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苏州是江苏的省会城市(清朝的苏州是一个怎样的城市)

“第一地级市”由来已久

苏州古称“勾吴”，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商朝末年，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周文王祖父）有意传位给幼子季历（周文王父亲），长子泰伯、次子虞仲“让国”迁徙南方，“断发文身从其俗”，成为当地领袖。周朝建立后，泰伯、虞仲后人被封为吴国，公元前6世纪末，吴王阖闾为争霸大计，让名臣伍子胥扩建姑苏城，定为吴国首都，从此开启了这座江南历史文化名城、“东方威尼斯”漫长而辉煌的历史。

随着长江下游和东南的逐步开发，历史上“断发文身、好勇斗狠”的吴人改变了形象，成为世人心目中温文尔雅、知书懂礼的典范，曾被周人视作“化外蛮荒之地”的姑苏，也成为富甲天下的鱼米之乡。自隋代起，大运河流经苏州，使这里的农、渔、商、手工业同步发展起来，明太祖朱元璋称帝的同一年（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苏州府成立，从这一刻起，“第一地级市”已跃然而出（明清的府相当于现代地级市）。

明清两代，苏州府成为天下财赋贡献之最，商业、手工业、农桑渔业和文化、艺术等，都发展到很高水准，并通过商会、行会等组织，覆盖到全国乃至海外。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清朝分江南省为两个省，以原江南首府江宁府（今南京市）和次府苏州府的首字，命名靠东边的新省为“江苏省”，苏州府虽然不是江苏首府，却拥有全国各省“次府”中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江苏省的一省之长——巡抚长期在苏州、而非省会南京办公，主管一省行政的负责机构布政使司及其主官布政使，其它各省都只有一处一人，惟独面积并不大的江苏省有两处、两人，除设在省会的江宁布政使司、江宁布政使外，还有驻节苏州的苏州布政使司、苏州布政使。此外，清代专管皇家绸缎造办的“织造”，也同样分设江宁织造、苏州织造。清代基层民政、经济、财税、司法，统由州厅县主官负责，相当于地级市的府城，城内也要设“附郭县”管理这些行政事务，一般府只有一个附郭县，较大的府有两个，即便当时的首都北京，也只有宛平、大兴两个附郭县，江苏省会江宁府同样只有江宁、上元两个附郭县，但苏州府却拥有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三个附郭县（吴县、长洲、元和），足见其城市规模之庞大，工商业之繁华，和由此带来行政事务之繁琐，“第一地级市”名副其实。

由于明清经济以“内循环”为主，同时占据鱼米桑蚕之乡和耕读舟楫之利的苏州得天独厚，成为中国传统经济当之无愧的“天下之重”，苏州之繁华富庶，几百年间无与伦比，令人艳羡。

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五口通商”让中国经济的“单循环”变成“双循环”，欧美凭借工业化和全球贸易的巨大优势，不断冲击着依靠传统农耕渔桑、自然经济和行会模式的苏州经济，远东行业、金融和工业新星——上海的异军突起，则不断挤压着苏州的“江湖地位”。清咸丰十年，太平天国击破清朝江南大营，随后乘胜攻破苏州府，在这里建立了存在3年多的“苏福省”。虽然苏福省领袖、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竭力推行“仁政”，但太平天国对待城市、工商业和农村经济税赋的粗放政策，极大摧残了本已饱受“洋货”冲击的苏州经济、人文，战时、战后，苏州户口流失，疮痍满目，经济进一步萧条下去。

尽管苏州固有的底蕴仍支撑着这座古老江南名城，令其始终顽强地保持着极富特色的文化“门面”，其民族工商业、农副渔业也在艰难发展，苦苦支撑，“第一地级市”的辉煌，一度似乎已变得遥远。

“苏南模式”的不断升级

上世纪70年代，饱经沧桑的中国社会、经济开始萌发不安分的新生命力，拥有坚实基础和深厚底蕴的苏州，名为“社队经济”的新生事物，在旧的窠臼中如雨后春笋，悄然兴起，给当时一潭死水的中国地方经济、社会，带来了一丝可喜的亮色。这就是后来被津津乐道的“苏南模式”最初的版本。

此时“苏南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一方面努力适应既有的窠臼、规则，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确保计划经济、“粮棉为纲”的同时，努力发展“队为基础”的特色农副业、灵活多样的社队工商业，同时积极恢复和发展一度停滞的传统手工业。

