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性原则开题报告研究内容(开题报告中研究方法、步骤及措施范文)

周琳

下面，我们进入三百年前的重庆城，看看这个市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看看那个时候的重庆人是怎样面对他们的生活？

《大清律例》中相关律文及例文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美]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是像罗威廉说的那样是“城市精英”（elite），尤其是在比较早的时期，好多案子里都说，这个人在他的原籍混得不好，或者是犯了事儿，就跑到重庆来，不知怎么就当上了八省客长。所以八省组织大概只能说是集合了相当数量的商人，以处理商业事务为一部分责任，而且经验比较丰富的一个组织，本身并没有排它性的“商人”或“城市精英”的角色设定，

清代广东十三行商人

本次报告现场

最后对这项研究进行一个总结。

第一，就是清代重庆商业发展的阶段性。从我看到的材料来看，大致上乾隆至道光时期是它的生发期；咸丰中期到1891年重庆开埠，是它的成熟期；重庆开埠之后是它的困顿和衰歇期。1891年重庆开埠和清末新政是两个相当关键的节点。看起来这个市场越来越开放，政策也越来越励精图治、雄心勃勃，但是没成想全都帮了倒忙。

第二，是“以差（厘）驭商”的市场运行机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对牙行、八省客长、行帮的研究最后都发现了这个现象。这就说明，这是清代重庆市场最大的秘密之所在。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做法其实是《大清律例》明文规定不允许的，也就是说两百多年这个市场都是依赖一种违法的方式在运行！但是话又说回来，“以差（厘）驭商”并不见得完全是坏事，因为它至少把地方官府拉入了商业的游戏。否则，在行政经费不够、处理商业事务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地方官府是不会管商业的事情的。

但是这样一个游戏就需要谨慎地把握游戏规则。一方面，官府要学会自我约束，既要向工商业者伸手，但又不能超过他们的承受限度，而且市场的规模也要谨慎控制。市场规模太小，提供的利益驱动不够，很难把官府留在谈判桌上；市场规模太大，官府就会力不从心，乱了阵脚。

第三、官府是传统市场中“看得见的手”。至少从清代重庆的商业故事是可以看到，官府扮演着多重角色，它是市场的控制者、汲取者，也是市场的合作者，最终也是由他们来承受市场失败的结果。所以至少在这个故事当中，官府才是更加抢眼的主角，是理解清代重庆市场更重要的一把钥匙。所以我猜想，在研究传统中国任何地区的市场时，哪怕材料中官府的角色不太清晰，但研究者也应该充分地考虑“国家的在场”。

第四、我们这一代人的经济史研究。

于我个人而言，从事经济史研究有两重思维底色：一是早年接受的传统中国“停滞落后”的印象；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传统经济社会再评价”。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在这项研究进行的过程之中，我常常会感知到这两个部分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我看到的清代市场是相当有活力、蓬勃生长的。但是从一些微观的个案中，我又的确看到了诸多机制上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难道不是矛盾的吗？但直到最近两年，我才终于体会到，其实这两个方面整合起来可能就对了。如果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传统认识是“旧大陆”，对传统经济、社会的再评价是“新大陆”，那么把“新旧大陆”的资源整合起来，描绘一个各种因素和动力交互存在，既有成长又有阻滞的市场图景，难道不是更加符合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的自然状态吗？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这一代研究者与我们的老师辈相比，能带来一些知识增量的话，那或许就在于把“新旧大陆”的资源和洞见整合起来。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