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蛇足者终止此酒的意思(为蛇足者终亡其酒翻译成现代汉语)

关于如何面对“传统”，以及如何以“中国风格”来讲述“中国故事”， 涉及到怎么样认识与萃取历史的流传物，并且寻找到一种与之相匹配的美学形式。这无疑构成了晚近小说写作的一种潜在焦虑。在我看来，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部分地回应了这种焦虑。

上述情节基本上都围绕蜡头儿胡同展开，虽然人物众多且事件错综复杂，但线索明确，针脚绵密，主体部分集中于“入头”“肉里噱”“瓤子”三部分，几乎每一条埋下的伏笔最后都得到了精确的收束。

这个“里子”就是在前现代时期形成，递嬗至今，仍然没有失去其意义的中国普通人情理交融的伦常与道德。正是有了这个“里子”，才使得蜡头儿胡同及其居民构成了中国故事的“民间”一脉。这些街坊邻居处于熟人社会与契约社会交叠的情形之中，他们并无血亲，却构成了某种情义共同体。“情”体现在急公好义、恩怨分明、患难相帮，如包子铺高掌柜的古道热肠、脚行刘大头的侠肝义胆，来子与小闺女儿的终身守望；“义”则表现为与人为善、同理共情、守规矩讲礼仪，如小说中一再强调的亲兄弟明算账的生意经，甚至一个毫不起眼的角色傻四儿，也明理晓义，替来子着想，宁可自己失去帮手，也要劝他自立门户。有情有义，有理有节，对于侵略者，谨小慎微的尚先生也会奋起血勇；但对于杨灯罩儿这种奸猾无耻之徒，保三儿也做不到赶尽杀绝。这种情感结构，用王松在小说中的话，就是既有“迂”的一面，也有“暴”的一面，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挥发出不同的能量。

小说的“正底”尤其富于隐喻意味，70年后，所有当事人都已谢世，几世几代之后，当年在战乱中分离的友人依然没有被遗忘，不仅有战友后代守护，还有爱人的亲戚前来寻找。王松特意加上这个看上去有些蛇足的结尾，内有深意，它指向于情义传统的连续性，那个情义世界可能在历史的暴力与断裂中短暂中断，但不会中止，如同人间烟火，总有传灯之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烟火》在城市与平民题材的历史写作中，开辟了一个事关文化与传统接续与创新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