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中国大地的活力，也让“苏南模式”注入新的特色和动力：随着经济模式和用人体制的进一步放开搞活，上海国营企事业单位技术、人才辐射周边的“礼拜天经济”风靡一时，苏州、尤其靠东靠南更邻近上海的苏州下属县市，成为“礼拜天经济”最大的受益者。“苏南模式”由此升级到“2.0版”，如今脍炙人口的苏州发展“两大引擎”之一——县域经济，即发达活跃的下属县区市经济，带动和推动整个地级市经济的发展，此时已具备轮廓。

和当时另一个改开“模板”，主张“小政府大社会”，通过放手“松绑”发展民营经济带动整个区域发展的“温州模式”迥异，从“社队经济”、“星期天经济”、“县域经济”一步步升级而来的“苏南模式”，更注重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协调和管理能力，县域经济的起步更多靠“小国营”、“大集体”，土地、人才、资金等发展要素，也更依赖于政府“看得见”和“看不见”两只手的扶持、规范和引导。这种模式在当时引发热烈争论，支持者称之为“更高效”、“真正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而质疑者则认为“‘婆婆’管得太宽”、“制约了民间的生产力和想象力”。

这可以称作“苏南模式”的“3.0版”，也是最早被称作“苏州模式”的“苏南模式”变种（不妨称作“苏州模式”的“1.0版”）。按照当时许多江苏地方“经济口”干部的评价，这种相对“大政府小社会”的“苏南模式”，让当时的苏州经济、社会发展更平稳，社会稳定和公平性得到更多保证，但在许多关键数据上，直到90年代前期仍处于不显山不露水的“慢热”档，相对不如当时某些“改开明星”耀眼夺目。

1990年11月，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始开发建设，两年后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几经调整后，在2002年形成虎丘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署办公的“二合一”机制，成为苏州市“内引外联”、尤其侧重“内引”的核心，和苏州西部的经济引擎。几经调整后，如今的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下辖4个街道办事处、3个镇，拥有科技城、浒墅关经济开发区、苏州西部生态城、苏州高新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物流中心等苏州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

1992年，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访华，选中苏州东郊建立中新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1994年，江苏省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将苏州市郊区娄葑乡和吴县跨塘镇、斜塘镇、唯亭镇、胜浦镇划出，于同年5月12日成立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模式，引入新加坡资本，发展外向型经济。此后在漫长的发展沿革中，苏州工业园区由单纯的中新合作变为广泛的对外合作，由新方占大头（持股比65%）变为中方唱主角（2001年1月1日起中方财团在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中持股比升为65%），并自2019年8月26日起被国务院纳入新设六个国家级自由贸易试验区之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该自贸区的苏州片区，昔日的江南水乡乡镇农村，如今已变为下辖4个街道办事处、4个社区工委的新兴都市、新兴商贸产业区域。

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苏州工业园区这一西一东两大引擎的建立、发展，完成了“苏南模式”最新版本——“4.0版”（或可称为“苏州模式”的“2.9版”）锻造：糅合“县域经济”和“大政府模式”特点，更侧重于“外引内联”和外向型经济，让苏州不仅在“内涵”上，而且真正在数据上迎来井喷式大爆发，并一跃称为全中国最耀眼的城市之星之一，焕发了“第一地级市”的第二春。

辉煌的苏州市

2021年1月19日苏州市《关于苏州市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显示，尽管遭遇新冠疫情及疫情应对措施的严峻影响，2020年苏州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人民币，达20170.45亿元，同比增长3.4%，在全国主要城市GDP总量中高居第六，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五个直辖市或计划单列市，是排名最高的地级市。如果单算地级市，苏州是唯一年GDP突破2万亿元的，是位列地级市第二（全国城市排名第14）的无锡（12370.48亿元）的1.6倍之多。

同期苏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303亿元，同比增长3.7%，固定资产投资5224.3亿元，同比增长6.6%；进出口总额3223.5亿美元，同比增长1%。

