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汉画像上的纺车
印度人发明的脚踏织布机
哈格里夫斯多轴纺纱机
阿克赖特水力纺纱机
卡特赖特机械织布机
1851年辛格缝纫机（左）与1970年代缝纫机（右）
印度梳棉弓（左）、梳棉机（中）、捻锤（右）
毛驴驮货物、毛驴耕地
石磨（左）与石碾（右）
陕北的橘槔（左）与古埃及的橘槔（右）
纽科门蒸汽机
柴油机（左）与手扶拖拉机（右）
电动碾米（左）与被淘汰的石碾（右）
我的第一辆小轿车
村里停的小轿车
煤油灯（左）与公窑才有的罩子灯（右）
村里通电了
第一台计算机ENIAC（1945）
蜡纸油印机（左）与中文打字机（右）
我的第一篇激光打印文章（1988）
手摇电话机（左）与转盘拨号电话机（右）
我第一次安装家用电话是留学回国的1994年，也就是贝尔发明电话118年后。当时安装电话要先申请，缴纳5000元的初装费后，再排队等候。后来初装费取消了，但我早已缴过了。1999年，我开始使用移动电话，家里的固定电话就很少用了。
但很长时间，我还是没有办法和老家的父母通电话，直到老家农村也可以安装电话为止。我最后一次收到姐姐写的家信是2000年。
2006年之后，老家农村也有移动电话信号了。我给父母买了一部手机，母亲高兴得不得了， 可惜她的信息时代来得太迟了。2008年母亲下葬的时候，我把她心爱的手机放在她身边，希望她在九泉之下也能听到儿子的声音。
自从用上iPhone智能手机，短期出差我不再带笔记本电脑，也不带相机了。有了智能手机，我与父亲不仅可以通话，还可以用微信视频。父亲现在住在榆林城里，春节时能与村里的乡亲们手机拜年，他很开心。
2017年8月，我带几位朋友去了一趟我们村。朋友们有心，给村里每户人家带了一条烟、一瓶酒。我正发愁如何通知大家来领，村长告诉我，他可以在微信群里通知一下。傍晚时分，乡亲们果真都来了，烟和酒一件不剩领走了。回想起我在农村时，村支书需要用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大喊大叫很久，才能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真是今非昔比。
结束语
我祖父于1943年去世，当时只有三十岁，父亲刚刚12岁。祖父出生的时候（1913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绝大部分新技术和新产品都已发明出来并投入商业化使用，他去世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尾声，但他连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没有经历。他短暂的一生中吃的、穿的、用的与他的祖父时代没有什么区别。
父亲比祖父幸运，他和我一起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他下半辈子吃的、穿的、用的与祖父在世时大不相同，也与他自己的前半辈子有很大不同。他坐过火车、飞机、汽车，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也许正在看着电视、用着手机。
我比父亲更幸运，因为每次工业革命我都比他早几年经历。我坐火车比他早，坐飞机比他早，坐汽车比他早，看电视比他早，用手机比他早。我还会上网购物，他不会。
我的幸运是托中国市场化改革开放的福。正是改革开放，使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有机会享受到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发明和创造，即便我自己并没有对这些发明和创造做出任何贡献。这或许就是经济学家讲的创新的“外溢效应”吧！生活在世界经济共同体，真是一件好事。
据说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美国的引领下开始了。如果中国晚四十年改革开放，我就得从后半生开始，和我儿子一起同时经历四次工业革命。如果那样，我敢肯定，未来4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会比过去40年的实际增长率还要高，更让世界瞩目。但我还是庆幸，历史没有这样进行。
作为经济学家，在享受三次工业革命成果的同时，我还是期待着我们的国家，能在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做出原创性的技术贡献，而不再只是一个搭便车者。我知道，九泉之下的杨小凯先生会立马警告说，这要看中国能否走出“后发劣势”陷阱。
（本文写于2017年12月9日, 修改于12月30日。全文将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18年1月8日观察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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