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自2022年4月9日起施行，将解读以上问题。
“动物类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改了，说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经手国内多起鹦鹉案、涉枪案的律师、法学教授徐昕认为，对依靠大规模繁育并出售鹦鹉或其他动物的饲养者和购买者来说，将迎来新的一页。
对话鹦鹉案律师 新规出台是各方努力结果
深圳居民王鹏（江西九江人）因为出售饲养的鹦鹉，法院一审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王鹏有期徒刑5年。该案经媒体曝光后，引起广泛关注，家属聘请律师徐昕参与辩护。
2018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广东高院同时发布消息，核准判处鹦鹉案被告人王鹏有期徒刑2年。
2018年底，深圳鹦鹉案被深圳中院列为深圳法院改革开放40周年40起大案之一。2019年初，深圳鹦鹉案被《人民法院报》和最高人民法院评为“2018年十大刑事案件”之一。
4月8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对话律师徐昕。
记者：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会影响未来人工大量繁殖的野生动物售卖吗？
徐昕：“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涉案动物系人工繁育，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从宽处理：（1）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2）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已成规模，作为宠物买卖、运输的。
此条明确，人工繁育技术成熟的鹦鹉等动物，作为宠物，有关部门不再进行刑事打击。这将改变类似案件随意入刑的现状。
记者：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此次新规的出台？
徐昕：自2017年深圳鹦鹉案起，动物刑事案件引起全国关注，我们开始推动动物类案件司法解释的修改。新规出台，是五年以来无数公民、记者、律师、立法和司法高层共同努力的结果。
记者：怎样理解司法解释中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不再唯数量论，而以价值作为基本定罪量刑标准？
徐昕：不再唯数量论是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因为许多人工繁育种源的野生动物本身数量多，濒危程度低，价值也相对较低。以鹦鹉案为例，涉案鹦鹉数量动辄几十只，如果单按数量来定罪量刑，会直接导致轻罪重刑、罪责失衡的局面。不再唯数量论能更好的体现保护法益，维护刑罚体系平衡。
5年接到求助300起 为“群体辩护”
记者：以最近5年为例，人工繁育动物饲养者被当成刑事案件嫌疑人的事情，大案刑辩团队总共接到多少求助，选择了哪几个案例参与辩护？
徐昕：大案刑辩团队接到的动物类案件求助近5年至少有300起。因精力有限，很多案子我们确实无暇顾及。接手的动物案件，大多也推荐给别的律师去做。
以2021年为例，大案刑辩团队实际办理11起动物案件，包括南昌鹦鹉案、金华鹦鹉案、洛宁豹猫案、四川锦鸡案、德州龟案等。
我们实际办理的动物案件迄今为止实现了100%的有效辩护，其中三起无罪。
记者：繁育鹦鹉或者锦鸡等的当事人一般都不会有太多的钱，案件会持续很长时间。
徐昕：单看动物案件，辩护难度大小不一，辩护空间高低悬殊，当事人支付能力弱，有的律师往往不愿意办理。我们不是为了名利，不是为一个人，而是为一个群体辩护。每一起动物案件的努力，都惠及包括动物爱好者、动物养殖行业等在内的群体。
类案辩护为同行拓展了辩护空间。辩护词对社会公开，供同行参考，动物案件整体辩护水平也因此有所提升。
记者：团队接到并代理的第一起人工繁育动物案是哪一起呢？哪一个最难？
徐昕：接到的第一件人工繁育动物案和最难的都是深圳鹦鹉案。在此之前，几乎没有社会关注度。2017年4月，当事人王鹏的妻子联系我。作为大学老师、兼职律师，时间有限，我向来不轻易接案，但是此案中不仅涉及个案，还涉及数十万养鹦鹉的家庭和背后的繁育者，经过艰难辩护，最后为王鹏取得在当时法治环境下的最好结果。
如今的“司法解释”，是社会各界及司法高层共同推动的成果，也凝聚了我们坚持个案推动法治的努力。
记者：司法解释对养殖行业会有哪些影响？
徐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适用新的解释，如果符合条件，可以从宽或无罪处理。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