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同律师事务所(中同律师事务所 顾新华)

两会•建言

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

2012-2021年拐卖妇女儿童案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案数量对比。

“目前刑法对收买妇女、儿童的行为仅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作为其最高的法定刑，可见对‘收买’行为是否要严惩，仍持较为保守的态度。”肖胜方指出，正因现行刑法规定重“拐卖”而轻“收买”，使收买行为属于轻罪，导致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重视程度不足，执法不严。

“对办案人员和办案机关而言，包庇忽视一个轻刑案还是一个重刑案的后果截然不同，且办好一个重刑案也会对社会带来更大的正向激励。”肖胜方称，修订刑法将该罪的法定刑提高至“五年以上”甚至更高，不仅能推动基层工作人员与民众增进对拐卖犯罪的认识，也将促使基层办案人员执法从严。

值得关注的是，因现行刑法规定，收买行为最高刑不满五年的追诉时效必须在5年内，这意味着在“收买”行为发生五年后，“收买方”的行为将不再受到追诉，免予刑事处罚。

肖胜方指出，该规定也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对收买行为追责，甚至会让收买方知道自己不会被施以刑罚后产生继续收买的想法，进而滋生拐卖儿童犯罪。

他表示，忽视对“收买方”的惩治助长“需求市场”持续存在，只有减少“买方”需求，才能斩断拐卖的利益链条，进一步提高对收买行为的刑罚，不仅有助于将该罪纳入重罪范畴，促使司法机关更重视执法，同时也能延长该罪的追诉时效，更有利于打击犯罪。

刑期设置不平衡，拐卖妇女儿童刑期小于危害野生动物

肖胜方强调，在考虑司法实践之外，从立法上而言，目前刑法也存在刑期设置不平衡的问题。他表示，拐卖和收买都同样侵害人的人身自由与安全权，“两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一样的，并无孰轻孰重。但在现行刑法中，一个设置起刑点5年以上，一个最高为三年，存在很明显的不平衡。”

肖胜方称，修改现行刑法，一方面使拐卖和收买同罪同罚，让两个罪之间的刑罚更加均衡；另一方面也能严厉打击收买方，提高犯罪成本震慑犯罪。

他也提及，在此前针对拐卖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及刑法中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其最高可达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比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罪而言明显刑罚更重。

肖胜方称，尽管不宜做两者之间的比较，因两种罪名所保护的法益不同，但无疑每一种犯罪在设定刑罚时都会考虑对社会的危害性。“人不是工具和财产，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社会危害性显然大于危害珍贵、野生动物的社会危害性。”

肖胜方指出，从这一角度来考虑，目前刑法对收买的刑期设置也过低。他还强调，法律是指引公民的规范，社会公众对法律抱有期待，法律也需要在合理范畴内回应社会的期待。“然而现行刑法中这种刑罚不平衡的现象难以得到合理解释，也并不合乎公众对刑罚的认知。久而久之，将会消解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仰，最终使法律难以执行。”肖胜方说。

罪名表述掩盖拐卖中的故意伤害非法拘禁，建议调整

肖胜方还提出，按照现行刑法对拐卖罪状的表述，将“拐卖妇女儿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冠以“买卖”之名，是默认被拐人口为商品，传递不正确的价值，同时也不合刑法不许人口买卖的规定，更掩盖了拐卖中所可能导致的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等犯罪行为。

他指出，当“买卖”这类词汇一旦被使用来描述这些罪名、罪状时，会容易使社会大众产生买卖妇女、儿童行为具有一定“合法性”的错误理解，以为“收买者”支付“合理”价款后“买”到妇女儿童的行为与日常的买卖交易行为无太大差别，也容易让社会大众认为，只要存在交易，被拐人口就是买卖双方的所有物、附属品。

他还强调，也正是源于这种观念，尤其容易让收买者认为自己只要花钱，就可以任意占有、支配、处分被害妇女，进而诱发收买者对被害妇女的强奸、虐待、伤害、侮辱等行为，“更有甚者，还会对被害妇女、儿童被解救后失去‘家庭’的‘收买者’施以同情，美化犯罪。”

肖胜方认为，最关键的是，这种表述还掩盖了拐卖背后所掩盖的种种犯罪行为。“拐卖妇女、儿童类罪名中‘买卖’这层虚假面目一旦被揭开，不仅是‘收买者’身边的人，甚至可能连本人都会发现这是一项令人发指的重罪，背后隐藏的是‘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恶行。”肖胜方说。

他建议，应调整现行刑法中相关表述，去除“人口商品化”的错误思想，保护妇女儿童作为人所具有的人格尊严和基本权益。在修改时，可借鉴关国际公约或者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以“拐取妇女、儿童罪”、“收受被拐取的妇女、儿童罪”替代“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比如以‘拐取’替代‘拐卖’，‘收受’替代‘收买’，不仅能囊括我国现行刑法二百四十条、二百四十条一犯罪行为的所有罪状，同时也可以从罪名、罪状表述上除去将妇女、儿童“商品化”的倾向，更符合我国设立本罪的立法用意，也使刑事立法更为准确全面。”肖胜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