冲突，对律师而言，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同时，也证明了自己更大的商业价值。

三、税制改革背景下对顾问律师业务能力的新要求

（一）主动出击而且切中肯綮地开启深入服务

很多私营企业，尤其是采取夫妻店、兄弟店等自然人为股东的企业股权结构的，他们在创立初始往往只关注怎么尽快回本，而忽略了后续的涉税及融资风险。辛苦打拼几年后终于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待到想分配胜利果实时，惊觉必须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缴纳20%个人所得税，才想到要找专业人士咨询如何避税。

这是我们当前很多企业的通病，在成立之初缺少专业机构的介入从而“带病前行”，发展过程中又“原罪累累”，导致众多企业主的巨额资产无法在阳光下绽放，一旦遭到税务稽查就基本上一查一个准，起初不经意的税款数年间放大数倍，悔之晚矣。

因此，律师在提供法律顾问过程中，就要有意识地主动从企业股东结构入手“找事”，在初始阶段为企业搭建一条利润分配的免税高速公路，为客户提供更具价值和前瞻性的建议，真正提高服务的认可度及客户的依赖度。

那么，如何替企业进行股权治理规划，规避关联企业融资风险？关联企业的设置如何进行转让定价为企业合法赢得利润最大化？以法人股东替换自然人股东，为企业获得税后利润永久性免税待遇等等，这一系列涉及到企业命脉的涉税风险与控制，是律师在服务过程中无法绕过去的“坎”。然而这些“坎”，其实是律师们的新机会。

（二）具备与时俱进的跨领域思维能力与学习能力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为律师行业带来一定的危机感，因此律师不能固步自封，务必随时保持与时俱进的学习状态，使自己的业务技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法律需要嵌入到所服务的行业，律师为企业提供服务不能无视行业特点、具体业务的利害关系而空谈公平合理、风险防控。

正如当下随着税收严监管时代来临，企业税务风险意识不断加强，使得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时候要兼具法律思维与财税思维，因此律师除了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外，还应当对财税知识有一定了解，包括熟悉相关税收政策，基本的财税概念知识，从而能够在具体项目操作中，对各个环节涉及的税务问题了然于心，处理好税务的风险控制与税务筹划。

（三）把无形的法律服务变成可视的产品

一方面，法律顾问服务作为一项基础性业务，是开拓诉讼和专项非诉业务的铺垫，其服务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客户体验和业务的深度挖掘。但另一方面，法律服务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更多的是律师脑力智慧与实践经验的结合，最终服务结果出现之前的中间过程是客户无法感知体会的，从而导致顾问律师经常遭遇要求提价、增加顾问费时，客户会以律师工作量少、没感觉到律师的作用为由而拒绝。

“法律服务产品化”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尴尬，这个提法在业内已不算是新奇与热点，无形产品的有形化，有利于规范律师服务，提高法律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客户需求，从而拓展法律服务市场，推动律师业务发展。尤其是当法律服务内容中涉及税务审查、税务筹划等涉税业务时，势必导致工作量以及业务难度大大增加，可视化的产品有助于有助于客户了解业务办理流程和业务体量，也使得律师在业务报价上更有说服力。

（四）善于通过精细化的团队协作保证服务质量

为了应对AI技术与大数据飞速发展给律师行业带来的挑战，就要求律师在法律服务提供过程中更加追求服务精细化，来保证服务质量，提升客户体验感，天同律师事务所的“诉讼办案流程33步”就是将法律服务做到极致精细化的典范。

比起传统诉讼服务，税法服务往往涉及到的工作体量更大、专业面更广，需要组建多专业背景的复合型团队，“法律服务产品化”也是一系列复杂工作的结合，也对律师与律所服务标准提出更高要求，需要稳定的团队做基础，内部实行专业分工，不同专业的律师之间协作进行，定期、及时的向客户输送阶段成果与服务报告，这个过程在规范律师的服务方式与内容的同时势必提高法律服务质量。

结 语

狄更斯有句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如何评判最好还是最坏？对于善于掌握时代节拍的人就是最好的时代，因为他们敢于接受时代给予的挑战，接受变革并作出属于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