苏州经济的增长“健康度”持续保持较高水准，集中体现在工业生产增长稳定（2020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48万亿元，增长4.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计算增长6.0%，增速比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主导行业支撑明显，前六大行业实现产值22462亿元，增长6.6%，增幅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2.6个百分点），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全年完成工业投资1528亿元，增长27.4%；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29.2%，同比提升4.8个百分点。省市重大项目建设推进有力，33个省重大项目完成投资440.4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31.8%；370个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318亿元，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18%），外贸外资发展稳健（2020年全年外贸占全国全省份额保持稳定，全年出口1868.7亿美元，下降2.7%，进口1354.8亿美元，增长6.7%。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一般贸易进出口占全市外贸的比重达到37.8%，较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全年实际使用外资55.4亿美元，增长20%；新引进和形成的具有地区总部特征或共享功能的外资企业35个），先进制造业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等四大先导产业实现产值8718亿元，增长11.5%，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25.0%。实现高技术产业产值12680.9亿元，增长6.9%，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6.4%。生物医药产业成为增长亮点，16家企业入选首批全市生物医药产业潜力地标企业培育名单。新增省级智能工厂3家、智能车间59家，新增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7家，“苏州5G车联网城市级验证与应用”项目列入国家5G新基建项目），创新型企业加快培育（全年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4196家，占全省的32.0%，净增高新技术企业2720家，年末总量达到9772家，为全省第一。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12594家，增长113.4%，位居全省第一。完成省级民营科技企业备案3186家，累计有效企业10552家，增长48.9%。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17735.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达51%），创新载体加快建设（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获批江苏省实验室，昆山超算中心、纳米真空互联装置等10个平台项目入选省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项目库。与中国科学院签署新一轮五年合作协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强化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突破一批“卡脖子”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全年新型研发机构新建立项9个，累计66个。新增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家，新增苏州市自主品牌大企业和领军企业先进技术研究院13家），创新活力持续迸发（2020年末高维持年限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1370件，增长58.4%。全市PCT专利申请量达3300件，增长29.6%。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451亿元，增长20%。新增省“双创人才”129人，新引进外国人才2499人，年末全市各类人才总量310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28万人、高技能人才72.75万人），创新生态不断完善（全市财政性科技投入达219.6亿元，增长21%。落实重点科技创新政策减免企业所得税209.5亿元，增长13.4%。“科贷通”扩大政策惠及面，全年为1358家企业解决贷款52.68亿元。12家创业投资企业（团队、载体）获得省级认定资格，约占全省总数的1/3）。这些充分表明，“第一地级市”有着持续稳定增长的潜质和后劲。

在“外向型”这一引擎持续强劲的同时，“苏州模式”的另一台引擎“县域经济”也不甘人后：全国2020年共有千亿县38个，其中苏州独占四席（第一名昆山市，4250亿元；第三名张家港市，2710亿元；第五名常熟市，2360亿元；第十一名太仓市，1386亿元，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2021年4月数据），其中“中国第一县”昆山市，一个县的GDP2018年已超过宁夏全区，同年人均GDP（3.48万美元）超过韩国并逼近日本。县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充实了苏州经济发展的基座，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健康成长。

2021年上半年，苏州经济数据依旧闪亮：1-6月全市实现GDP1.07万亿元，同比增长14%；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04亿元，同比增长15.8%；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97万亿元，同比增长26.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863.4亿元，同比增长11.4%；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67.3亿元，同比增长28.1%；完成进出口总额1791.3亿美元，同比增长24.5%。

可以说，在不寻常的2021年，苏南经济依旧领先全国，而“第一地级市”苏州堪称一枝独秀。

并非没有隐忧

2020年8月，某权威媒体曾发表《苏南会不会掉队》的醒目文章质疑“苏南模式”，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举例，就是以苏州“经济总量从超越深圳到被反超7000亿”，来论证“苏南模式”和苏州发展的“可能掉队”。

这种论证显然有极大偏颇性和片面性：深圳是集举国之力从一座边陲县城平地拔起的超级都市，也是得到持续数十年政策、体制全方位“保驾护航”的国家级经济特区，是一座“特殊城市”，而苏州则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一座普通的省属地级市，将二者的历史简单从改开初的70年代末比到今天，只能起到“搅浑水”的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苏州模式”、不意味着“第一地级市”未来发展不存在隐忧。

——对“外向型”引擎依赖度畸高。

如前所述，苏州“从富到强”的关键节点，是东、西两个园区的落地和启动，而在此过程中外向型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则为苏州提供了最强劲的动力。2020年，苏州市外贸依存度高达113.9%，这在全球贸易战尚无了期、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持续发酵的今天，无疑对苏州经济、社会增长前景构成一定阴影和压力。

