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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露在外面的壁画

4月中下旬,我来到了敦煌。谁会不想来敦煌呢?此时此刻的我,拉着行李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脚下的一家酒店安置下,直至晚上八点多,天还亮着,更像做梦一样。路边看到一队从景区出来的骆驼,欢快地小跑着,那股轻松劲儿跟下班后准备去下个小馆的我们并无两样——需要点“少酒薄乐”。

觥筹之间的历史起伏

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市东的悬泉置遗址,发现汉简2.3万件。其中一枚可看出汉字:“……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据敦煌研究院的王惠民博士讲述,这是一枚汉朝时期敦煌地区普通的竹简请柬,在传达完消息后就被扔进垃圾筐；垃圾筐被随意放置在了悬泉置西边的“垃圾总站”,直到近两千年后才被我们发现。“少酒薄乐”,可以想象写请柬的那位弟子已备好了美酒邀请老师去畅谈,可能有一番痛饮以及高谈阔论,落笔却抑制了情绪,恭恭敬敬、优雅翩翩。一枚汉简,一窥当时的风土人情。

一眼千年的莫高窟

好在洞窟是搬不走的。敦煌的洞窟艺术首推莫高窟,以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话,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出资开窟的营造者,也就是“供养人”。

按照出资情况分,窟可大致分三种:第一种为官窟,由当地高层官员营造,如285窟,从供养人画像中出现戴着高冠的形象便知其身份应为高级长官。第二种为家族营造窟,即家庙,是敦煌的豪门望族——有时会历经几代人延续完成整个窟的营造,如220号初唐翟家窟,就为翟家用时20年开凿营造并世代守护,因战乱不得不离开时,其子孙便绘了一层壁画作伪装,后经国内专家从相关经文考证出原画形象,外加假壁画裂出小缝露出一点原作,才进行了小心翼翼的剥离,露出当年这一家庙的完整容颜。第三种为社众窟,相当于一群人众筹营造,例如428窟,供养人形象出现(可以看出的)1189个人,是目前众筹人数最多的窟；又如44窟,能考证为唐代以前就开始营造,大体为人字披顶、中心立柱结构,涉及众人跨越几代,呈现出盛唐、中唐、宋代等多种风格。

是的,几乎每个窟都容纳了不同时代的风格,以至于每进入一个窟,就像进入了一个错乱时空。北魏开凿的窟型,画上了西夏时流行的千佛壁画；初唐的经变画和莲花纹,围绕着清朝的菩萨塑像；隋朝双层龛上的火焰纹灵动依旧,旁边便是来自五代那饱满圆润的女供养人画像的安静守护……“一眼千年”这个说法并不过分,简直精辟——目光所到之处,便是千年交错的艺术成就。窟看多了,也颇自信地在讲解员开口前判断:这塑像生硬、眼珠反光为琉璃,清代；红底绚丽夺目、人物形象奔放生动、千人千面,大约盛唐风格；浅蓝绿这类清新淡雅基底的,或为中唐吐蕃风格；塑像人身成S型,那么随意(甚至风情万种)站在佛祖旁边,像初唐的意思……很常见的,一个窟会经历数个朝代完成,于是便呈现不同绘画风格,因此莫高窟的壁画会被称作“半个中国美术史”。尤其是“宝藏窟”285窟,开凿于西魏,壁画全部为西魏原作(甬道部分为宋代补绘),内容中含佛教、道教、印度婆罗门教诸多形象,气象万千,透出蓬勃生动的美感。

了解了出资人与绘制时间,壁画内容是最被关注的。除了“千佛”形象,本生画和经变画是人们最为喜爱的,这两者通俗说来就是释迦牟尼佛前世的故事画和佛经中的场景画。

例如,257窟的《鹿王本生图》所描述的故事,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将其制作为了动画片《九色鹿》而被我们熟知,这个窟也最受小朋友参观者的喜爱。这鹿王便是佛祖的前世之一,这幅壁画有一个有趣的部分:在别处的《鹿王本生图》中,鹿王见国王时是跪卧姿态,而在莫高窟这幅中,鹿王是昂首挺胸站立着的。这一差别体现了窟匠对这一本生故事的情感带入,这样灵光一闪或者“蓄谋已久”的小细节发生在许多壁画中,例如因过于活泼而无法被塑造于前台、只能成为“人肉背景”的舞姿菩萨,例如不同于身缠飘带只露出浑圆小腹的同事们、藏于壁画一角的裸身飞天。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维摩诘经变画那么受欢迎了。《维摩诘经变》是莫高窟中占比较大的经变图主题,接近30壁。维摩诘是一位让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们和诸多菩萨们感到头疼的辩才居士,他不得不通过装病而迫使释迦牟尼佛派人去看望,从而开展一番辩论。《问疾》这一幕就为窟匠们喜爱,他们画出了维摩诘身子装病却精神抖擞的样子,画出了去看望他的文殊菩萨及其身边弟子们的丰富表情:思索状、迷惑状、漏听了回头打听状,堪称表情包大全。

画匠们通过对人物表情、面孔的塑造,与未来千年的我们达成了心灵纽带。例如为了给菩萨面容增加立体感的浅色高光、深色修容手法,跟现代女孩子们的高光粉、修容棒用法完全吻合。只是不少画师流行在颜料中加入铅丹,导致时间一久壁画氧化,高光的部分变黑,修容的部分更黑,再与原本的细线轮框连在一起,人物的面容乌黑一片不说,还多了几个黑圈圈。我们为之感叹、赞叹,这是用心良苦、一片虔诚,也是近两千年的时尚流转、生生不息。

古代画匠在日光无法到达的地方作画,是借助油灯进行的。尤其是绘制精髓所在的藻井时,经考证,是整个人横悬在顶部,嘴里咬着油灯,手里拿着画笔和调色碗一点点绘就。可以想象,在黑暗中长期作画导致眼部受损,不少画匠在完成一个大窟后,眼睛几近失明。如今我们看到的,是完整而宏大与名家之作无二的初唐青绿山水画,是身着波斯连珠纹半透明阔腿裤的菩萨,是盛唐的飞天让丝带飘逸轻巧地穿过亭台楼阁,是修行人在弥勒的帮助下开悟了发出会心一笑……画匠们将自己对佛教的崇敬和理解融入了笔中,是信仰让这些壁画在千年之后仍旧大放光彩。虽然许多专家认定,敦煌画匠们高超的技艺并不逊色于同年代的宫廷画匠,但他们都没能留下姓名。

莫高精神守护敦煌

如今能为开窟匠、塑匠和画匠们做的,便是让莫高窟、榆林窟等敦煌洞窟艺术得到最为妥善的修护、保存和弘扬。这就要说一下“数字敦煌”了。把敦煌的石窟艺术数字化,并不比当年开窟营造轻松,大小洞窟用时不同,短则3-5个月,长了7-8个月。例如158窟,将其数字化一共拍摄了3万多张高清照片。目前被成功完整数字化、出现在球幕影院中的7个洞窟,花了足足3年时间。

而在这些摄像技术之前,要将洞窟内容“搬出来”展示给全世界,靠的是临摹。20世纪40年代起,我国开始临摹壁画。其中复杂的需要四五年时间才能完成。1936年,在法国留学的常书鸿先生在博物馆看到了莫高窟展品时震惊了,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回国去守护敦煌。1944年,他促成了现在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并担任了第一任院长,当时员工仅十余人,敦煌石窟的清理、调查、保护、临摹等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常书鸿带领大家白天借着日光去洞窟临摹,夜晚依旧是点着灯临摹或者伏案考古、研究,过的是苦行僧一样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常书鸿视莫高窟为“家”,而他被视为“敦煌守护神”。

想起张先堂副院长在为我们讲解“供养人”主题时提到,如果按照供养活动来说,开窟、佛教造像、抄经、布施僧人等对“佛法僧”产生此类行为的,都是“供养人”；时至今日,这些守护、传扬着敦煌石窟的人们,沿袭着莫高精神的人们,也都是“供养人”。曾经喝水靠接雨的苦日子过去了,如今的科研环境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但考古、数字化等各项工作却容不得半点停歇——莫高窟景区竖有一块展示墙,上面是一张张的洞窟百年对比照。不难发现,壁画正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损毁着、消失着——莫高窟现存735个洞窟,不少洞窟常年无法被参观展览。

但不得不说,看图片与亲身立于洞窟之中,后者有着无法比拟的空间感和历史感。看在冷光手电照射下一点点出现的壁画,残缺的菩萨向下俯视着你,那些衣着华丽、面容模糊的女供养人立于身边,让你暂时忘却书中所讲,只想单纯沉浸于艺术氛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