尽管从数据上看，2020年上半年，苏州累计实际使用外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有64个，合计超52.7亿美元，占总额比重67.4%；新增总投资超5000万美元项目（含增资）102个，注册外资81.6亿美元，占苏州全市引资增量的82.8%，这些数据仍然相当不错，符合苏州官方“逆势增长、量质齐升，连创历史新高”的十四字评价。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近期电力供应紧张（2021年1-6月苏州全社会发电量7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但从官方通报看，至少当时并未对可能出现的能源缺口及其对外向型经济的潜在影响，表现出足够的警醒）和国际海运瓶颈效应发作，已再次给这种过于“偏科”的经济架构提了个醒。

——城市自我定位存在“疑问手”。

近来苏州频频热烈讨论“沪苏同城化”概念，有重要人物强调“上海需要什么苏州就服务什么”，省、市两级有关方面也提出让苏州“跳出地级市行政理念的思维”，表示“苏州应按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定位来谋划”。

但苏州毕竟首先是江苏的苏州，苏南的苏州，是夹在上海、南京两个大型都市圈中的大型都市，是一座迥异于沪、宁定位的新兴工业制造业城市，既强调“国际化大都市”又强调“上海服务型城市”，这其间显然存在不小的定位反差，且如何平衡与杭州等“上海服务型城市”、与苏南其它城市间的关系，也是需要认真斟酌思考的。

此外，未来苏州产业发展方向，在“双循环”时代应如何扬长避短？究竟是继续将既有优势做大做强，利用自身外向型经济基础雄厚，35个工业门类齐全、制造业能力强、配套能力强、物流成本低的功能特点，走制造业“内外兼修”的道路，还是像某些前期、近期讨论、意见中所强调的，走“金融化”、“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新路，在当前城际、国际竞争激烈，资源有限，时间窗口迫在眉睫的情况下，需要抓紧时机作出必要取舍。

——县域经济竞争同质化，功能定位叠床架屋。

尤以排名“百强县”第一、第三的昆山、太仓最为突出，两大强县近期提出的规划存在一定“叠床架屋”的“电磁干扰”，加上“百强县”第二的无锡市代管张家港市也相距不远，百里之内“三足鼎立”，需要更多协调和功能兼容，以避免资源浪费和内耗。

——城市功能尚有缺憾。

苏州是既古老又年轻的都市，更是自吴王阖闾扩建苏州城后、主城区轮廓两千多年来几乎未作更改的、中外罕见的城市，有着丰富的文化积淀和令人羡慕的人文“磁性”，形成了待人亲切、彬彬有礼、重视生活、敝帚自珍的城市生活特色。

但过于鲜明的地域文化个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苏州对国际、国内人才的“归属感建设”，尽管苏州的建设从来离不开上至国内外精英、下至普通外来工人和服务业从业者的助力，但相对国内外其它新兴都市，“新苏州人”对苏州“家的感觉”，似乎仍然有提高的空间。

尽管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缺乏民航机场，南北两个高铁站相互配套感不足，轨道交通更多围绕“一东一西”两大开发区配套服务，对中心城区“关照”不够等“硬伤”，仍然困扰着新老苏州人，且许多“硬伤”囿于体制，非苏州一己之力所能解决。

——人才“自给率”尚有欠缺。

相对于周边各大城市，苏州高校数量少、规模小，人才“自给率”相对不足，“缺项”较多，这不仅难以满足都市功能巩固、发展的需要，也与“新兴大都市”的身份日益不相称。

未来可期

放眼未来，苏州市应充分发挥自身城市功能齐全、城市文化积淀深厚、产业链优势充分、制造业门类齐全的优势，在确保县域经济、外向型经济两大“主引擎”继续源源磅礴输出的同时，迅速落实未来城市发展方向定位，协调好与国家、省和毗邻兄弟城市间关系，多快好省地弥补城市功能和人才“自给率”等方面所存在的缺憾、短板，在“双循环”时代重新找回苏州历史上曾经拥有的、在国内市场中的强大占有率和品牌美誉度。

可以相信的是，只要充分认识自己、“做好自己”，苏州这座古老而年轻的都市，这座创造无数发展奇迹的“第一地级市”，前途无量，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